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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返乡的两年里，我在日记中记录了劳动的乐趣，同时也流露出对某些基层干部为非作歹的愤慨。那些人清楚我的思想，可就是抓不着治我的把柄，对我是既无奈又嫌碍眼，到了１９７２年冬天，干脆让我去当兵，这才把我打发走了。
到了部队，写日记也有了新内容，新兵生活、军营感受写了好一阵儿。再后来就写读《毛选》的心得体会，或是又读了从第几页至第几页等等，时代烙印倒是非常明显。从部队回来后，接着就是教学，上学，再教学，前后３６年了，日记从未中断过，偶然一两天没记，回头也一定要补记，心里才算消停。
１９６８年冬天，“红卫兵”大串连，我们班有３２个同学也搞了一次“长征”，从郑州沿京广铁路步行去长沙。这段路坐火车１０来个小时就到了，走路就是另一说了，可对写日记来说，真是有写不完的东西。每天，见到一副好对联，或碰上一件新鲜事以及当地的风土人情，都要记下来，一句歇后语、一个笑话也不放过，都有点像采风了。当时我是队长，每天打前站，给同学们安排食宿。在湖北广水那一天，我不知咋了走在后面，赶了一天也没赶上。晚上我在广水的“红卫兵”接待站才找到同学们，他们已经睡下了。可这一天当中这么多见闻，我总得记下来呀，我就用书遮住灯光开始记日记，在灯旁边的何崇乐还没睡着，见我走了一天，这会儿还遮遮掩掩地写日记，忍不住对我叹气：“唉，你可真是个‘日记精’！”“日记精”就这么让他们叫开了。
他们既然叫我“日记精”，我就不能只背个虚名。从我小孩上小学三年级那会儿，我就辅导他们写日记，一儿一女到现在也都坚持写日记。我爱人也是教师，她受我的影响，也时不时写点东西，在报纸上也发表过。我还要求学生们都写日记，并与陕西《青少年日记》杂志建立了联系。学生们得益于写日记的文字训练，毕业后不少人进了机关办公室，从事文秘或公关工作，有一些还是新郑市“三台一报“的特约通讯员。
我的那些日记本，真算是“规格齐全”，啥本子都有：软面抄，塑皮本，工作笔记，旧作业本。知青返乡那会儿，连个本儿都买不起，我就把几本没用完的作业的空页凑在一起，用旧报纸当封面，针线一绱就用了起来。那些本子现在平排放着不显眼，要是摞起来，只怕都快一米高了。
王希恕老师真是好人，没他就没我这５２本日记。他家是尉氏县的，教我们的时候就是党员，才３０岁出头，到现在也就是６０多岁吧。好多年没见他了，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
（记录：陈如陵）
第一卷那些日子可真不容易
王霞，女，３０岁
商丘市梁园区平台镇杨庄小学教师
口述时间：１９９９年７月２１日
我嘛，是从１９８５年开始教学，当时是民师。干了几年，到１９９３年通过考试转成公办。但学历不够，当年９月又去商丘县教师进修学校进修，时间是两年。我感觉，这两年真是我干教师以来最苦的两年。
当时孩子还小，正吃着奶，撒不开手。加上经济条件差，上学还得左右借钱。后来想想还得上，就走读吧。家离学校有十四五里路，学校纪律又严，缺一节课要罚５毛钱，我就每天早早去，到晚上６点多一放学就赶紧往家赶，最晚的时候是９点钟才到家。
去上学的时候虽然已转成公办，但进修期间只能拿民师的工资，一个月６０块。我不敢乱花１分钱，从来不舍得上街吃顿饭，每天中午吃从家里捎来的馒头，只在伙上打一份便宜的菜，盛一碗汤。再就是赶路，也算一难。农村的土路本来就坑坑洼洼，雨天更难走。１９９４年秋天，有一次连下了三天暴雨。第三天早上６点，我推着自行车从家里出来，走几步泥瓦里就都是泥，就得用树枝儿刮。到学校是８点半，正好碰上管纪律的老师，他让我站到办公室，责问我为啥迟到。我委屈得说不出话，一个劲儿直哭。有好几次我都想中途退学，觉得这苦真吃够了。
好不容易熬到了毕业，可没想到，１９９５年１０月去教育局领调令，有关科室又让我交６００块钱，说是我们这些年轻人考得好，转正早，老教师们没能转正，有意见。还说让我去原来学校把工资表拿来看看，证明我确实是１９８５年开始工作的，如果拿不来就得交钱。我家是虞城的，我原来就在那儿教书，后来结婚嫁过来了。现在都１０年了，叫我找谁要工资表呀！
为了领到调令，只好再去借钱。上学期间的艰苦生活把我的身体拖垮了，经常生病，为看病吃药，已经欠下了３０００块钱的债，加上上学时借的钱还没还清，亲戚邻居都让我借怕了。我只好舍着脸借，２０块、１０块地凑，连５块钱我都张嘴借过。第三天，我拿着半尺厚的５００块钱又去了局里，泣不成声地向管调令的人说：“另外１００块我实在借不到了，调令让我拿我就拿，要不行我就不拿了！”按说１００块钱对有钱人真不算啥，可对我这经常是月儿四十都吃不上一滴油的人来说，这钱都快是我两个月的工资了！你不知道，我那一段时间真难哪！有一次，小女儿为没吃上邻居小孩吃剩下的一小截油条哭闹起来，我没钱给她买，更没法打她，回到家里我就大哭了一场。不是我泪窝子浅，那真是作难作得人心里不好受呀！
从那以后我教高年级语文，担着班主任，还兼了３门课。回了家还要做饭，洗衣，喂猪，瞅空还得下地干一会儿活。幸好我爱人支持我工作，家里的事他分担了不少。
到了１９９７年１１月，我因子宫肌瘤要做手术，就向中心校申请公费医疗，可当时将近年底，中心校正在结账，也没钱了。家里只好高息贷了１５００块钱，又卖了一头猪，我这才做了手术。随后，中心校还是救济了我１００块钱。不怕你笑话，１９９８年那个春节，我们一家４口人只买了一条两斤来重的鱼，其他年货都没买。生活的担子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老觉得眼前一阵阵发黑。现在想想，能从那些日子熬过来可真不容易啊！
我会裁剪，在这一带还算比较有名气。有时我就想：要是干了裁剪，也不会混成这个样。我父母主张我干裁剪，我爱人还是尊重我的选择。对于裁剪我也不是没动过心，可过后一掂量，我对干教育的兴趣还是要比干裁剪大得多。干教育，你能把一个无知的孩子教成一个知识丰富的人，这不是比啥都强吗？
（记录：陈如陵）
第一卷像所有的爱情小说一样
刘茂盾，男，２８岁
濮阳中原油田二中教师
口述时间：１９９９年７月３１日
１９９１年夏天，我结束了４年的大学生活，也结束了一段恋情。那段感情算是把我折腾坏了，身心疲惫。工作后的第一年，我基本上不怎么想感情方面的事。
不怎么想是指我的心里，实际上也不是完全空白。断断续续地见了几个女孩，我都没什么感觉。后来同事又给介绍了一个，家庭条件不错，人也不错，可不知为什么，我对她就是没有感觉，但又没有什么“正当”的理由要分手。于是，一方面是内心没有激情，一方面是我还要去约她散步，看电影，像是被人拽上了船，想下来都不成。
就在这时，她出现了。
那是１９９２年秋天吧，新学年开始后不久，一天中午，我在学校餐厅里吃饭，一抬头，门口进来一个女孩，穿了一件皮大衣。我有一种被震撼的感觉，惊叹于她的气质高贵。当时我肯定是张着嘴什么都没吃。
后来我知道，她是新来的大学生，叫杨进。
我那时根本没想发展什么，我有对象；小杨也有对象，而且已经谈了好几年。只是我脑子里时常会出现餐厅里的那一幅让我怦然心动的画面，现在还在我眼前，非常非常清晰。
那以后没多久，学校的单身教师宿舍楼盖好了，我们都搬了进去，楼梯在中间，女教师住左边，男教师住右边。
由于都是年轻人，空闲时间我们总在一起聊天，或者一起做饭吃。慢慢地我就发现跟小杨特别谈得来。后来在一起聊天的同事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我和小杨。我们俩在一起从来不涉及感情，可我敢肯定我绝对不是单相思。
过年了，我回老家。我整天心神不宁，特别特别想见小杨。我经常一个人看着窗户做白日梦，想着她突然一下子出现在我家门口。其实她连我家在哪儿都不知道。
家里人问起对象的情况。我说着那个女孩，脑子里想的却是小杨，甚至有的时候说的也是小杨，把小杨的事儿套在了我那个对象身上。
寒假结束，我提前一天回到学校，一遍一遍地去她宿舍看，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回来。
第二天早晨，我起床后便洗头，想洗过头后再去看看小杨来了没来。正洗着，门被轻轻推开了，门口站着小杨，穿了一件红毛衣。我的头还没洗好，侧着脸看着她，发愣。她靠着门框，半天一动不动。就这样僵持了不知多长时间，小杨突然过来紧紧地抱住了我的头，就像火山爆发一样，天崩地裂，我一下子觉得这真是个阳光灿烂的日子。
后来，小杨就坐在我的床边，不停地说，说了整整一个上午。她说假期里如何想我，想见到我，跟我想得几乎一模一样。具体内容我现在记不清了，你去想吧，反正跟所有的爱情小说里描写的都差不多。
幸福的时光稍纵即逝，接下来我们的日子并不好过，原因就是，我们都有对象。
我的事好说。开学后不久，我就跟对方明确提出不再谈了。没有感情的生活是很可怕的，即使跟杨进成不了，我迟早也要跟她分手。小杨的出现加快了我们分手的速度。
杨进这边就比较麻烦。他们双方的家庭交情很深，她妈妈很喜欢那个男孩，非常希望他们能成。而杨进的家教使她不愿意违背母亲的意思，她觉得跟对象分手就是对她妈妈的伤害，她不忍心那样做。
她那边不能分手，只有我们分手。我们一次次地说好要分手，可总也没能成功，坚持得时间最长的一次大概有３天吧。一到晚上我就坐立不安，但我一直压抑着自己。第三天晚上，小杨来敲门，说：“电影院正在放《沉默的羔羊》。”她就说了这么一句便沉默了，也不说要去看。我们推上车子就去电影院了。这长达３天的努力又宣告失败……
期中考试到了，由于监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