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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时间和变化的实在性是实在论的关键。（我现在仍然认为如此，实在论的某些唯心主义对手如薛定谔和哥德尔也曾认为如此。）
当我访问爱因斯坦时，施尔普的“在世哲学家文库”的《爱因斯坦》卷刚刚出版；这一卷有一篇哥德尔的现已著名的论文，他在反对时间和变化的实在性时利用了爱因斯坦狭义和广义相对论的论据。爱因斯坦在这卷中出来强烈支持实在论。他明显不同意哥德尔的唯心主义；他在答复中提出，哥德尔对宇宙方程式的解必须“根据物理学的理由加以排除”。
当时，我试图尽可能强有力地向爱因斯坦…巴门尼德介绍我的信念：反对任何唯心主义时间观的立场必须鲜明。我也试图表明尽管唯心主义观点同决定论和非决定论都是相容的，支持“开放的”宇宙的立场应该鲜明——在这个宇宙中未来决不包含在过去和现在之内，即使他们对它施加种种严格的限制。我论证说，我们不应被我们的理论弄得转了向而太轻易地放弃常识。爱因斯坦明确表示他不想放弃实在论（对于实在论，最有力的论据是建立在常识的基础上的），尽管我认为他像我一样准备承认我们也许有一天会被迫放弃它，如果有十分有力的论据（比方说哥德尔式的论据）引致反对它的话。所以我论证说，关于时间，还有关于非决定论（即物理学的不完备性）的情况，与关于实在论的情况恰恰相似。我诉诸他自己用神话术语表达事情的方式说道：如果上帝想一开始就把一切事物塞进世界中，上帝就创造了一个没有变化、没有有机体和进化以及没有人和人的变化的经验的世界。但是上帝似乎考虑到一个产生连上帝自己都意料不到的事件的活宇宙比一个死宇宙有趣得多。
我也试图使爱因斯坦明白，这样一种观点并不扰乱他对玻尔的主张（认为量子力学是完备的）的批判态度；反之，正是这种观点提出我们总有可能把我们的问题进一步推进，而科学一般地说很可能原来是不完备的（在某种意义上）。
因为我们总有可能继续问为什么的问题。虽然牛顿相信他的理论是真理，他并不认为它提供了最后的说明，并且他试图对超距作用提出神学说明。莱布尼兹并不认为机械推力（在成为零的距离起作用）是最后的，他要求用斥力来说明；这种说明后来由物质的电理论提供了。说明总是不完备的，我们总有可能提出另一个为什么的问题。而新的为什么问题可导致一个新理论，新理论不仅“说明”旧理论，而且纠正它。
这就是为什么物理学的进化可能是一个校正和更好的接近的无穷过程。而且即使有朝一日我们达到一个我们的理论不再接受校正的阶段（由于它们完全是真的），它们也仍然不会是完备的——而且我们会知道这一点。因为哥德尔的著名的不完备性定理会起作用：鉴于物理学的数学背景，为了回答在任何给定的（形式化的）理论中未能解决的问题，充其量需要无穷系列的这类真的理论。
这样的考虑并不证明：客观物理世界是不完备的或不确定的，它们仅仅表明我们的努力本质上的不完备性。但是，它们也表明科学几乎不可能（如果有可能的话）达到一个阶段，它有可能对物理世界是决定论的这个观点提供真正的支持。那么，为什么我们不应该接受常识的裁决呢——至少在这些论据已被推翻以前？
这就是我试图用来改变爱因斯坦－巴门尼德想法的论据的实质。此外，我们又更为扼要地讨论了像操作主义、实证主义和实证主义者及其对形而上学的莫名其妙的恐惧、证实与否证的对立、可否证性以及简单性等一些问题。我惊异地得悉：爱因斯坦认为我关于简单性的意见（在《研究的逻辑》中）已被普遍接受，因此现在每个人都知道，更为简单的理论是可取的，由于它有更大的排除可能事态的能力，即由于它的更好的可检验性。
我们讨论的另一个话题是玻尔和互补性——在玻尔前一天讨论会上发言以后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话题。爱因斯坦用尽可能强有力的措词重复了他在施尔普编辑的《爱因斯坦》卷中已经表示的意见：尽管他作了最大的努力，他还是不能理解玻尔的互补性是什么意思。
我也记起了爱因斯坦从一个物理学家的观点对原子弹理论浅薄的尖刻评论，考虑到卢瑟福曾认为利用原子能是不可能的，我认为这有点过分。也许这些评论有点带上他不喜欢炸弹的色彩，而一切都与这种不喜欢有关，但无疑他是说了算数的，无疑他基本上是对的。
很难表达对爱因斯坦个性的印象。也许可以这样说：同他在一起感到很自在。不能不信任他，不能不无保留地信赖他的直率、他的和蔼、他的强判断力。他的智慧以及他的几乎是儿童般的天真。这样超凡出世的一个人不仅活着，而且得到正确评价，受到极大尊敬，这对于我们的世界、对于美国还是说明了一点问题的。
在我访问普林斯顿期间，我又再一次同库尔特·哥德尔会面，并同他讨论了他在《爱因斯坦》卷中的论文以及他的不完备性定理对物理学可能产生的意义的某些方面。
正是在我首次访美之后我们才迁居白金汉郡的潘恩的，那时它是一个安静而美丽的小地方。在这里我可以比以前做更多的工作。
无尽的探索29．问题和理论
29．问题和理论
早在1937年，当我试图通过把著名的“辩证法三段论式”（正题：反题：合题）解释为试验和排除错误方法的一种形式来弄懂它的意义时，我提出一切科学讨论从问题（P1）开始，对于问题我们提出某种试探性的解决——试探性理论（TT）；然后批判这个理论，试图排除错误（EE）；并且正如辩证法的情况一样，这个过程又重新开始：理论及其批判性修正提出了新的问题（P2）。
后来我把这种情况概括在下列图式中：
P1→TT→EE→P2，
我在讲演中常常利用这个图式。
我喜欢用说科学从问题始、以问题终来概括这个图式。但我总是对这种概括有点担心，因为每一个科学问题也是在某一理论语境中产生的。问题渗透着理论。因此我常常说我们可以在任何地方开始这个图式：我们可以从TT1始，以TT2终；或者我们可以从EE1始、以EE2终。然而，我常常要补充说一个理论的发展往往从某个实际问题开始；并且虽然表述一个实际问题不可避免地要引入理论，但实际问题本身可以是刚刚“感觉到的”：它可以是“前语言的”；我们——或一个阿米巴——可以感觉到冷或其他某个刺激，而这可使我们或阿米巴采取试探性行动——也许是理论性行动——为了摆脱这个刺激。
但是“何者在先，问题还是理论？”的问题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事实上我发现这个问题出乎意料地富有成效和困难。
实际问题的产生是因为什么地方出了差错，由于发生了某种意料不到的事件。但这意味着有机体——不管是人还是阿米巴——通过演变某种期望或某种其他结构（比方说一个器官），再使自己（也许笨拙地）适应它的环境。然而这种适应是提出理论的前意识形式；由于任何实际问题的产生与这种适应有关，因此实际问题本质上是浸透着理论的。
实际上我们得到了一个结果，这个结果有意料不到的有趣的推断：第一批理论——即对问题的第一批试探性解诀——和第一批问题必定是以某种方式一起产生的。
但还有些进一步的结论：
有机体的结构和问题一起产生，或者换言之，有机体的结构同解决问题的结构一样是结合理论的。
往后（尤其在这本《自传》的第37节，参阅下面）我要回到生物学和进化论。这里我只要指出，围绕在已表述的和理论的问题为一方与仅仅“感觉到的”问题以及实际问题为另一方之间的种种区别有一些微妙的争论点。
这些争论点如下：
（1）已表述的理论与已表述的（试探性〕解决之间的关系可认为本质上是一种逻辑关系。
（2）然而“已感觉到的”问题（或实际问题）与解决办法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基本的生物学关系。这在描述单个有机体的行为或在一个物种或一个门的进化理论中可能是重要的。（大多数问题——也许是所有问题——不止是“生存问题”，它们是由十分特定的境况提出的十分具体的问题。）
（3）问题和解决之间的关系显然在单个有机体，尤其是人类有机体的历史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在智力努力的历史中，例如科学史中，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我认为所有的历史应该是问题境况的历史。
（4）另一方面，这种关系在宇宙的无机进化或宇宙的无机部分（比方说，恒星演化、稳定元素或稳定化合物之“存在”以及不稳定元素和化合物随之而稀少）的历史中似乎不起作用。
一种迥然不同的论点也有些重要意义。
（5）每当我们说一个有机体试图解决一个问题，比方说P1，我们就是提供了一个多少有点风险的历史性猜想。虽然它是一个历史性猜想，但它是根据历史的或生物学的理论提出来的。这个猜想是试图解决一个历史问题，比方说P（P1），这个问题与猜想认为属于所讨论的有机体的问题P1是绝然不同的。因此有可能的是：像开普勒那样的科学家或许认为他已解决了问题P1，而科学史家或许试图解决问题P（P1）：“开普勒解决P1或另一个问题了吗？实际的问题境况是什么？”而P（P1）的解决确实可能是（我认为它是）开普勒解决了一个与他认为他已解决的问题迥然不同的问题。
在动物水平上这当然总是猜想性的——事实上它是高度理论的建构——如果一个科学家猜想个别的动物或物种（比方说用青霉素处理的细菌）：它对面临的问题已有一个解决办法（比方说成为耐青霉素的了）。这样一种说法听起来像是比喻式的，甚至是拟人的，但也可以不这样说。它不过说出这个猜想：环境境况就是这样，除非物种（或有机体种群）以某种方式发生改变（也许通过改变它的基因群的分配），它就会陷入困境。
人们可能说，这一切是一目了然的：我们大多数人都知道，清楚地表述我们的问题是一个困难的任务，并且我们常常在这种任务中遭到失败。问题不易鉴别或描述，除非像在考试中那样，确实有人把现成的问题提供给我们；但是甚至在考试时我们可以发现，考试教师没有把他的问题表述清楚，而我们可以表述得更好。因此经常有表述问题的问题——以及这是否是真正应被表述的问题的问题。
因此，问题甚至实际问题总是理论性的。另一方面，理论只能被理解为问题的试探性解决，并且与问题境况有关。
为了避免误解，我要强调这里讨论的问题和理论之间的关系不是“问题”和“理论”这些词之间的关系；我也不讨论用法或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