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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回到家，我把自己关在屋里，哭了一晚上，想了一晚上，决心离开学校。当我把想法告诉父亲时，这位一向坚强的军人表情一下子凝固了。他说：“你妈已经不在了，你还要往哪儿去？”我的泪水夺眶而出，我舍不得父亲。可是，我怎能接受这“下岗”的现实呢？父亲的哀劝最终使我留了下来。我又回到学校开始了练摊儿生活。从那时起，平时开朗活泼的我再也没了笑脸。
我当了４个月的“摊主”，好不容易捱到了暑假，再开学时，由于英语老师过剩，也由于我的“斑斑劣迹”，学校便把我安排到了教导处，教导处虽然比坐地摊儿强些，但也只是打个杂，距课堂和孩子们仍很遥远。此时的我身心俱疲，便告假在县城做起了小生意。我卖过水果，卖过麻袋，卖过粮油，开过饭馆。在那些日子里，挣钱倒比在学校多，可我心里却异常空虚和孤独。
１９９６年９月，新的学期又开始了，王荣花老师又多次请求校长让我去教她接的初一班英语。王老师在学校德高望重，很多教师和领导的子女都在她的班里。有人对王老师的做法感到不理解，甚至要求把我换掉。王老师把我叫到家，语重心长地说：“不管别人说啥，我相信你，知道你有能力。好好干，我们一起把这一届学生送走。”王老师的鼓励，给我带来了莫大的安慰。我暗下决心，巾帼不比须眉差，从哪里跌倒，一定得从哪里爬起来。我要让学校的同事知道，我不是他们所想像的那种人。
重新上岗后，我利用课余时间制作了挂图、面具、头饰等多种教具，目的是为激发学生的兴趣。上课，也常常打破常规，不按课文的编排顺序，而是将前后课文贯穿起来，并以小品、对话、即兴表演等多种形式活跃课堂气氛，让学生任意发挥，自由想像。孩子们喜欢上了英语，常常下课后，还围住我问长问短。办公室里，操场上，经常有师生用英语对话的情景。班上的同学都能流利地进行简单的英语对话，彻底改变了“考试１００分，张嘴是哑巴”的现象。
（记录：史法泉）
第二卷那一年我在美国
王曦波，男，４２岁
河南省实验中学英语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０年１月８日
我１９７８年考学报的是理科。入校后学校为了培养英语教师，解决当时急缺的英语师资问题，就从已录取的学生中挑选。当时高考英语成绩只是参考分，我英语考了１５分，在同学中就算高分了，就这样鬼使神差改学了英语。毕业后到中学任教两年后，我又考上了河南省教育学院英语专业本科。教育学院聘请了外籍教师，我的听说读写能力有了很大提高。但要说真正驾驭了英语，还是去美国学习那一年。
我１９９０年调到省实验中学任教，从高一到高三送走了一届毕业班，学生成绩比较突出。恰好那年中美两国之间有个语言文化交流项目，全国要选派３０名教师赴美学习并进行文化交流一年，河南省分了两个名额。我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报了名，最后通过了各项测试，就这样到了美国。
那是美国中部密苏里州的一个小城，文化组负责给我们每个人安排了一个家庭。我的身份是访问学者，我的吃住由美国家庭负责，每个月有６０美元的零花钱，我这种身份的人不能出去打工，所以，除此之外我没有别的什么收入。
我们赴美的主要任务一是要提高英语水平，回国后更好地教授英语；二是要通过对美国一个家庭、一个社区生活的深入了解，进而充分认识整个美国社会及各阶层人；三是要在指导老师的帮助下到各类学校去和老师学生座谈，和老师一起备课，听课，和学生共同活动，从而了解美国的教育状况、文化生活；在语言达到一定水平后，进行一定量的教学。
刚下飞机时，美国人说话许多我都听不懂，教了十来年英语，怎么会这样？我还记得初到时和一个学校的校长议论一件事，我说了好一会儿，他却一个劲儿地摇头。原来，他一句话也没听懂，那情形真让人尴尬。
我所在的这座小城有七八所学校，我到每所学校去听他们的课，参加他们学校的各种活动；我通过我在的美国家庭了解普通美国人的生活；我星期天到教堂去，听牧师布道，听唱诗班唱赞美诗；我参加美国人的婚礼和葬礼，一起外出打猎，旅游，我在一切场合尽可能地吸收，尽可能地表达……５个月以后，我在语言方面已经毫无障碍了。后来，我又见到了前面提到的那位校长，我和他一起聊了两个多小时，他十分惊讶地说：“你和刚来时可大不一样了，你现在的英语讲得太棒了这么短的时间，真令人难以置信。”
这时，我才真正开始了“文化交流”活动。我就美国人及美国的中小学生对中国感兴趣的问题自拟了４０多个题目，打印后散发到这个城市的每所学校去。我可以根据他们的选择，就这些问题或其他问题到任何一所学校去演讲。我自拟的题目涉及到中国文化的许多方面，其中有的属于中美文化的比较，如：中国教育现状，中国学生的学习生活，中国校园一日与美国校园一日，汉语与英语，中国的人口问题与政策，世界第七大奇迹——长城，中国汉字欣赏，中国的针灸，中国的食物与美国的食物……我的演讲很受欢迎，起到了帮助他们认识中国、了解中国的作用。
人出国后更加爱国，在美国的日子，我对这一点有特别深的感受。记得在一次圣诞节的聚会上，谈起了香港的回归。在场的一些美国人认为：为什么中国政府不能让香港人通过投票自由选择回归中国还是继续让英国人统治？我对他们说：“这是中国的主权问题，根本不是选择的问题。当初，香港是在中国被侵略的情形下被英国人以‘租借’的名义强占去的。试问：你们的手指愿意让别人砍去一截吗？你们自己的花园愿意让别人强占去一角吗？”第二天，我的这些话就上了当地的报纸。
诸如此类的事情还有很多。
我所在的美国家庭，男女主人都是基督徒，我们之间相处得非常好，但也有观念文化上的冲突。他们希望我能皈依基督教，曾多次劝说我。我是共产党员，我在美国从来不回避谈论自己对共产党，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共产主义是为了让全世界所有的人都能过上幸福的生活，这是共产党人真诚的信念和终生为之奋斗的目标。我尊重你们的信仰，请你们也理解我的信仰。”我相信他们理解了我的真诚。回国几年了，我们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去年，我国驻南联盟使馆被炸后，我收到了他们的信，信中写道：“我们为所发生的事情而难过，我们憎恶我国政府这样的行为！请你相信，我们之间的友谊是永恒的，人民之间的友谊是永恒的。”
回国几年了，在美国的学习生活至今还在我的教学中有所反映。我会告诉学生，哪些题是没必要做的。我要让他们知道，语法知识是呆板的，而语言现象、生活的变化却是常新的。
（记录：张清平）
第二卷当媳妇 当情人都行
李爱亭，女，３８岁
新安县正村乡中岳初中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０年１月２９日
我从１９８４年开始教学，到现在１６年了。这中间有三个插曲，都跟收入有关，其中两次还让我差一点儿离开教育，可最终我的心却跟教育越贴越近，在对教育的情感中“越陷越深”。
我教学是在１９８４年民师整顿之后。经同学介绍，被招聘到一所学校当代课教师，每月６０块钱，这在当时算是不错了。没多久，我到了现在的中岳初中，收入变成３０块钱了。１９８６年，我想做点儿生意贴补贴补，就进了１０件呢子大衣在几个学校卖。大衣进价６０块钱一件，见了的人都说这么好的大衣得卖贵点儿。我觉得卖８０块钱就不少了。先卖出５件，一天就挣了１００块钱。在另一个学校，７０多块钱又卖了一件。谁知，这些老师都认识，互相一问后，就有人找我说：“咱们平常都怪好哩，一样的大衣你咋多要俺们的钱？真是‘无商不奸’！”我平时和老师们处得不错，为这点儿小生意把人都得罪下了，真是划不来，就把剩下的４件退了。我跟自己说，以后再不做生意了，还是好好教课吧。
这一晃就是十几年。因为没能搭上计划内民师这趟车，我还是代课教师，收入虽然提了一点儿，可还是１００多块钱一月，比着每月八九百块钱的公办教师，尽管活没少干，也有相应的能力，可在收入上的差距却更大了。
去年９月，县二高学生食堂对外承包，熟人知道我做饭可以，就介绍了我，每月能挣四五百块钱。我去看了看情况，交了２０００块钱的承包押金，还租了一间住房。这以前我没跟学校说，怕校长不放我。从县里回来，同车的熟人问我到县里干啥，我跟他说了。谁知一个学生家长也在车上，回去以后就跟校长说了。校长一听火了，叫人连夜把我从家叫到学校，做我的工作。但第二天上午我还是走了。
拉东西那天，中午吃过饭天还好好的。可架子车一进校门，天就变了，刮着大风。校长在楼上看见我，不想搭惹，扭脸回屋了。等我刚到住室门口，暴雨夹着呼雷就到了。我看着这一阵紧似一阵的暴雨，想着我在这儿十几年里的各种细节，想着从此就要告别教学生涯，心里老不好受，坐在门口就哭了。
一会儿，校长过来了，狠劲儿熊我：“你把课一撂，弄得我上不去下不来，你可想挣钱走哩！走嘛！人留不住天留。看你心恁善，你去挣学生钱？你是老师哩，你咋能挣哩”一群女老师也来劝我别走。我心软了，毕竟在这儿待了１５年了，还真舍不得。我就跟校长说：“我要不走，你还要不要我？”校长说：“你说的是真哩？”我说：“真不走了！”校长高兴地赶紧去总务上拿来他准备在架子车出门时放到车上的一袋苹果和一个床单。这是教师节要发的东西，校长知道我要走了，还是给我备了一份。我原来并没把这个学校看得咋样，却没想到被学校这么看重，眼泪几乎又要流下来了。
想着好歹就在这儿干下去吧，可没想到这事没过三天，县里某局想要一个秘书，局里人事科长跟我兄弟熟，也看过我在报上发表的作品，我兄弟跟他一说，他又找局长说。局长同意了，说好月薪６００块钱，下周一正式上班。然后，我跟校长说了。校长说：“上回我拦了你，这回是关系你前途的大事，我不拦你”我也觉得这次像是个人生转机，但又怀疑：真会有从天上掉馅饼的好事？
星期一我到局里见了局长，局长才３０来岁。谁知他盛气凌人，看人的眼光真叫“不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