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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四年中，说来叫人难受，我还未曾读到一篇中肯或诚实的评论，虽然对你的赞美和攻讦由你去世后一两周间，就纷纷开始了。但是他们每人手里拿的都不像纯文艺的天秤；有的喜欢你的为人，有的疑问你私人的道德；有的单单尊崇你诗中所表现的思想哲学，有的仅喜欢那些软弱的细致的句子，有的每发议论必须牵扯到你的个人生活之合乎规矩方圆，或断言你是轻薄，或引证你是浮奢豪侈！朋友，我知道你从不介意过这些，许多人的浅陋老实或刻薄处你早就领略过一堆，你不止未曾生过气，并且常常表现怜悯同原谅；你的心情永远是那么洁净；头老抬得那么高；胸中老是那么完整的诚挚；臂上老有那么许多不折不挠的勇气。
但是现在的情形与以前却有稍稍不同，你自己既已不在这里，做你朋友的，眼看着你被误解、曲解、乃至谩骂，有时真忍不住替你不平。
但你可别误会我心眼儿窄，把不相干的看成重要，我也知道误解、曲解、谩骂，都是不相干的，但是朋友，我们谁都需要有人了解我们的时候，真了解了我们，即使痛下针砭，骂着了我们的弱处、错处，那整个的我们却因而更增添了意义，一个作家文艺的总成绩更需要一种就文论文，就艺术论艺术的和平判断。
林徽因在这篇散文中，肯定了徐志摩的诗歌成就，她不仅仅是个欣赏者，而且是一个心灵的认同者。
我承认写诗是惨淡经营，孤立在人中挣扎的勾当，但是因为我知道的太清楚了，你在这上面单纯的信仰和诚恳尝试，为同业者奋斗，维护他们的情感的愚诚，称扬他们艺术的创造，自己从未曾求过虚荣，我觉得你始终是很逍遥舒畅的。如你自己所说，“满头血水”你“仍不曾低头”，你自己相信“一点性灵还在那里挣扎”，“还想在实际生活的重重压迫下透出一些声响来”。
简单的说，朋友，你这写诗的动机是坦白不由自主的，你写诗的态度是实诚、勇敢而倔强的。这在讨论你诗的时候，谁都先得明了的。
我们的作品会不会再长存下去，就看它们会不会活在那一些我们从来不认识的人，我们作品的读者，散在各时、各处互不认识的孤单的人的心里的，这种事它自己有自己的定律，并不需要我们的关心的。你的诗据我所知道的，它们仍旧在这里浮沉流落，你的影子也就浓淡参差的系在那些诗句中，另一端印在许多不相识人的心里。朋友，你不要过于看轻这种间接的生存，许多热情的人他们会为着你的存在，而增加了生的意识的。
伤心的仅是那些你最亲热的朋友们和同兴趣的努力者，你不在他们中间的事实，将要永远是个不能填补的空虚。
林徽因认为，徐志摩作为诗人的一生，处处充满着诗意，他诗意的活在这个世界上，爱、自由和美是他全部的灵魂，对诗歌的真诚和对世界的真诚，＇奇。ｃom书＇是徐志摩作为诗人的基本品格，而这种品格，正是需要弘扬光大的。
你走后大家就提议，要为你设立一个“志摩奖金”，来继续你鼓励人家努力诗文的素志，勉励象征你那种对于文艺创造拥护的热心，使不及认得你的青年人永远对你保存着亲热。如果这事你不觉到太寒伦不够热气，我希望你原谅你这些朋友们的苦心，在冥冥之中笑着给我们勇气来做这一些蠢诚的事吧。
林徽因献给徐志摩的不仅仅是一篇悼文，她献给他的是一粒种子在石缝里砰然绽苞的声音，是灵魂被锯着的诗人的歌哭。
她呼唤公正，呼唤良知，尽管这是那些道貌岸然的人，餐桌上最末一道菜肴。
诗人的心永远是一只方舟。他头顶上即使载着花冠，也是用荆棘编织的。在他的全部生命中，他需要清算的不是别人的恶行，只是他自己的灵魂。
从这天起，林徽因觉得她的生命里多了一份承诺，这承诺会烛照她的每一分钟。
这是精神的责任。
来今雨轩
“来今雨轩”坐落在中央公园西南隅，是北平著名的茶轩。
正厅五间，四面出廊，一座很别致的上下两层小楼，左右环以假山，怪石嶙峋，几株古柏，数杆修篁，一架石桥，构成了松风明月的意境。
大厅门楣上，“来今雨轩”的匾额是北洋政府大总统徐世昌的手笔。两旁金字楹联：“三篇陆羽经，七度卢仝碗”。
“来今雨轩”出自大诗人杜甫一首诗的题序。杜子美一度被唐玄宗赏识，很有做大官的希望，人们争先恐后地与他交往，一时间门庭若市，后来杜甫做官的消息沉寂了，人们就不再和他来往了。杜甫当时闲居长安，贫病交加，又门可罗雀，只有一个姓魏的朋友冒雨去看他，杜甫很有感慨，便写了一首诗，抒发了对人世沧桑的情怀。诗序中写道：“秋，杜子卧病长安旅次，多雨生鱼，青苔及榻，常时车马之客，旧雨常来今雨不来。”
那首诗很少让人记住，序却广为流传。尔后辛弃疾在一首词中写到：“旧雨常来，今雨不来，佳人堰蹇谁留？”
这里环境清静幽雅，因此被北平的文化人选作聚会的好去处。徐志摩生前也是这里的常客。
1936年9月，在上海筹办《大公报》沪版的萧乾回到北平，为了纪念《大公报。文艺副刊》接办十周年，举办了全国性文艺作品征文，请一些在文坛享有盛名的作家担任评委，有时圣陶、巴金、杨振声、朱自清、朱光潜、靳以、李健吾、林徽因、沈从文、凌叔华。这些评委主要是京沪两地的作家，平时靠萧乾写信协调意见。
此时，林徽因选编的《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到了最后审定阶段。这部小说选，是林徽因受萧乾之托编辑的。萧乾到《大公报》之后，林徽因一直是他的热情支持者，每个月萧乾回到北平，总要在“来今雨轩”举行茶会，邀来一二十个朋友，一边聊天，一边品茶，谈文学，谈人生，萧乾的许多稿子都是在这样的茶会上征得的。林徽因每请必到，每到必有一番宏论，语惊四座，成为茶会上注目人物。萧乾早就钦佩林徽因的艺术鉴赏能力，在今年春天就把这件事委托给了她。
也是在这次聚会上，萧乾与林徽因等商定了这本书的选目和序言。在所选的三十篇作品中，有蹇先艾的《美丽的梦》，萧乾的《蚕》、《道旁》、《小蒋》，宋翰迟的《一点回忆》，祖文的《避难》，李同愈的《报复》，沈从文的《箱子岩》、《一九三四年一月八日》、《一个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过岭者》，振声的《报复》，卢焚的《阴影》，叔文的《小还的悲哀》，杨宝琴的《疯子》，沙汀的《乡约》，前羽的《享福》，徐转蓬的《失业》，老舍的《听来的故事》，寒谷的《伍四嫂》，李健吾的《书呆子》，季康的《路路》，隽闻的《这年头》，李辉英的《驿路上》，程万孚的《求恕》，凌叔华的《无聊》，张天翼的《善举》，威深的《黎明》，刘祖春的《荤烟划子》和林徽因的《模影零篇》。
这些有的是已经出名的作家，如沈从文、杨振声、李健吾、凌叔华、老舍、张天翼、沙汀；也有些文坛上陌生的面孔，如徐转蓬、李辉英、寒谷、威深、程万孚等。
她在写的题序中，不仅概述了对人选作品的看法，而且直接阐述了她的文学观：在这些作品中，在题材的选择上似乎有个很偏的倾向：那就是趋向农村或少受教育分子，或劳力者的生活描写。这倾向并不偶然，说好一点，是我们这个时代对于他们——农人与劳力者——有浓重的同情和关心；说坏一点，是一种盲从趋时的现象。但最公平地说，还是上面的两个原因都有一点关系。描写劳工社会，乡村色彩已成一种风气，且在文艺界也已有一点成绩。初起的作家，或个性不强烈的作家，就容易不自觉的，因袭种种已有眉目的格调下笔。尤其是在我们这时代，青年作家都很难过自己在物质上享用，优越于一般少受教育的民众，便很自然的要认识乡村的穷苦，对偏僻的内地发生兴趣，反倒撇开自己所熟识的生活不写。拿单篇来讲，许多都写得好，还有些特别写得精彩的。但以创造界全盘试验来看，这种倾向表示贫弱，缺乏创造力量。并且为良心的动机而写作，那作品的艺术成分便会发生疑问。我们希望选集在这一点上可以显露出这种创造力的缺乏，或艺术性的不纯真，刺激作家们自己更有个性，更热诚的来刻画这多面错综复杂的人生，不拘泥于任何一个角度。
作品最主要处是诚实。诚实的重要还在题材的新鲜，结构的完整，文字的流丽之上。
即是作品需诚实于作者客观所明吒、主观所体验的生活。小说的情景即使整个是虚构的，内容的情感却全得藉力于逼真的、体验过的情感，毫不能用空洞虚假来支持着伤感的“情节”！所谓诚实并不是作者必需实际的经过在作品中所提到的生活，而是凡在作品中所提到的生活，的确都是作者在理智上所极明吒，在感情上极能体验得出的情景或人性。许多人因是自疚生活方式不新鲜，而故意地选择了一些特殊浪漫，而自己并不熟识的生活来做题材，然后敲诈自己有限的幻想力去铺张出自己所没有的情感，来骗取读者的同情。这种创造即浪费文字来夸张虚伪的情景和伤感，那些认真的读者，要从文艺里充实生活认识人生的，自然要感到十分的不耐烦和失望的。
所以一个作者，在运用文字的技术学问外，必须是能立在生活上面，能在主观与客观之间，感觉和了解之间，理智上进退有余，感情上横溢奔放，记忆与幻想交错相辅，到了真即是假，假即是真的程度，他的笔下才现着活力真诚。他的作品才会充实伟大，不受题材或文字的影响，而能持久普遍的动人。
这本小说选交由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后，受到读者欢迎，很快售罄。这本集子不仅体现了她的艺术眼光，也充分显示了她的编辑才能和艺术。
1937年起，京派作家为了重振徐志摩逝世后的文学活动，由胡适和杨振声牵头准备筹办一个《文学杂志》，由朱光潜来当主编，编委会多是朱光潜家谈诗会的成员：林徽因、杨振声、沈从文、周作人、俞平伯、朱自清等八人。胡适同王云五接洽，把新诞生的杂志交给商务印书馆出版。
《文学杂志》主张文艺自由独立，提出中国新文化要走的路宜宽阔些，丰富多彩些，不宜过早狭窄化到只准走一条路。朱光潜写的发刊词，对于文化思想运动的基本态度，总结为八个字：自由生发，自由讨论。他既反对打倒马克思，也反对打倒孔夫子。反对空谈“联合战线”，主张自由的思想。
当时除京派作家外，闻一多、冯至、李广田等人，也经常在刊物上发表作品。《文学杂志》的第一卷一至三期连载了林徽因的四幕剧本《梅真同他们》，因抗日战争爆发，刊物停办，剧本只载到第三幕。
抗战后，1947年6月1日出版复刊号第二卷第一期，1948年出版第三卷第六期后停刊，前后共出版二十二期。林徽因许多诗歌作品，也发表在《文学杂志》上。
《文学杂志》发表了不少揭露现实、富有政治色彩的诗文和小说，如徐盈的报告文学和穆旦的诗《饥饿的中国》，也扶持了许多新作家，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