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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6月5日，QE2号停靠在南安普敦港口门撒国际的史蒂夫·奥德尔前来迎接。他是他们在此逗留期间的导游。他们参观了许多著名的景点：去了斯通亨格，乘车游览了考茨沃兹，在牛津小住了几天，并随一个旅游团游览了伦敦。阿西莫夫在查林克罗斯路的福尔斯书店举办了一个签名售书仪式。在仪式上，阿西莫夫在英国平装书的出版商黑豹出版社的代表，向他透露了一个消息，说阿西莫夫作品的销售量远远超过了他们所出版的任何一种书。在伯明翰，阿西莫夫发表了一次与门撒国际组织有关的演讲，阿瑟·克拉克在演说开始前替他做了介绍。
有一段时间，阿西莫夫私下里曾怀疑过智商理论的价值，但门撒国际这个组织对他很友好，尤其在英国时给了他很多关照。
艾萨克一直都未意识到自己是个亲英分子，但这次旅行让他觉得如果自己生来是个英国人，那该有多么惬意啊。他一直喜欢住在城市，热爱在纽约那种紧张、热闹的生活，但实际上，欧洲较缓慢的生活节奏同样令他感到舒适。艾萨克与珍尼特都是历史迷，在未曾亲自游历旧世界前，艾萨克就曾研究并撰写过有关欧洲历史的著作，而珍尼特则煞费苦心地收集与欧洲历史有关的资料。对两人而言，英国都蕴藏着众多给人以启示的东西，当离别之际到来时，他们真希望此次旅行能安排得长一些。
就在这次旅行中，阿西莫夫首次对人文主义产生了兴趣。这种思想流派将人类文化与成就放在哲理思考的第一位，完全摒弃了宗教式迷信的观点。
人文主义的第一个观点听起来似乎有点像坎贝尔式的理想者或超人，但事实并非如此。人文主义并不认为人类优越于其他形式的生命或宇宙中可能存在的其他种族，但它极为强调人的思想与创造力。它摒弃任何以为人类是由某位不明之神创造的观点，认为人类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阿西莫夫对人文主义抱有严肃的态度。他经常发表与其相关的演说并写文章甚至整本书来探讨。晚年时，他成了美国人文主义协会的主席，担任此职务一直到他去世。
自然，阿西莫夫的所有作品都受到其政治与哲学观点的影响。尽管随着岁月的流逝，他对事物的看法有了微妙的变化，但在一生中，他的社会、政治与哲学观点的主体始终是连贯的、一致的。
阿西莫夫深信，教育与知识是最重要的，并坚信把持政权者的无知是世界产生种种问题的根本原因。如他的许多朋友和同事一样，他为许多人对科学的无知感到悲哀与震惊。他认为，对于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来说，这种无知就更骇人听闻了。阿西莫夫天生是个教师，在他以施教为乐的背后，隐藏着他的渴望，即将他认为是最重要的东西讲授给听讲者。
在阿西莫夫的演说及众多非小说类作品中，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就是：他认为这个世界人口已经过剩，这种倾向继续与否将是影响未来的关键，关系到未来世界是充满了灾难与饥荒，还是能够健康发展，使其居民享有安稳舒适的生活。在他的小说中，他也强调了这一主题。《钢之洞》描绘了地球大都市的恶梦及由于人口过剩、食物短缺而造成的必须由计算机来控制的管制局面。在此书中，阿西莫夫认为人口过剩、食物短缺几乎是未来不可避免的一个特征。
阿西莫夫引起人们警觉的能力是有限的，但作为世界最著名、最成功的科普作家，他尽心尽力地发挥着自己的作用。通过在美国人文主义协会的工作，通过他的作品及他在电视、广播讲座中频繁露面的机会，他不断探讨、分析有关未来世界的重要问题，并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能方案。他以此方式加入了由爱因斯坦、伯纳德·罗素等伟人开创的事业。他有着与他们共同的理想，主张建立一个世界政府，实行全球裁军，运用科学来解决社会的种种问题，并防止新问题的出现。
虽然阿西莫夫并未公开卷入政治，但他是个安坐于扶手椅中的激进的民主党人。在所有的政治家中，他对尼克松最为痛恨，甚至宣称如果魔鬼撒旦成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参加竞选，他宁可投撒旦的票也不会支持尼克松。水门事件爆发前几年，阿西莫夫对尼克松就已有疑问，事发后，更是幸灾乐祸，认为这是尼克松罪有应得。
尽管他未曾支持哪个政党，但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看，阿西莫夫还是讲政治的。他参加过旨在揭示人口过剩问题的“非双亲日”游行。当田纳西州的原教旨主义团体试图在公立学校废止进化论的教育时，他也参加了为此进行的多场战斗。他认为，不论是在何处，也不管采取何种方式，打败无知都应是自己的责任。
1974年秋天，回到纽约后不久，阿西莫夫夫妇开始考虑搬出珍尼特的公寓。
珍尼特看中了西六十六街上的一套住宅。这是个理想的居所，位于一座33层大厦的顶楼，是纽约最封闭的住宅区之一。房屋宽敞、宁静，靠近博物馆，还能俯瞰中央公园的美丽景色。
一位出版商曾介绍说，80年代末，他到同一街区去看一套现代得多的公寓住宅，带他参观的房产商指着街对面比他们低许多层的一间顶楼房屋说：“那是阿西莫夫夫妇的家。”这位出版商目瞪口呆地回答道：“哦，我以为是一个室内足球场呢。”
艾萨克对搬迁并非很热心，但承认这是必须进行的。珍尼特希望能有个大点儿的家，而且楼上新搬来的住户喧闹异常。艾萨克每天仍去克伦威尔，但那个地方也出现了变化，业主正将它改建为一座住宅楼，原很宁静的酒店里施工噪音不绝于耳，也令人很烦躁。
直到第二年春，他们才安排好了种种搬迁事宜，那时阿西莫夫正在写一篇新的科幻故事，这就是他最著名的《活了二百岁的人》。这部作品于搬迁前夜在克伦威尔封笔，这也是他在这家酒店完成的最后一部作品。随后，他废弃了这个办公室，将他心爱的书房及价值无限的手搞搬到了新家。
阿西莫夫很快适应了新环境。这是他一生中的最后一次搬家，他在那里生活、工作，直到他去世，前后近20年时间，这是他在一个地方住过最长的时期。
70年代中，阿西莫夫已是世界科学名人了。他在宴会与科学会议上发表演说的酬金达到了很高标准，并经常应邀上电视。自从1957年第一次在有线电视节目上露面以来，到了六七十年代，几乎每个月，这位“好医生”都要上电视谈谈科学新动向。1974年，他甚至被载人《大英百科全书》，阿西莫夫，艾萨克的名字和科幻小说界的其他伟人，如亨纳恩和克拉克等，一块儿被列在了“科幻小说”这一条目之下。
阿西莫夫还引起了好莱坞的关注。他的许多小说，包括《钢之洞》、《赤裸的太阳》和《我是机器人》等的电影版权都被好莱坞购走，但始终未被拍成电影。其中《我是机器人》这部作品差点儿上了银幕。
1977年，好莱坞制片人约翰·曼特利、爱德华·刘易斯和麦尔德雷德·刘易斯开始行动起来。他们购买了这部机器人小说集的电影版权，并请哈兰·艾利森改编成电影剧本。这次购买行动是在《遭遇第三类》与《星球大战》引起全球轰动没多久进行的。当时，这两部电影使科幻小说风靡了全世界。这部电影的预算是3亿美元。艾利森写出了长达200万字的剧本，但拍摄计划却很快因艾利森和制片人意见不统一而告吹。艾利森不喜欢新近泛滥成灾的《星球大战》式的科幻电影，而好莱坞需要的则是更多类似的影片，而不是艾利森改编后的那种很前卫的剧本。阿西莫夫本人很欣赏由艾利森改编后的剧本《我是机器人》。与其产生拍摄念头一样，好莱坞以同样迅疾的速度取消了计划。
除那次应邀将《神奇的旅程》改编为小说的不快经历外，阿西莫夫从未与好莱坞打过交道，其主要原因在于他顽固地拒绝旅行。但在那时，凡是初涉科幻小说领域的人都会想到艾萨克·阿西莫夫。从他的作品在世界各地的畅销程度来看，他是位非常引人注目的作家。
不仅如此，阿西莫夫还积极推动科学知识的普及，参加社会与政治问题辩论，频繁地在电视和报纸上亮相，并享有高产作家的美誉。他经常接受邀请，为科幻片的拍摄做顾问；但因不愿动驾前往加利福尼亚并从未考虑过要搬到那住一段时间，他的参与最多不过是与制片人草草聊上几句。
《星际艰旅》的制片人吉恩·罗登伯利在60年代初与阿西莫夫成了朋友。他在拍摄科幻系列片时，经常向阿西莫夫请教。罗登伯利经常与影片的摄制人员发生争执。这些人对科学一窍不通，但却常常对他剧本中的一些科学观念的可行性提出质疑。每逢此时，罗登伯利便给他这位著名购朋友打电话求援。当那些被他视为伙计的人都敢怀疑他的想法时，不难想象罗登伯利所感受到的愤怒与挫折的程度。阿西莫夫是他行之有效的秘密武器，并且总是让他旗开得胜。
阿西莫夫非常喜欢《星际艰旅》，并在70年代参加了许多这部影片的影迷聚会。这些“旅行者聚会”在当时曾风靡一时，阿西莫夫偶尔也以星际发言人的身份出现，为怪异的“旅行者”们做些表演，有时参加聚会的人数竟高达数万。
伍迪·艾伦可能是第一位来找阿西莫夫的电影制片人。在其影片《沉睡者》尚处于计划阶段时，有一次，艾伦邀请阿西莫夫共进午餐，希望能检验一下剧本中的科学问题，以保证其想法的可行性。阿西莫夫让他尽管放心。两人聊了有一个小时，这是阿西莫夫最后一次见到艾伦。事后，他连封感谢信也没收到。
与此类似，保尔·麦卡特尼也来找过阿西莫夫。两人在纽约见了面。麦卡特尼说明了他正在构思的一部电影的创意，讲的是一群外星人假扮成一个著名流行乐队的故事。他问阿西莫夫是否能简单起草一个剧本。阿西莫夫同意了。期限未到，阿西莫夫就早早交了稿，但被退了回来。此次阿西莫夫的劳动成果得到相应的回报，但也是他最后一次听说这部电影的拍摄计划。
阿西莫夫与电影界最密切的一次接触是在1975年，史蒂芬·斯庇尔伯格请他出任其新作《遭遇第三类》的技术顾问。两人初次在纽约见面时便一见如故。尽管阿西莫夫认为这部片子不错，但他还是谢绝了斯庇尔伯格的邀请。
一些人对阿西莫夫对电影界的态度感到惊讶，但从现在看来，这并没有什么奇怪的。毕竟，他在将《神奇的旅程》改编为小说时曾经历过重大的挫折。阿西莫夫从不善于与人共事，在其事业中也极少与人合作。更重要的是，他根本没必要卷入电影界。
70年代中，阿西莫夫已是拥有数百万资产的富翁了，无意再因到处奔波或因往返于纽约与加利福尼亚之间而打乱自己的生活。他并不需要钱，而且在科幻小说界已享有极高的声望，卷入电影界根本不会使他的名声再提高到哪里去。另外，他也不觉得在电影圈内工作有什么乐趣。
他曾宣称：“我讨厌好莱坞，总是想方设法躲它远点。”①在别的场合，他也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