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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麦身上还有一种夺人眼目的东西打动着读者。这就是那
种在死亡线上挣扎的难民们最可宝贵的品格：刚强。这表现在，第一，她有着绝处求生的生活能力。她能在大家感到绝望的境遇中找到活路。在寻母口难民们生计无着，她领着各家妇女给客店拆被子使大家的锅灶冒出了烟；在西安街头，她又承揽一宗手工活，一个冬天奇迹般地收入几百元，顾住了几个人。在黄泛区的水窝子里，她和宋敏一起熬了五年，不仅学会赤手捉鱼，而且种的粮食还可以支援游击队。
第二，她有强者的精神气质。她不信神，不信命，信自己。她的人生信条是“再困难也要活下去”。她的人生哲学是：“关天关地一个人来在世上，就要刚强地活下去！天不转地转，山不转路转，光景总有转变的时候。人一辈子长着哩，日子比树叶还稠，总有转好年景的时候。人就是要活着！再困难也要活下去！”日子“即使像一根带刺的树枝也要捋到头〃。她敢同财主当面锣对面鼓地讲理，她敢向官府抗争，面对黄水滔滔，她精神不散架，需要的时候，她敢于“豁出命来〃。
第三，她具有一些大胆的超越农民传统旧观念旧意识的识见。在离开乡村土地到城市寻找务农以外的谋生手段上，在婚姻家庭问题上，在女性贞操观念上，在乡土意识上，她敢于直面人生现实境遇扔掉狭隘的“面子观”。这些在当时特殊的生活境遇下为了生存而“自发地”生长出来的“现代意识”，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难能可贵的。
这一切，就使得这位在黄河岸边中原农村的土壤中生长的，在长期的流浪生活中磨炼出来的勤劳质朴而又豪爽刚强，有气魄而又有识见的劳动妇女，在新文学史上的妇女形象序列中，成为又一个“这个”。同时，也是李准创作中引人注目的劳动妇女形象序列中，具有较高思想价值又颇具立体感的一个。
在这幅农民群像长卷中，最有艺术光彩的是乡村知识分子徐秋斋。这个人物形象既与作家的人格理想有“宿缘”，又是作家深存着的审美理想的体现。作家的笔一触到他就有出神入化的妙文出现。
这是一位落魄秀才，是传统的儒家文化和民间文化哺育的，在饱经沧桑穷困潦倒的困窘中磨炼出来的，农民文化的集中体现者。
他有那样古怪的六不像的外表：山羊胡子刀条脸，一个大长鼻子，两只明亮好斗的眼睛，戴个旧的黑绒瓜皮帽，还穿着翠蓝布破长大褂，扣子上还系了个鲨鱼皮旧眼镜盒，眼镜盒下边还搭拉个黄穗子。不像农，不像工，不像商，不像兵，不像财主．也不像穷人。而他的语言作派也往往是文白相间、古今混杂、雅俗并存。他爱吃嘴，要面子，怕官怕事，但在骨子里却有一股正直之气，心中有一副侠胆义肠，脑子里颇有几分谋略。在难民流浪生活中，他是为人排忧解难的“智多星”，荫护患难情侣的人道主义者，传递民族优良道德情操火把的“教师〃。
这位天底下独一无二的人物的智慧风貌、人道主义精神和高尚的人格情操，可以说体现了中国北方乡村的文化传统、文化背景和文化道德水准。这是《黄河东流去》奉献给文学人物画廊中一个不和谁重复的让人难以忘怀的人物。
在《黄河东流去》中，个性鲜明的人物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一个群体。除了徐秋斋的机智，李麦的刚强，其他如海老清的倔强，海长松的厚重，王跑的狡黠，陈柱子的精明，蓝五的纯情，雪梅的痴情，凤英的要强，春义的固执，等等，既有把他们个人之间互相区别开来的各自独特的性格，又都带有中原农民式的共同的“侉味”，与具有类似性格特征的燕赵农民、关东大汉、南方村
民、西部老乡区别了开来，在语气声口、行为方式上，以至情感方式心理特征上鲜明地区别了开来。
这里提到的“侉子性格”，是李准追求具有更大概括性的群体性格的创造性尝试。
李准认为，难民中的许多故事“都体现了中原一带的‘侉味’”。他进一步解释道：“一般人管河南农民叫‘侉子’，‘侉’是什么东西？我理解是既浑厚善良，又机智狡狯，看去外表笨拙，内里却精明幽默，小事吝啬，大事却非常豪爽。我想这大约是黄河给予他们的性格。”李准在“侉子性格”中看到了劳动人民人性的丰富性和生动性，也看到了劳动人民人性中的弱点和局限性。在小说中，他通过鲜明的富有立体感的艺术形象表明“侉子性格”是由传统文化的长期积淀，具有自然陶冶的地域性特征，和社会生活的磨炼所造成。它既是劳动农民精神美的结晶，也有历史的精神负担的积累；既是劳动群众富有生命力的标志，也是造成许多生活悲剧的性格因素。比如王跑，赶脚一节和石头梦一场，活现出他的机智狡狯，同时，他的不看大局的小聪明，小精细，小幽默，只想发财的昏头昏脑，也暴露无遗；可荒村捉鱼一节，又把他顽强的生活能力富有诗意地表现了出来。
再如四圈这个“浑小子”，为海骡子拉包车，居然做起“中将梦”，撞起“桃花运”来，这是近乎卑贱的；但他冒险给李麦捎信让乡亲们西逃以免被抓当劳工，后来又倾其所有赎回乡亲小响，节骨跟上，又显露出善良和豪爽之气。
这种“侉味”也许最突出地表现在海老清、海长松、海春义这些最地道本份的农民身上。他们既表现了最充分的浑厚善良、刻苦勤劳，同时也充分地表现了因缺乏识见而形成的狭隘、保守以至愚昧。这是一群在家乡的小河沟里长大的鱼，一旦到了社
会的大海里，反而不敢游了。当离开了故乡和土地以后，当生活以不同于他们的固有观念和传统方式出现的时候，他们痛苦和难堪到没法生活了。
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作家的巨大进步：作家对农民的审视站在更高的现代立场上。不仅使得作品对个别农民形象的描绘更加丰富更加真实，也使得作家在对中国农民的整体把握上更加丰富和深刻。
李准过去的作品，当然并非完全不敢表现农民性格的弱点，但那时的表现，多半是在流行的政治观念尤其是阶级观念支配下的表现。比如作家对富裕中农、中农的自发倾向，自私、保守等等的表现，曾经有过精彩的篇章，但并不是出于从农民整体上去观察解剖和开掘。在对难民的考察中，他看到愈是地道本份的农民身上反而愈多愈充分地存在着小农的狭隘落后和愚昧的负担，在生活中的应变能力、适应能力愈差愈弱。这一发现应当看作是李准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深化的一个标志。
深人地把握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农民的国民性，是“五四”新文学的优良传统，但在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中，自从批判了胡风的所谓“精神奴役创伤论”以后，三十多年来，表现劳动人民尤其是在阶级成分划分中被划定为工人、贫农的人物身上的弱点，几乎成了禁区。作家在创作中或者回避这方面的开掘，或者把贫农以至各阶层农民身上的弱点都“集中”到中农或上中农、富农身上去。这就造成了农民形象的简单化或虚假化。《黄河东流去》在这方面的创作实践，是对这种十分浅薄的政治意识阶级意识以及低级的文学意识的反拨，表明作家的创作意识在向更高的真实层次上升华，现实主义精神在往更深的思想层次推进。这是李准的进步，也是一代作家的进步。
民族灵魂的塑造
《黄河东流去》中对农民形象的塑造，不仅不以个性鲜明为满足，甚至也不以群体性格为指归，作家还有更高的追求，那就是通过写中国农民来抒写民族之魂。
抒写民族魂，这是现代文学史上许多大作家大作品的崇高目标，而且都在不同的层次不同的角度上达到过。从《阿Q正传》、《故乡》到《红旗谱》、《创业史》、《红岩》、《红日》、《暴风骤雨》、《李自成》、《东方》等作品中的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身上，可以窥探到我们民族之魂的神采和侧影。在这些大作品中，其中一个相当多数都是通过写农民之魂来写民族之魂的。这也是由历史和现实的生活所决定的。我们这个几千年来以农立国的东方大国，农民是我们民族的主体，也是历史的主体，几亿农民的命运也就是中国的命运，几亿农民的灵魂也就是我们的民族灵魂。
《黄河东流去》的主题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抒写民族灵魂这一总主题的延续和深化，它的题材也是农民生活。但是，他却选择了自己独特的角度。
李准在创作《黄河东流去》的时候，不再像电影《大河奔流》那样，停留在对历史事件作表面的粗线条的勾勒以显其历史广度，也不只是满足于对人民创造历史这一正确主题作形象化的表现以显其思想深刻，而是把眼光投向人们的精神世界。他要把我们这个民族在伦理、道德、品质、情感以至整个精神领域中的特点揭示出来。同时，《黄河东流去》中的农民，已不是在自己的乡土和家园劳作生息的农民，而是失去了土地、茅屋、牲畜和农具，一无所有无家可归，到处流浪，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底层百
姓。也就是在民族大悲歌中展现民族灵魂。
作家的这种视角的选择，不仅决定于作家艺术表现上的机智，根本地决定于作家对生活的深刻体察和发现。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李准发现在这些衣衫褴褛的人们身上，包藏着金子般的心；在中国农民的生命矿井中，不单储存有煤，还有金、银、铜、铁、锡，甚至还有铀；在这些普通农民的家庭和普通农民的人际关系中，有着极不平常的光芒四射的品质和精神。
《黄河东流去》描绘了农民共同的精神形象，概括起来，其主要特征就是：坚韧顽强而又富有智慧的生活意志力，互相同情的生存凝聚力，舍身取义的自我牺牲精神。这就是我们的民族之魂。或者说，是我们民族灵魂中光辉的一面，基本的精神支柱。
这种民族灵魂的造成，固然有苦难环境下个人生存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它植根于我们数千年历史形成的伦理原则、行为规范、道德精神。对个人来说，它是一种高尚的品质和情操：对家庭来说，它是一种牢固的伦理观念和原则；对社会来说，它是一种公认的公德。因此，这民族之魂，是人性美的高境界，不仅是一种包含着民族的过去，而且推动着现在，并且预示着未来的具有永恒意义的精神财富。
人的灵魂，是比人的性格更深邃更内在的东西．是一种富有生气的可感而不易触摸的精神气质；而民族之魂则是全民族共同体现出来的决定着这个民族风貌和命运的精神气质。从这个意义上说，应当对长篇小说提出比其他的文学样式担负更多更充分地揭示民族灵魂的责任。一部长篇小说，不仅应当有众多
的各具性格特征的人物形象，而且应当从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