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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忘记你，”我说，事实上我也从未忘记过。简·伦德斯托姆在我脑海中永远是一位善良、亲切、可爱的益友！
那是直飞纽约的航班，我被安排在靠近驾驶舱的最前排，这样机组人员可以一直监视着我，除此之外，我就是一名普通的乘客了，有着在乘客舱中走动的自由。
我不知道我何时开始琢磨如何逃避等待我的联邦调查局人员，也不知道我为何感到必须背叛那位如此信任我的法官。大概是因为我在波士顿监狱的短暂经历吧，我想到了那简陋的单人牢房。当然，它比起佩皮里昂的监房还是很奢侈的，但如果美国监狱能与法国的放在一起比较，我可不想再进去受苦了。我在克里潘监狱的六个月已经宠坏了我。
我乘的飞机是一架我十分熟悉的VC－10喷气式飞机———英国子爵号，一位BOAC飞行员曾带我参观过同一型号的飞机，给我做过极详细的介绍，连厕所的构造都讲到了。
根据我以往的“飞行”经验，这架飞机将在肯尼迪机场第十三跑道着陆，滑行到终点大概需要10分钟。
在飞行员准备着陆前10分钟，我站了起来，溜达到一个洗手间，把自己反锁在里面。我蹲了下来，用手摸到那个我知道位于抽水马桶底部的拉出式把手，使劲一拉，再一拧，整个抽水马桶装置就被我提了起来，露出了一个两英尺见方的舱盖，它下面可接飞机着陆后用的真空管。
等了一会，随着一阵剧烈震动，飞机着陆了，飞行员反转发动机并借助副翼使飞机迅速减速。我知道，当滑行到跑道的末尾，也就是要转入通向终点的滑行道时，飞机几乎是完全停了下来。判断准时机后，我蜷缩进原来抽水马桶占据的空间，打开舱盖并钻了出来，双手紧抓舱盖，悬挂在跑道上10英尺的空中。我知道当我打开舱盖时，驾驶舱里有一个蜂鸣器会叫，但我从以往的飞行经验了解到，飞机着陆的剧烈冲击经常会把舱盖撞开一点点，所以蜂鸣器叫是常事，飞行员知道已经着陆，舱门微开不会造成危险，所以他通常会随手把蜂鸣器关掉。
我其实并不关心这架飞机的飞行员是否这么做的，反正飞机是在夜幕中着陆的，当巨大的机体滑行到几乎停下来的时候，我松开扳着舱盖的双手，撒腿狂奔。
我径直穿过跑道，逃进了黑暗之中。后来得知我的逃跑丝毫未引起机组人员的注意，直到愤怒的奥里莱和其他联邦调查局官员搜查整个机舱，看到了拉出的抽水马桶，才知道我是如何逃逸的。
在机场临近范韦克高速公路的一侧，我攀过一道防台风栅栏，招手叫了辆出租车。“中央火车站。”我说。到站后，我用简给的20美元钞票付了车费，然后搭火车去布朗克斯。
我没回家，我感觉我母亲的公寓和我父亲的房子一定受到了监视，但我先后给母亲和父亲打了个电话。这是5年多来我第一次听到他们的声音，通话到最后父亲母亲和我都泣不成声。他们恳求我回他们任何一个家里并向警方自首，我回绝了。尽管我因违背了我对马尔默市法官的诺言而感到羞耻，但我觉得我在监狱里已经呆得够久了。
事实上，我是去布朗克斯看一个姑娘的，我在她那里藏了一些钱和衣物，其中一件衣服口袋里还有一串蒙特利尔银行保险箱的钥匙。她见到我很惊讶，“天哪，弗兰克！”她惊叫道，“我还以为你从这个世界上永远消失了呢，你要是再不来，我就要花你的钱，把你的衣物送给救世军去了！”
我没有多作逗留，因为我不知道联邦调查局已经查到我的多少女友和熟人，但我知道他们已经找出了一些。我匆匆忙忙地拿了我的衣服，只要了50美元，其余的钱都给了她，随即搭了火车去蒙特利尔。
我在蒙特利尔的保险箱里藏有两万美金，我是想去那里拿了钱，然后搭最早的航班去巴西的圣保罗，在那里度过我的余生。我在坐牢期间得知，巴西和美国之间没有引渡条约，因为我在巴西没有犯罪，即使我在那里被抓，当局仍会拒绝引渡我的，所以我感觉我在那里比较安全。
我取了钱，但我没有坐成飞机。当我在蒙特利尔机场排队买票时，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我回头一看，是一位又高又壮，仪表堂堂的男人，穿着加拿大皇家骑警队警察的制服。
“弗兰克·阿巴纳勒，我是巡警詹姆斯·海斯廷斯，你被捕了。”骑警队员友好地微笑道。
第二天，我被带到了纽约和加拿大的边境，移交给美国边防局，之后又被转给了联邦调查局官员，他们把我送到纽约市的联邦拘留所里。
我被一位联邦专员提审了一番，他把我的保释金定为25万美金。之后，由于还没同检举者们商量好把我送到哪里的法庭受审，我又被送回了拘留所。
两个月后，佐治亚州北区的律师获得优先权，我被执行官送往佐治亚州富尔顿县的监狱候审。
富尔顿县的监狱活像昆虫呆的洞，真正的蟑螂洞。“不太妙呀，伙计，”在污秽的牢房区的休息室里一个囚犯对我说，“这里惟一说得过去的地方就是医院了，而且只是在你行将不朽时才会送你去那儿！”
休息室里惟一说得过去的设备就数一部付费电话了。我投进一角钱，拨通了值勤军士，“我是约翰·佩茨基医生。”我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
下期他们没有发给我其他犯人穿的白色棉布囚服，而允许我穿便服。我注意到我的单人间虽说不上豪华，倒是极其舒适。我的饭菜很好，每天还有亚特兰大的报纸，同时也少不了狱卒的冷嘲热讽。
58、以检查员的身份越狱
“我有一位病人关在你们那里，叫弗兰克·阿巴纳勒。阿巴纳勒先生患有严重的糖尿病，经常昏迷。中士，我希望您能把他押送到你们的医院里，使我能够前去探视并做些适当的治疗，谢谢您的合作。”
30分钟后，来了一位狱卒护送我去监狱医院，听到我打电话的其他囚犯都羡慕地露出了笑容。
一星期后，又一位执行官出现，我被遣送到位于亚特兰大的联邦拘留中心候审。就是在这所监狱里，我完成了监狱史上最滑稽的一次越狱行动。至少我认为一切都很有趣，我仍然对其中的每一幕回味无穷，虽然有些人对其持相反的观点。
事实上，那与其说是越狱，不如说是借天时地利、由多方合作的一次驱逐。我被送入拘留中心时，全美监狱正倍遭民众权利组织谴责，国会的专门委员会和司法部正在调查此事。检查员们投入很多时间明查暗访，遭到监狱里行政人员和看守们的敌意和嫉恨。
我恰是在这种氛围下转狱的，押送我的执行官并没有我的转狱执行书，倒是有一副急脾气。
拘留中心的签到处却有一堆问题要问那个执行官：我是谁？为什么要转狱到这里？为什么执行官没有适当的文件？
执行官突然发起怒来，“是法庭命令押送他来这里的，”他吼道，“随便找个牢房，给点吃的，等我们回头再来找他！”
签到官很不情愿地接受了我，他也没有别的选择，因为那位执行官已经气呼呼地走掉了。从我后来了解的情况看，当时我要是跟着他出去，谁也不会来拦我。“又一个可恶的监狱检查员，哼！”送我去牢房的看守嘀咕道。
“我不是，我是来这里候审的，”我实话回答道。
“你肯定是，”他一边猛地关上房门，一边嘲笑道，“你们这些混蛋总是自以为聪明，是不是？上个月你们就害得我们这里被解雇了两个，我们现在知道怎么识破你们了！”
他们没有发给我其他犯人穿的白色棉布囚服，而允许我穿便服。我注意到我的单人间虽说不上豪华，倒是极其舒适。我的饭菜很好，每天还有亚特兰大的报纸，同时也少不了狱卒的冷嘲热讽。他们从不叫我的名字，而是用“奸细”、“密探”、“007”或者其他表示我是他们想像中的监狱检查员的讽刺性字眼。看了亚特兰大的报纸，第一周里就有两则有关联邦监狱机构内幕的报道，我意识到这里的人是真的怀疑我是一名便衣联邦检查员了。
即使我真是，他们也大可不必担心，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多有影响的人认为美国的监狱对整个国家来说是一个耻辱。这里真是棒极了！尽管还比不上马尔默监狱的条件，但至少比我住过的一些汽车旅馆强多了。
不管怎样，如果这里的看守想让我当监狱检查员，我倒乐意当一当呢。我联系上了在亚特兰大的一位仍对我忠心耿耿的女友，这座监狱虽不是那么开放，但每周我们有一次私下使用电话的机会，我就用我的机会给这位女友打了电话。
“你听着，我知道要离开这里需要些什么，”我对她说，“你去打听一下怎样来探视我，好吗？”
她的名字叫琼·西布林，她要探视我也并不麻烦。她只是自称是我的女朋友，未婚妻，他们就允许她来探视我了。我们在大会见室里隔着一张桌子相对而坐，中间隔着一块三英尺高的玻璃挡板，上面有一个嵌金属丝网的小孔，互相能听得见对方说话。在屋子两头各有一名侍卫，但他们是听不见我们说话的。“如果你想给他什么东西，先举起来，我们会点头示意你能否给他。”其中一个警卫对她说。
我在琼到来之前已经想好了一个出逃方案。我知道这可能只是一个智力练习，但我认为值得一试。然而，我首先必须说服琼帮助我，因为狱外的协助对我的方案是至关重要的。她也不难被说服，“没问题，为啥不干？”她笑道，“如果你能成功脱身，那可太有趣了！”
“你有没有见过一个叫西恩·奥里莱的联邦调查局官员，或同他交谈过？”我问道。
她点点头，“有啊，他上次来询问你的情况时，还给了我一张名片呢，”她说道。
“棒极了，”我一下子兴奋无比，“我认为我们有门儿，宝贝！”
确实如此。那个星期，琼以杂志自由撰稿人的身份给华盛顿的美国监狱管理局打了电话，花言巧语地约好与检查员C·W·邓拉普面谈有关联邦拘留中心的防火安全问题。琼干得很漂亮。这也难怪，琼不仅很聪明，而且气质优雅，俏丽可爱，任何一位男士都会愿意与她交谈。
就在她起身离开，刚走到门口时，又回过头来，“噢，你可以给我一张名片吗，检查员先生？这样在我有什么新的问题时可以打电话给你。”
邓拉普迅速递给她一张名片。
下一次和我见面时，她笑谈着这些细节，并举起了邓拉普的名片，一位警卫点头之后，她从挡板上把名片递给了我。
她的来访令警卫们更加坚信我是监狱管理局的探子。“她是谁，你的秘书？也是监狱检查员？”押我回牢房的警卫追问道。
“她是我的未婚妻。”我笑答道。
琼那个星期去了一家印刷店。“我父亲刚搬到一所新公寓，换了电话号码，”她对印刷工说，“我想送给他500张新名片作为乔迁礼物，我希望和这一张完全一样，只改一下家里和办公室的电话号码就行了。”她把奥里莱的名片给了印刷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