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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不韦这个商人下的赌注终于获得回报了。早在异人被正式定为王位继承人之后，他就出资给异人的日常生活撑起场面，现在吕不韦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相国了，跟新王的政策有极其密切的关系。
跟他那享胙短暂的父亲一样，庄襄王一即位便大赦天下，给他父亲的扈从们加上封号，并治理国事。在东方，周天子最后的残余（东周公）还在酝酿阴谋让新即位的秦王倒台—至少秦王编织着借口，说东周公在干这样的勾当。
在异人即位的第二年，秦军仍然节节取胜，现在兵锋指向赵国。尽管秦国攫取了大量的土地，但此时发生的一场日食足以让迷信的人们认为一场事变要来临了。公元前247年，秦军被剩下的那些国家的联盟打退，再一次从最终胜利的边缘上缩回。于是，在仅仅五年之内，秦又失去了它的第三位秦王。《史记》没有说明为什么正处于青壮年、拥有最好医生和建议者的秦王异人，在他统治后第三年就会逝世。
如果有任何人处心积虑想除掉异人，那这个人就是吕不韦。异人的儿子嬴政此时只有13岁，这个年龄显而易见不可能做一个执掌实权的真正国君。因此需要摄政，嬴政的母亲赵姬和她先前的情人相国吕不韦是摄政的最佳人选。虽然不能证明这里面有下流的勾当乃至场面，但似乎也并不是不可能的。
现在轮到吕不韦大放光芒了。他认为他是国家政策任何领域的主宰，他让秦军继续扫平了周王领地。随着秦国的征服，现在，秦国三个邻国的联盟垮台了，这进一步的胜利使秦迈过了楚国的废墟，这样，秦国第一次和东方的齐国接壤了。秦军横扫了可怜的周天子的最后遗裔，在那里，周天子曾经宣称领有整个世界。但此刻只有一小片烧焦了的土地被指派为“三川郡”，因为吕不韦长期辅佐还是娃娃的秦王嬴政，秦王表示把这块土地的一部分赐予相国吕不韦，作为他的个人采邑，并且赐吕不韦公爵名号。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吕不韦军事生涯的最后。其实，平定乌合之众们反抗早先征服者（秦昭王）的叛乱并不在吕不韦的能力之外，但是，如果局势的发展需要一种有效的军事手段的话，他更乐意听从将军们的意见。他只是提出自己的观点，并总揽兵权。
他的老谋深算更多地用在政治上，长期以来，他都是用政治借口这么做的。周朝的彻底倒台（虽然早在几个世纪前就慢慢开始了），对当时的人们而言仍然是一个令人震惊的事件，因为这是一个划时代的终结，就像西罗马帝国的最后岁月那样。对于像秦这样的国家而言，它长期为填补因周室衰微而留下的权力真空所做的准备现在真的要成为现实了，对于一个征服者而言，这是比起照单行事起来是更大的成就。对于其他国家而言，周朝的倒台更是一个重创—即便那些国家早就无礼地宣布自己为王，现在，他们发现他们自己没有了任何精神寄托。长期以来，他们轻慢名义上为他们父亲的周天子，然而现在，他们惊讶地发现自己的国家仿佛一夜之间成了孤儿。吕不韦还继续不遗余力地做着往伤口上撒盐的事，韩、赵、魏陷于一片混乱，仅可能的反抗来自燕、齐。吕不韦打算让燕的相国跟自己成为同盟，他准备让燕国相国相信秦和燕将结成同盟，“对付共同的敌人”，他收到了积极的回应，吕不韦以秦王的名义侵齐，他确信齐国陷入内乱，尽管这战争没有为寻找第九只鼎提供任何线索，这失落的神物还是被认为在地方掌权者那里。
秦王（2）
当吕不韦和赵姬以秦王的名义摄政之际，这娃娃国王开始学习当国王的艺术来。有朝一日他将被告知成年，即将成为真正的国王。但首先，他必须跟最好的老师们学习。在这段时间里，吕不韦开始请一堆学者们来按儒家传统教授秦王，教授的有书写、建议、顾问咨询等等。这样的一堆课程被认为对于一个执政君主来说完全合适（其他国家的执政君主也同样要学这一堆东西），它不仅会造就周密博大的思考能力，还将把君王造就成一架处理公务的机器。即使吕不韦忽略了他请来的这些学者们（他经常这样），这些学者的专论、信条和主义同样会在别的国家流传，同样会流传到秦国，这些著作并不仅仅被传抄，还被融进吕不韦自己的各种纲领，这些知识对君王而言是必需的知识。
假如不是后来的丑闻让吕不韦倒台的话，他为后人留下的纪念就是二十六卷的《吕览》，这本书是按最终极的百科全书标准来构思的，它是当时人类所有知识的精华，这些知识浓缩在一部大书中，显然，这大书将带给它的赞助者巨大的声望。在古代中国，它的名字叫《吕氏春秋》，显然，这个名字是希望将之与孔子作的《春秋》相提并论。吕不韦希望后人把他当作一个明哲记住，不过他似乎摆脱不了他那商人的出身。我们不知道吕不韦是否亲笔写了《吕氏春秋》中的任何一个字，相反，他仅仅资助了写书门客们的研究，并让他们汇总成书。《吕氏春秋》的部分内容可能包括其他匿名作者们的伟大思想，比如李斯的，甚至荀子的思想。但对吕不韦来说，更重要的是：这部书将作为他本人哲学观点和治国思想的纪念品而传之后世。如果这是他的计划，那么它是失败的，尽管吕不韦确实如他打算的那样，最终产出了这部当时终极性的大书，我们已经可以看见对“书”采取审查政策的最初种子。
这种态度后来发展到焚书，而焚书后来导致李斯和秦始皇永远留下了骂名。尽管《吕氏春秋》是公元前3世纪的生活中一扇了解世界的有趣窗口，但它并没有发展儒家的哲学，大概是因为它出于众手。《吕氏春秋》的内容同样是嬴政所受教育内容的一部分，当我们阅读《吕氏春秋》之际，我们也可以读到影响秦始皇和他后来决策的那些思想。
吕不韦将《吕氏春秋》公之于众，希望它的鸿篇巨制和自然主义的构思能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他对《吕氏春秋》的完美那么有信心，因此他在市场上悬赏一笔数目很大的金子，奖给任何一位能改动一字的过路读者。在吕不韦这炫耀式的举措之下，我们可以看出，一种人类的良善在面临着不安—假如吕不韦真的动笔写了或是构思了《吕氏春秋》，他就会知道，一个过路的学者是不可能对这样一部悬在墙上的鸿篇巨制通过挤在人堆里匆匆观望而提出意见的。吕不韦的决定同样显示了他底气十足甚而霸气的自信。假如秦国相国宣称他写出了这样一本完美的书，那么，其他人胆敢提供额外修改意见的机会就从此渺茫。
除了《吕氏春秋》的编纂体例之外，书的内容还向我们展示了吕不韦当政时期影响秦国的政治哲学。《吕氏春秋》展现的世界，建构在以虔诚仪式为体现的儒家思想和以冷酷信条为准则的法家思想共同组成的结合点上，我们会在《吕氏春秋》第一卷看见商鞅和荀子的思想，《吕氏春秋》对于在荀子那里就开始大打折扣的、关于上古帝王故事的注意力更是微乎其微，但它借鉴了荀子的部分思想，认为这个世界必须需要君主的统治，周朝分崩离析了，那么，时势需要从其他国家里面挑选出新的替代人。在一种自我满足式的炫耀中，《吕氏春秋》提出：如果这世界需要一名能力无与伦的圣贤做统治者，那么，在这样一本伟大的书编纂而出的背景下，什么样的君主才是与此背景匹配的理想角色呢？
《吕氏春秋》不仅仅是吕不韦向公众进行的民意测验，它还是一项政治宣言，巩固着他在秦国已经获得的利益。在君王必须贤明、老师应受尊敬这些传统儒家信条之中，还有其它因素也浮现到了儒家传统的表面。《吕氏春秋》的精华并不仅仅是对吕不韦权力的吹捧，也是对他过去一切作为的维护。在《吕氏春秋》看来，一个真正高贵的君主进行统治时应超越一台计划好了的机器的水准，他应从各有专长的臣仆那里总结更高明的意见。吕不韦甚至提供了为什么美好的传说时代会终结的另一种解释，他说，当时那些臣仆们：
秦王（3）
“古老时代的帝王们
真正亲手处理的事务是极少的
但依赖他人处理的事务很多
倚靠臣下治理是主人之道
宰辅无为而治。”
《吕氏春秋》对秦国传统同样表现出了矛盾的态度—有时高兴地引用秦国的古例，不过在神话和传说于史无徴之际，它同样急于否定这些。吕不韦跟当时在秦国政府供职的其他外国人一样，从秦为他们提供的机会中获益，但这些人并不深深地赞同法家的观点。他发展了关于“正义战争”的观点，认为战争是进行防卫的政治工具，这在该书中，跟它的正统的思想是矛盾的，因为正统思想认为战争是无论如何应该避免的。但是，《吕氏春秋》还认为应该对商鞅和他的继承者建立的严酷制度给予一定放松，或许应该回归到真的“传统价值观”，而不是回到充满电闪雷鸣的上古神话中去。应该从心底里重视真正的实际事务—农业，这让一个国家赖以生存的经济命脉。不过，基于吕不韦自己那不为人注意的商人背景，他还认为商人因自己的能力发家致富是应被肯定的。《吕氏春秋》发展了市场控制的观点，这简直就是他们自己发明的资本主义。
《吕氏春秋》中最危险的是吕不韦对贵族的攻击和不敬。他自己的显赫爵位是一步步交易来的（他自己则说是赢得的），而不是从出生起就世袭的。对于那些备受荀子抨击的上古神话，《吕氏春秋》反对传说时代最高贵的统治者任用出身高贵者来作为继任者的故事，吕不韦的观点正与之相反，认为贵族世袭这件事本身就值得怀疑。《吕氏春秋》问道：难道一个无能的君王仅仅因为他父亲是国君就能轻而易举地继续统治吗？难道一个明智的统治者按即位惯例从候选人中挑出最有可能的那个继位就真的更好吗？当然，一个明智的君主应选择最好的宰辅来辅佐他，但在《吕氏春秋》看来，一个明智的君主同样应该选择最好的宰辅来取代国君本身。
一个狡猾的法家会看出吕不韦这么说的意思的。这是一个他握有最高实权的、极其明显的提示。而且各种命令正是在他的监督之下得到批准，这等于说嬴政还有另一个老师—一个终身演练政治的职业政治家，而这政治权力是吕不韦为自己谋得的。
吕不韦最显赫的继承者是李斯。李斯是楚国人，他曾是荀子的学生。当荀子在儒家学说和现实状况之间斗争之际，李斯接受了后者。李斯政治生涯的开端跟孔子差不多，先是当国内的低级臣仆，他对当时寄生的看法提出了著名的政治论断。他瞥见灵敏而胆怯的老鼠们为一星半点食物扭打，并在人类来临之际偷着把它们搬运走，他还看见王室粮仓里有一种非常不一样的老鼠，它们吃着丰富的谷米，日益肥得流油，而且自始至终，没发任何人现这一点。因为害怕惩罚，害怕被发现之后而沦为茅厕老鼠，正是满足和安心造就了这种与其它老鼠不同的粮仓老鼠。李斯把这理论用到谋取公家利益这方面，他说性情是被经历所磨就的，不是生来就有的。
李斯是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