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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条条皱纹，都是紧抱着绝望，走向无法救赎的深渊的通道，面对那无数通道织就的网，你只好放弃，知道无论如何是无能为力的了。
凝视着虚无的眼睛里，泊泊地流淌着对忧伤永不能解的困惑，直至流光他的所有，眼眶里剩下的，只是忧伤的颗粒、结晶那忧伤中最为精华的部分。
谁说忧伤是沉默的？
我明明听见有什么在缓缓地撕裂，与此同时，我听见另一个我，发出的声嘶力竭、歇斯底里的尖叫。你一定知道蒙克的那幅《呐喊》，那一刻，我就是站在桥上呐喊的那个人。
谁说绘画仅仅是色彩、光线、线条的艺术？我明明听见它的吟唱：抽丝般的幽长，悠悠荡荡，随风而去，渐渐消融在无极。
…………
医生逆来顺受，甚至没有挣扎的意图，他不吸一支烟，不喝一杯酒，不打算向任何人倾诉……因为，他的忧伤，是无法交付给一支烟、一杯酒、一个听众的忧伤。
忧伤不像欢乐，欢乐是再通用不过的语言，而忧伤只是一个人的语言。
但是我听懂了、读懂了你的忧伤，医生；
也明白你为什么忧伤，医生；
因为你就是我独一无二的解释和说明，医生；
…………
无论如何。
尕歇医生那张平常之至的脸，却因它的忧伤而永垂不朽。
凡·高曾不容置疑地说：“我已完成带有忧郁表情的肖像画《尕歇医生》。对于那些看这幅画的人来说，可能觉得他模样挺怪，既悲哀、绅士，又清晰和理智。那就是许多肖像作品应该追求的境界。有一些肖像作品可以有很长时间的艺术感染力，在许多年之后，还会被人们所回顾。”
不知道多年以后，自己的文字是否被人回顾。
我问自己：你为什么留下那些文字？
…………
我们曾经的梦想，已经无可追寻，而人生不过如此。
第7节：多少未曾实现的许诺
听到冰心先生去世的消息，重又落入母亲过世后的那种追悔。
虽然我叫她“娘”，然而我对这个“娘”就像对自己的亲娘一样，心中有过多少未曾实现的许诺！
这些年，我只顾沉溺于自己的伤痛，很少去看望这个疼我的人，说我自私也不为过。
最后一次见到冰心先生，可能是九三年，出国前到医院去看望她。她比从前见老了，有点像母亲去世前那几年的样子，心中一阵不宁。可头脑还是非常清晰，我们谈了不少话，关于文学、关于人生，说到对辛弃疾、苏轼、李煜－－“太伤感了”她说－－的共同喜爱。
看到我头上的白发，她怜爱地说：“你太累了。”
“唉，心累。”
“心累比身体累更累。所以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我说：“一九四九年以后，却是'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了。”
她说：“正是如此。所以我针对'没有工不行，没有农不行，没有兵不行'，写了一篇'没有士怎么样？'”
后来问到我的丈夫，“你看上了他的哪一点？”
“'文化大革命'中不出卖他人。”
她说：“'文化大革命'就是大革文化的命……你结婚之前，还带他来先让我看看。”又问：“欧洲那些国家，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个？”
“意大利。”
“我也是。他们的女人即使不化妆也很漂亮，头发的颜色很深，像中国人。我现在还记得四句意大利语'早上好'、'多少钱'、'太贵了'……”
她接着问：“最不喜欢的呢？”
“德国，有点冷。”
“我最不喜欢伦敦。”
“啊，对，英国人太冷也太苛刻。”
“不过你要是和他们处长了，就觉得他们不像美国人那么……”
“花里胡哨？”我说。
“对，花里胡哨。”
…………
后来她看看表，问我：“你吃晚饭了吗？”
我说：“回去再吃也不晚。”
第8节：来，让我亲你一下
她说：“走吧，该吃晚饭了。”
我的眼泪流了出来，自母亲去世后，再没有人关心过我，是不是吃过晚饭这样的问题了。
她说：“我不是撵你走，我是怕你饿了。”
“我知道。”
“带手绢了吗？”我转身从搭在椅背上的风衣口袋里拿纸巾，她问：“你怎么了？”
“没什么。”
七点钟，我准备走了，穿风衣的时候，她说：“你这件风衣很长。”等我穿好风衣，她又提醒我：“风衣上的带子拧了，也没套进右边那个环里去。”
当我快要走到病房门口的时候，她突然叫住我，说：“来，让我亲你一下。”
我走近她的病床，俯下身子，像我过去离去时那样，她在我的右颊上亲了一下。
走出病房时，我又一次回头看了看她，她正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并向我摇了摇手。我也向她摇了摇手。
谁能想到，这就是她留给我的最后一个吻。
实在说，我并不值得她那样关爱，她对我那份特殊的关爱，只能说是一种“缘份”，而不是因为我有什么特殊的“表现”，更不知她对别人是否也会如此。总之，我觉得她有很多话，是只对我一个人说的。有很多爱，只是给予我的。
一生坎坷多多，每当情绪低落得无以自处，就会不自觉地走到她那里去，她也并不劝慰，常常很简单的一句话，就有指点迷津的作用。
她曾在给我的一封信中说：“听孙女说，你又住院了，到底怎么回事？是不是心脏不好？这要小心，不要写太多东西，'留得青山在'，要做的事情多着呢。匆匆。祝你安康冰心十一月十七”
特别她最后给我的那封信，更让我视若珍宝。那时我因母亲去世、以及其它方面的打击，情绪十分低迷，她在信中说，你不要太过悲伤，你的母亲去世了，可是你还有我这个娘呢，你这个娘虽然不能常常伴在你的身边，但她始终关爱着你。
我本该引出这封信的全文，但是正像我一生难改的作派，越是珍爱的东西，越是东藏西藏，最后藏到连自己也找不到的地步。
第9节：倍受我珍爱的那封信
丢是肯定丢不了的，只是要用的时候却找不到，可说不定哪一天又会不期然地冒出来了。
反倒是她给我的其它的信，就在抽屉里，一拉开抽屉就找个正着。
人们常常谈到她作品中的“大爱”，却很少谈到她的“大智”。
《关于女人》那个集子，她就对我说了很多故事中的故事，其中还有早年发表时，因“男士”这一笔名引出的一段笑谈。出版社担心这一笔名可能不会引起读者的注意，她却答道，可以用一个引人注意的题目，因为“女”字总是引人注意的，集子便定名为《关于女人》。如此超前的剖析，即便到了本世纪末，仍然一语中的、一针入穴。
比方她对我《爱，是不能忘记的》一文的看法，也是慧眼独具。“……我也看了，也感到不是一篇爱情故事，而是一篇不能忘记的心中矛盾。是吗……”
又比如她对龚自珍的偏爱，龚自珍可以说是中国有肝胆、有血性的知识分子的统爱，一九二五年在美国读书时，她就选了两句龚诗寄回国内，托堂兄请人书录。
“冰心女士集定庵句索书
世事沧桑心事定
胸中海岳梦中飞
乙丑闰浴佛日梁启超”
至一九九九年，整整七十四年，一直挂在她的客厅里。
二十世纪这场大戏，她从头看到了尾。对这个世界的了解应该说是非常剔透，然而却坚守着一份原则，一辈子做人、做文都做得非常干净，是可以用“功德圆满”，这四个很少人能称得起的字来概括的。
如我这样一个糟糕的人，虽然永远达不到她那样的人格高度，但我知道世上毕竟还有那么一个高度，是我们应该仰视的高度。
早在一九八四年，我不得不应一家杂志社的邀请，写一篇关于她的文章。在那篇力不从心的文章里，关于她，我曾写过一句这样的话：“你能将大海装进一只瓶子里吗？”
时隔十五年，我仍然这样回答：我无能。
一九九九年三月八日
附：果然不出所料，我终于找到“娘”给我的、倍受我珍爱的那封信
第10节：对于我，他没有“最后”
美国文学艺术院寄来一张照片，是我和哈里森。索尔兹伯里（HarrisonE。Salisbury）的合影，摄于一九九三年六月二十二日该院为我举办的、欢迎新院士的招待会上。附信上写道，据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夫人莎洛特说，这是他一生中的最后一张照片。
事实上，他一生中的最后一天、最后一件事，也是和莎洛特一起为我买一条手工制作的披肩。
可惜他没能亲自把这条披肩送给我，买完披肩从罗德岛回家的路上，他就没了。
我一直不敢写下哈里森过世那些日子的感觉，那些感觉太过尖锐，我在等，等它们变得钝挫所有的疼痛都会过去，人生就是这样无情无义。
今年见到这张照片不再哭泣，知道终于可以纪录那时的种种。
没有用的文字已经太多、太多，但对这样一个人来说，即便是没有用的文字，也应该用来试一试。
哈里森。索尔斯伯里，美国极负盛名的记者和作家，《纽约时报》前副总编辑、客座社论撰稿人。
一九八四年春，将当年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之路，从头到尾走了一遍，之后写出《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大概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出版界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中国有那么多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算我孤陋寡闻，不知道有哪位将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之路，如此这般地重新走过一遍；
初任见习记者即因曝光经济萧条几被革职；
二战期间斯大林、莫洛托夫很不满意他从莫斯科发出的报导，几乎将他驱除出境，而《纽约时报》的老编也不中意他的稿子，准备把他开掉；
在报纸上公然预警阿拉巴马州伯明翰市，即将闹出一场种族大乱，为此，该市不惜重金妄图置他于诽谤罪，结果不幸被他言中；
越战期间深入河内，披露出美军轰击的不仅是军事目标，和平居民同样遭到了“外科手术”式的轰炸以及有关平民伤亡的实况报导，报导轰动了美国和世界，约翰逊及五角大楼立即陷入欺骗公众舆论的尴尬境地。为此，他不但遭受同行的严苛责问、讥讽以及对他职业道德的怀疑，约翰逊也几乎要派一架飞机让《纽约时报》领教一下，何谓真正的“外科手术”轰炸；
第11节：可我还是哀哀地哭了
几乎走遍世界，经历、报道过诸多重大历史事件，与世界诸多风云人物关系颇深；
在长达几十年的记者生涯中，从未懈怠地恪守了一个记者的职业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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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七月六号星期二下午，唐棣下班回家之后对我说，“妈，我们出去走走吧。”
我们慢慢走到大都会博物馆，无言地坐在黄昏的暗影里。那时我仍然精神恍惚、不大爱讲话，虽然母亲过世差不多两年了。
唐棣突然小心翼翼地对我说：“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