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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着一座巨大的金属方尖碑。我走了过去，发现上面刻着詹姆斯·布鲁斯的名字，此外还有几行铭文：
他毕生从事有益的壮举，
他探索过许多遥远的地域，
他发现了尼罗河的源头。
他是位温情的丈夫，是位溺爱的父亲，
他是位热忱的爱国者，
人类异口同声，将他的英名列入
那些以天才、英勇与美德著称的人物。
这座方尖碑上最使我激动的一点是：它完好无损，既没有生锈，也没有破损，它上面还涂着新的红色底漆。显然，有个人还在对这位探险家感兴趣，这使他恢复了这座方尖碑的本来面貌，只是没有把它重新竖立在布鲁斯的墓旁。
那天傍晚，我采访了教堂的几位主管，了解到了这位神秘施主的身份。他们说，几年前，这座方尖碑曾被抬走修复，我到拉博特市的前一天才被送回来。组织并资助修复工作的人不是别人，正是苏格兰布鲁斯家族的名誉族长——俄尔金及金纳德伯爵，他本人就是共济会的大师。
这是个很有希望的线索。我沿着它，一直追踪到布鲁姆府，它是弗斯湾（苏格兰东部临北海的港湾——译者注）北部的一座宅邸，俄尔金伯爵就住在那里。我先往那里打了电话（布鲁姆府的电话号码就在电话簿上），约定8月4日星期六上午去见俄尔金伯爵。
伯爵事先在电话里说：〃我只能给你15分钟。〃
我回答说：〃15分钟已经足够了。〃
届时，我见到了俄尔金伯爵。他身材矮胖，已经上了年纪，并且一条腿分明有些破（那显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在日本人的监狱里受到的伤害）。他没有做过分的寒暄，就我把领进了一个华丽的客厅，客厅里挂着一些家族成员的肖像。伯爵让我直陈来意。
到目前为止，他的举止一直有些生硬。然而，我们一谈到布鲁斯，他的态度便温和起来。从他对布鲁斯生平细节的广泛了解，我渐渐领悟到，他曾经仔细研究过这位苏格兰探险家的一生。
在一个楼层上，他把我带进了另一个房间，让我看几个书架。书架上都是用各种不同语言写成的珍贵古书。他解释说：〃这些都是布鲁斯私人书房的藏书。他这个人的兴趣非常广泛……我这里还有他的望远镜、四分仪和罗盘呢……你想看的话，我就给你找出来。〃
我们参观这一切时，伯爵原先答应给我的15分钟已经延长到了一个半小时。我虽然被俄尔金伯爵的热情所感染，但还是打算提出一个问题——驱使我拜访布鲁姆府的，正是这个问题。
此刻，他突然看了看手表，说道：〃糟糕，已经到这个时候了。恐怕你得走了。我还有事……今天下午我要去高原地区。以后你还可以再来。〃
〃哦……好吧，我非常愿意再来拜访。〃
听了我的话，伯爵优雅地微笑着，站起身来。我也站起来，和他握手。我觉得自己很蠢，但还是下了个决心——不满足我的好奇就绝不离开这里。
我说：〃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特别想请教您一件事情。它和我正在考虑的一个理论有关，涉及布鲁斯到埃塞俄比亚探险的动机。您是否碰巧知道……我是说，是否有一种可能，哪怕一丁点儿可能，布鲁斯曾是个共济会员？〃
俄尔金伯爵似乎有些吃惊：〃老弟，他当然是共济会员啦。那是他一生中最最重要的部分嘛！〃？
第三部 迷宫
耶和华神啊，求你起来，
和你有能力的约柜同入安息之所。
耶和华神啊，愿你的祭司披上救恩，
愿你的圣民蒙福欢乐！
——《旧约·历代志下》第6章
第八章 埃塞俄比亚探险
当我拜访俄尔金伯爵在苏格兰的宅邸时，他证实了我对詹姆斯·布鲁斯的怀疑是正确的：这位探险家的确是共济会员（爱丁堡城共济会本宗契尔文宁第二分会会员）。
俄尔金还告诉我，布鲁斯曾广泛参与共济会的〃思辨性〃活动。换句话说，他可能对共济会的神秘及预测传统深感兴趣，其中包括〃圣殿骑士教的理想〃，而现代的共济会员对它或者一无所知，或者不屑一顾。
对此，我还应当补充一句：我从来就不认为所有的共济会员都知道圣殿骑士教的这份遗产，恰恰相反，我有理由假定，从古至今只有极少数会员才能了解它。
不过，布鲁斯却似乎就是这些有特权的极少数会员之一。他对《圣经》具有渊博的知识，对《以诺书》这样的神秘经卷怀有学者般的关注，并热衷于共济会思想体系中〃思辨性〃的侧面，因此，他显然会去深入考察圣殿骑士教有关约柜最后下落的那些传说。
所以，拜访了俄尔金伯爵以后，我就更有把握地认清了一点：诱使这位苏格兰探险家在1768年去埃塞俄比亚的始终就是约柜，而不是尼罗河。他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撒谎，这似乎自相矛盾（因为他通常都十分诚实），现在我却弄清了他这么做的意义，他闪烁其辞和秘而不宣的做法也得到了解释。至于他在阿比西尼亚高原上度过的那么多年间究竟发现了什么奥秘，我现在也许永远也无法知道了。不过，我现在至少可能弄清了他的动机。
我最初想弄清布鲁斯是不是共济会员，那是在1989年夏天，但直到1990年8月我才和俄尔金伯爵探讨了此事。同时，正像我在本书前一章里讲述过的那样，我还追踪考察了〃葡萄牙人的牵连〃，其代表就是基督圣教的成员，他们曾在15世纪和16世纪去过埃塞俄比亚。
我找到的所有证据都表明，一直有人在寻找约柜——这种秘密的探险曾把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的众多旅行家吸引到了这个高尚而持久的目标上。不仅如此，如果以往几个世纪里的情况果真如此，那么，今天难道就不会依然如此吗？难道不会还有人像我这样，也正在埃塞俄比亚寻找约柜吗？
在后来的考察中，我一边随时准备应付这种情况，一边不断寻找詹姆斯·布鲁斯和克利斯托弗·达·伽马这样的人，把他们列入调查档案。不过，即使没有反证的刺激，我在1989年夏天的发现也已经足以使我坚信：已经到了去埃塞俄比亚的最佳时刻，以便做详细的实地探险和调查，为我目前的考察增添材料，因为到目前为止，我的考察大多还只是一种思维上的运作。
艰难时世
早在1989年6月我就决定去埃塞俄比亚了，但我最终成行却是在几个月以后。原因何在呢？
因为在1989年5月19日，亚的斯亚贝巴发生了一次武装政变，使整个埃塞俄比亚陷入了动乱。
门格斯图·海尔·马里亚姆总统的政府虽然幸免于政变，却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政变被平定以后，有176名参与叛乱的军官被捕，包括至少24名将军，其中有陆军总司令兼总执行官。武装部队首脑和空军司令因不愿被捕受审而自杀，还有11名将领在战斗中阵亡，国防部长被叛军击毙。
这次丑恶的血腥政变的阴影，长期笼罩着门格斯图及其政府——军官团几乎不复存在，军事决断能力几乎降到了零。这种局势很快演变为战局的逆转。
实际上，在政变后的几个月里，埃塞俄比亚政府军遭到了一系列粉碎性的失败，完全被赶出了提格雷省（该省被〃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宣布为〃解放区〃），也被赶出了厄立特里亚省的大部分地区（〃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已经开始实施该省独立的步骤）。战斗还以惊人的速度蔓延到其他地区，包括东北部的沃洛省，1989年9月，该省的古城拉利贝拉被反政府军攻陷，而首府贡德尔城被围困。
至少从我自私的角度看，最大的不利就是政府已经不再能够控制阿克苏姆城。其实，正像我在本书第三章里提到的那样，1988年底，即那场政变爆发前的几个月，〃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TPLF）已经包围了这座圣城。起初我还希望这种局面只是暂时的，但是，1989年下半年的局势急剧恶化，使我不得不想到一种可能，即反政府游击队可能会永久占据阿克苏姆城。
这当然使我想到去接触TPLF在伦敦的组织，以赢得他们的合作，让他们允许我进入他们现在控制的地区考察。不过，我并没有立即实行这个想法。
我曾和埃塞俄比亚政府长期合作，而这意味着〃解放阵线〃会以强烈的怀疑去分析我的所有意图。实际上，我如果不能巧妙周旋，他们便可能断然拒绝我去阿克苏姆考察的要求。
但坦率地说，如果他们真的同意把我带进阿克苏姆城，我倒是更担心我自己是否安全，因为人们都知道我是那个可恨的门格斯图政府的朋友。在我去提格雷省漫长的危险旅途中，当地的反政府游击队军官们难道不会把我当成密探而枪毙吗？即使TPLF的伦敦办公室已经澄清了我此行的意图，那些游击队司令官们难道不会不予理睬，照样把我当作密探处决吗？
在政变以后的环境当中，你根本无法预料埃塞俄比亚会发生什么事情。任何计划都无法得到确保，你更无法预测下个星期会发生什么事情。从理论上说，任何戏剧性的变化都是可能的——门格斯图甚至可能倒台，〃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和〃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的联合部队也许会大获全胜。因此，我决定暂时集中精力去研究其他一些方面的事情，等埃塞俄比亚的局势明朗后再说。
就这样，一直到了1989年11月，我才去了埃塞俄比亚。
是秘密的隐藏地吗？
促使我重返埃塞俄比亚的消息，是里恰·伯哈纳特·所罗门·加布雷·塞拉西长老告诉我的。我第一次见到这个名字极长的人，是在1989年6月12日的伦敦。见面时，我看见他的灰白胡须也很长。他的皮肤是深棕色的，目光烁烁，身穿一袭华丽的仪礼长袍，脖子上挂着一个精雕的木十字架。
他是埃塞俄比亚东正教锡安山圣玛利大教堂的大主教，其实是驻英国的宗教特使。几年前，他被亚的斯亚贝巴长老会派到英国，以传播有关东正教的消息。不仅如此，他还成功地说服了一些皈依者，其中大多是从西印度群岛来伦敦的年轻人。我们见面时，他还带了几个这样的青年。我安排那次会面，是为了向他打听有关约柜的消息。
在我眼里，所罗门大主教完全就像《旧约》里的族长。令人肃然起敬的长髯，睿智而略带狡黠的举止，真正谦逊所造就的非凡的人格魅力，以及对一种深刻信仰的绝对虔诚，这些都使我不能不产生这样的印象。
交谈时，我很快就看清了一点：他怀着一个不可动摇的信念，即相信约柜就在埃塞俄比亚。他很有智慧，显然受过高等的教育，能很有把握地引述《圣经》经文，这种自信源于他对《圣经》的毕生钻研。他以此表达他这个信念，而根本不肯承认它可能有误。
他加重语气，重申了这个观点：在西奈山麓做出的那个约柜，为的是装载写有〃十诫〃的两块石头诫板，而这个真真正正的约柜现在就在阿克苏姆城。我把他这番话详细地记在了我面前的一张纸上。不仅如此，他还强调说它依然〃具有威力，这完全归于上帝的恩惠〃。他还说，〃全体提格雷人民都在捍卫着它〃。他最后说：〃今天，约柜仍然平安地保存在教堂和基督教会众的手中，在教堂四周时常可以见到这些会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