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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年前，阿西莫夫认识了坎贝尔。尽管近15年来，他卖给坎贝尔的故事没多少，但他知道，他欠这位《惊奇》杂志编辑的实在太多了。要不是在年轻时曾得到坎贝尔的指导和启迪，也许他不会如此顺利地取得文学上的巨大成功，并获得丰厚的经济收益。
坎贝尔去世后不到6个月，阿西莫夫的生活又出现了一次危机。1972年1月，在一次例行体检中，他被发现患有甲状腺癌，必须马上动手术。
这是他活到52岁以来，第一次想到自己有可能英年早逝。他并不怕死，却极其奇怪地害怕他所认为的死后的难堪，他担心人们会嘲笑他只活了52岁，以为他是个病秧子。
手术非常成功（尽管他在开第一刀时给大夫背了一首关于他喉咙被割开的打油诗，令大夫紧张万分）。不到三个星期，他就出了院，又回到了打字机旁边。主刀大夫曾嘱咐他好好休息，但艾萨克就是艾萨克，他抗拒不了自己生命中两项最大的诱惑——写作和做爱。出院后第四天，他就回到了设在克伦威尔酒店的办公室。如果不是受到珍尼特的“人身束缚”，他可能回去得还要早。
艾萨克并不认为手术后做爱会危及健康。他开玩笑地告诉大夫，做爱没有给他带来任何不适。大夫却不理睬他这一套，甚至发了脾气。艾萨克这才答应老实点。
尽管艾萨克经常用开玩笑或讲滑稽故事的方式排遣焦虑（甚至于在做危险手术过程中），但他确实曾病得不轻。如果甲状腺继续肿大，他很可能会有生命危险。手术进行的也不是时候，正赶上他与杰特鲁德围绕离婚问题而闹得不可开交。艾萨克声称，双方应该好合好散，他最不希望的就是与已分居的妻子展开拉锯战。
几乎在艾萨克从西纽顿家中搬出的同时，两人便开始办离婚了。初始时一切看起来都还很顺利。艾萨克提出给杰特鲁德一笔钱，杰特鲁德与其律师都认为是合理的。但没过多久，不知何故，杰特鲁德突然认为原先给的钱数不够，并解雇了原来的律师，重又雇请了另一位，更加咄咄逼人。当这位律师冻结了艾萨克从豪顿·米弗林应得的收入以待裁决时，事情变得很棘手了。
艾萨克不服裁决，最终使得法庭改判。他并不是非要钱不可，但出于原则，他重新向法院起诉。他一向辩称自己应该得到家中大部分财产，因为钱是他挣的。杰特鲁德则称在他写书时，是她一直在维持着这个家并抚养两个孩子长大成人，因此完全有权要求分得一半家产。可阿西莫夫似乎不认为杰特鲁德的要求是合理的。
战争继续进行着。在艾萨克的经济与法律文件细节作为证据公开后，新闻界获得了他的个人档案。一家波士顿报纸披露，艾萨克每年能赚20多万美元。“只不过是”一个科幻小说作家，竟有如此惊人的收入，媒体将这一事实炒得沸沸扬扬，甚至还成了马萨诸塞州电台广播的一条新闻。
为办离婚手续，艾萨克不得不经常返回波士顿，不仅耽误了工作，也打乱了生活秩序。这对他的事业很不利。令他痛恨的是，与杰特鲁德没完没了的争吵使他无法保持惊人的创作量。但艾萨克喜欢战斗，为了原则，他可以不惜一切代价，战斗到底。在这方面，他似乎有着非常奇怪的道德准则，并不认为欺骗妻子是不道德的；但如果在商店里别人多找了他一分钱，他会马上还回去。
艾萨克称，自己根本没有通奸行为。这只是因为杰特鲁德没找到证据。她的律师无疑是想通过指控艾萨克有通奸行为，使案子对她更有利，从而得到更多的财产。但艾萨克一定已把事情办得滴水不漏，以至于对方根本无法指控他。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杰特鲁德不愿意相信自己的丈夫在分居前就已背叛了她，因此拒绝深究这一点。
在绵延数月的辩论、要求与反要求中，杰特鲁德的律师玩着小孩子式的把戏。他们所喜爱的消遣是，要求开庭审理，这样艾萨克就必须到庭参加；然而在最后一刻，他们又取消了开庭，艾萨克等于往返白跑了500多英里的路程。这种把戏玩得太多了，以至于审判终于在1973年11月16日举行时，艾萨克毫无准备而有点吃惊。那一天，终于达成了协议，艾萨克与杰特鲁德正式离婚。
艾萨克极力颂扬自己离婚时的慷慨之举。他公开声称，他想多给杰特鲁德点财产，以至于连他的律师都认为如果那样就给得太多了；而且，他甚至让他的律师不要再为削减赡养费争论不休了。他说，他没有听取自己律师的意见，而是坚持要求杰特鲁德接受自己最初提出的非常慷慨的建议。
所有这些，听着实在不像是他说的话，完全不可信。实际上，他的这番声明与他好友们回忆起的夫妇俩之间的争吵恰恰相反。最有说服力的是，据艾萨克自己透露，离婚的法律费用就花掉了他5万美元。如果从一开始他就能如此宽容大方地坚持给杰特鲁德一笔多于她所应得的钱，那这笔诉讼费确实是大得可笑了。
在长达3年半的离婚大战中，艾萨克与他的新伴侣必须面对的还不仅仅是法律和经济上的争执所带来的痛苦。艾萨克刚做完甲状腺手术不久，珍尼特便发现自己的左边乳房得了乳腺癌。1972年7月，她被送进医院做了探测手术，医生发现了肿块，为她做了乳房切除。
从手术中醒来后，这个消息令她万念俱灰。艾萨克坚持陪在她身边，并称自己必须是她看到的第一个人。这是珍尼特经历过的最痛苦的事情了。她自然认定，这种毁形意味着艾萨克将离开她，投向别的更年轻、更健康的女人。
艾萨克安慰她，说她简直是在说傻话，他决不会做出这种事的，还说他爱她至深，只要他一脱身就马上娶她；但他的话并没起什么作用。当他意识到这一点时，他想到了自己著名的幽默感。他声称，如果她是个歌舞女郎，如此悲伤是可以理解的，切掉一只乳房可能意味着她将失去平衡，从而影响她的事业，但事实却是她不是歌舞女郎，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这个幽默起了作用。几天来，珍尼特第一次露出了笑容，并慢慢开始习惯了这种情形。
两人共同度过了手术的难关，并一起克服了随之而来的心理与生理的痛苦，这无疑使他们更加亲近，对彼此的感情更有信心。然而，这并不是与离婚同时进行的最后一场感情战。
1973年6月，珍尼特又一次患了重病，这次是蛛网膜下出血——一种以脑外膜为中心的内出血。
出血的那天，艾萨克正在波士顿。下午他给珍尼特打电话时，觉得她说话有点含糊不清，颠三倒四；但她让他放心，说只是没睡好觉有点累了。艾萨克信以为真，也就没多想。直到珍厄特的一位患者在电话中发现她已完全语无伦次时，警钟才响了起来。这位患者设法从珍尼特口中问出了她的医生名字，开始打电话求援。珍尼特马上被送往医院。艾萨克也随即接到了消息。他很快就赶回纽约来陪她。
当时还不能确定珍尼特是否需要做脑手术，但最终医生决定不做。她在医院里住了近三个星期，进行各类检查。直到第六个星期，她才觉得好些。
然而，这次事件仍不是灾难的终结。8月，珍尼特出事后的两个月，艾萨克的母亲安娜·瑞琪尔去世了。当时，马上就是她的78岁生日，且几乎刚好距她丈夫去世四周年。
瑞琪尔一直没能从失去朱达的悲伤中走出来，甚至还希望自己能早点死。尽管艾萨克为失去了母亲深感悲痛，但终究不像1969年父亲的去世对他的影响那么大。艾萨克知道，死对母亲来说，其实是种解脱。
从许多方面来看，这都是艾萨克一生中最黯淡的一年。似乎是为了使这一年有个圆满的结局，1973年11月，又发生了不幸之事。就在离婚将最后判决，即艾萨克与杰特鲁德婚姻将要结束的前几天，罗宾得了重病。
1973年夏，罗宾去了佛蒙特的温德汉姆大学，在那里过得很愉快。10月底她以为自己患了重感冒，随着病情越来越重，她住进了校医院，检查结果发现她的白血球数很低。杰德鲁德赶到学校，把罗宾带回到波士顿，并去儿童医院做了诊断检查。白血球数很低的说法自然使艾萨克以为他的女儿患了血癌，但经过全面检查，医生排除了这个可能性。罗宾服了大量的青霉素，在医院住了几天后病情就开始好转。
罗宾不得不呆在家中修养一段时间，因此也就无法完成温德汉姆大学的学业。她与父亲谈了此事。经过几个月的反复思索，她最终决定不再返回温德汉姆大学，而于1974年进了波士顿大学。
1973年底，在与珍尼特共同处理完他的一系列家庭问题后，艾萨克开始认真考虑再婚的可能性了。11月底，他正式向珍尼特求婚，珍尼特接受了。几天内，他们就已开始计划婚礼。两人都对举行宗教仪式毫无兴趣，也不喜欢市政大厅毫无情趣的登记仪式。他们决定在珍尼特的寓所举行婚礼，日子定在1973年11月30日。
每当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艾萨克总是满怀温馨。那是个浪漫的时刻，从珍尼特的客厅望去，能清楚地看到夕阳正从曼哈顿的高楼大厦往下坠去，灿烂的余辉将道道金光洒入屋中。道德文化协会（艾萨克与珍尼特都与此协会有关系）的爱德华·艾里克森为他们举行了仪式；他们的两位朋友艾尔和菲利斯·巴克做了证婚人。仪式开始前，珍尼特将电话的听筒摘了下来，结束后她刚挂回上去，铃声就响了，是奥斯汀·欧尼从波士顿的豪顿·米弗林出版社打来的。他告诉了他们一个好消息，出版社打算接受珍尼特的一部科幻小说《第二次试验》。这是她首次尝试卖小说，能被接受，真是令她大喜过望。这也是个好兆头，预示着这对夫妇未来共同生活的一个美好开端。
珍尼特与艾萨克的结合，可谓是珠联壁合。她从不干涉他的工作方式，知道艾萨克是个工作征，一天必须在打字机旁呆10个小时以上，与他需要氧气和食物一样自然，她尊重这个事实。她鼓励艾萨克更多地参加社交活动，使他走出了自我封闭。更重要的是，她治愈了他的旅行恐惧症。
但即便是珍尼特，也没能把艾萨克拉上飞机，尽管两人一块儿发现了仅次于飞机的最好方法——乘船旅行。
在此之前，艾萨克已经意识到不用坐飞机就能环游世界的可能性。1973年夏季，他曾乘坐“堪培拉”号前往非洲海岸看日食。接着在这一年末，他又与珍尼特搭上了“QE2号”去看“科浩泰克”结星。但，真正的突破是在他1974年对英国的访问。
这次旅行是由门撒国际①组织的。该机构认为这是让阿西莫夫为它做宣传的好机会，同时他还能在英国促销自己最新小说《诸神》。这本书是他经过长时间的沉寂后重返科幻小说界的标志。在此之前，阿西莫夫的飞行恐惧症一直是他访问欧洲的绊脚石，但现在他有了乘船旅行的新爱好，没什么能阻止他了。
①门撒国际（MENSA），系一国际组织，成立于1946年，其成员都曾在正规的智力测验中居前2％。——译注
1974年6月5日，QE2号停靠在南安普敦港口门撒国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