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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就这件事指责他不支持中央文革的工作，“只搞生产，不搞‘文化大革命’”时，周恩来表示：不搞生产，不搞建设，人民吃什么用什么？靠什么搞革命？后来他与辽宁协商，派军队对鞍钢实行了军管。
对这类事情，林彪、江青一伙感到很恼火，他们攻击周恩来搞“折衷主义”，是“救火队长”，“和稀泥”，但又无可奈何。
还有一种形式，就是周恩来坚持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决不退让的前提下作若干必要的妥协和让步。
1974年10月14日，毛泽东正式提出，建议邓小平作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江青反革命集团为了篡党夺权，千方百计要排除邓小平。他们在政治局会议上围攻邓小平，遭到邓小平批驳，于是就派王洪文到长沙向毛泽东诬告周恩来、邓小平。周恩来得知后，通过一些同志将情况反映给毛泽东，说明江青等人要整邓小平。毛泽东听后说：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总理负责，并且赞扬了邓小平，提议他当第一副总理、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这样，挫败了江青一伙的阴谋。在四届人大的筹备过程中，江青、张春桥等竭力要将他们的亲信安排在教育、文化、体委三个部委的领导岗位上，周恩来与邓小平、李先念等交换意见，认为教育部关系重大，不能让步，以周荣鑫掌管为宜，而文化部、体委可作让步。这种既坚持原则而又作必要让步的策略，取得了毛泽东的支持。
周恩来有时在自己的正确主张被否定以后，还采取迂回曲折的办法继续自己的努力。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领导了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并在实际工作中落实党的经济政策、干部政策。1972年9月，周恩来抽出时间，数次约人谈两报一刊国庆社论的内容，他提议将批判极左思潮的内容写入社论，以期推动全国批判极左思潮的深入开展。社论起草人根据周恩来的意见，两次写进批判极左思潮的内容，都被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姚文元勾掉了。周恩来并没有因此放弃自己的努力。公开发表的社论尽管未能写入批判极左思潮的字句，但却针对极左思潮对各个领域的危害，从正面提出了要“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继续落实毛主席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经济政策等无产阶级政策”，“要提倡又红又专，在无产阶级政治下，为革命学业务、文化和技术”，起到了积极作用。
1972年底，毛泽东约周恩来等谈话，表示：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并说林彪问题不是极“左”而是极右。这样，对极左思潮批不下去了。但尽管如此，周恩来在实际工作中仍然就一个个具体问题尽力纠正“文化大革命”中的“左”倾错误。
在“文化大革命”的惊涛骇浪中，周恩来还常常以沉默表示自己的抗争，在忍辱负重的周旋中，等待历史的转机。
当时，周恩来的一进一退，都关系到党和国家安危的大局，如果头脑稍不冷静，言行稍有不慎，不仅于大局无补，而且会给早在一旁虎视眈眈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以打倒他的口实，从而给已经处于危难之中的党和国家造成更大的不幸。周恩来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因此，他除了在一些重大事件上与林、江集团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外，许多时候则是以沉默的方式表示自己无言的抗争。他忍辱负重，顽强地坚守着自己的岗位，与林、江集团进行苦苦的周旋，决不给他们以可乘之机。对于这一点，许多同志甚至老战友都不理解。谭震林曾在反击江青的一封信中不解地表示：“总理，已被他们整得够呛了，总理胸襟宽，想得开，忍下去，等候等候，等到何时？”对于同志的不解，周恩来不做任何解释，而是一如既往地向着自己认定的目标顽强地走下去。他坚信人民和历史最终是会理解自己的。他曾经说过：“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只有八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事实证明，正是他这八个字，为党最终结束“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创造了有利条件，换来了党的事业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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