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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奉两军在新龙华和徐家汇等处对峙，战争陷入胶着状态。
2月3日，孙传方和张宗倡在上海签署停战协议。
规定孙传方交出兵工厂，3日之内撤退上海附近的军队，孙军退至松江，奉军退至昆山，即日电令部下停止军事行动。
至此，第二次江浙战争结束。
停战协议的签署让整个上海松了一口气，将近两个月的战争状态导致上海的商业停滞，损失惨重，更别说人员伤亡和建筑的损毁。
报纸上预估这两次战争给江浙一带造成的伤害至少需要十年的时间才能恢复。
也因为这次战争，北洋政府决定把上海设立为特别市，既不属于江苏，也不属于浙江，决议以上海、宝山两县22乡为区域。建立淞沪特别市。
相当于后世的直辖市。
难民们陆续返乡，重建家园，军阀们争夺地盘，最终受苦的还是百姓。
租界恢复了往日的生活。林子轩收到了不少来自北平的信件。
在战争期间，信息不畅，很多寄往上海的信件都遗失或者延迟了，其中就包括《新月》杂志和《现代评论》的稿子，只好让北平的徐至摩重新邮寄一份。
这些信件中。大多是慰问信，担心林子轩在上海的安危。
还有些信件比较有意思，是请他劝说胡拾的，他看了信件才明白，胡拾要参加段祺睿组织的“善后会议”。
这牵扯到孙仲山和段祺睿之争。
孙仲山前往北平，提出要召开国民会议，召集社会各界共商国是。
段祺睿提出的善后会议则是维护军阀和政客的利益，说白了就是分赃大会。
胡拾作为社会名流也在被邀请之列。
他在回复的电文中说道：“我是两年来主张开和平会议的一个人，至今还相信，会议式的研究时局解决法总比武装对打好一点；所以我这回对于善后会议虽然有许多怀疑之点。却也愿意试他一试。”
胡拾的态度引起了北平文化界的不满，就连不少原本的朋友都对他严词指责。
林子轩颇为无语，胡拾这个人很难评价，比较固执，自己认为对的就会去做。
当孙仲山在广州和陈炯名闹翻的时候，他支持陈炯名，批判孙仲山，认为孙仲山为了报仇，把广州给打烂了。
当冯羽祥把傅义赶出皇宫的时候，他跑到皇宫里见了傅义。并抗议这种暴力行为。
为此被批判了不知道多少回，但他依旧我行我素。
如果不是因为他名气够大，恐怕早就有人找他麻烦了。
他提倡新思想和新文化，推崇西方的制度。算是新式人物，但又有着传统文人的书生意气，也可以看作是迂腐的一面。
所以说，人是矛盾的综合体，不存在那种非黑即白的情况。
本着朋友之谊，林子轩给胡拾写了一封信。劝他退出段祺睿的善后会议，虽然不知道有没有作用，但尽力了就好。
1925年1月，商务印书馆旗下的《妇女杂志》出专辑“新性道德号”，引起社会争议。
《妇女杂志》是由章西琛和周建仁编辑，和万象书局的《家庭》杂志处于竞争关系。
章西琛曾在商务印书馆做了近15年的编辑，起先是协助杜涯泉编辑《东方杂志》。
1919年，章西琛接手《妇女杂志》，成为主编，在周建仁的协助下，对《妇女杂志》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发行数量从原来的二三千份增加到一万多份。
章西琛也被认为是妇女问题专家。
这一次《妇女杂志》的“新性道德号”提出了一个颇具争议的观点。
“如果两个配偶允许，有了一种带有一夫二妻或者一妻二夫性质的不贞操形式，只要不损害于社会和其他人，也不能认为不道德。”
意思就是说只要不危害社会和他人，男女想怎么样生活都行，只要他们自己愿意就好。
这才是真正的婚姻解放和自由。
他们认为真正的婚姻是建立在两性关系完全自由的基础上人类自发自动的一夫一妻制度，而西方的一夫一妻制度具有伪善性。
那是依靠法律和舆论来维持的一夫一妻，根本无法保证男女之间不互相背叛。
即便是来自后世，林子轩也为他们的大胆而吃惊。
民国时期虽然政府规定了要一夫一妻，但实际情况是一夫多妻的现象普遍存在。
这种论调被认为是为一夫多妻做辩护，是破坏家庭和危害社会。
这一期的《妇女杂志》提出的观点其实是来自国外的一些女权作家，这些作家提倡性自由和性解放，认为这才是男女平等。
或者说男女在精神上的平等，只是通过性解放的方式。
很显然，不说民国时期的中国，就算是后世的中国也很难接受这种观点，这和中国社会的基本道德相违背，特别是“一妻多夫”的主张。
林子轩很佩服他们的勇气，却对他们的观点不敢苟同。
不是说西方传进来的观点就是好的，也要看中国的实际情况，否则只会对中国人产生误导，而不是真正的解放思想。
而且，这种事情私下聊聊就好了，刊登在杂志上影响大众就不对了。
他们或许以为自己是先行者，却不知道引进来的不是火种，而是糟粕。
林子轩意识到这是一个打击商务印书馆的好机会，就让旗下的杂志和报纸猛烈抨击章西琛和《妇女杂志》。
只是，这件事情中还有一个周建仁，是鲁讯的三弟。
自此，林子轩和周氏兄弟的关系越来越疏远了。
第二百五十二章一路向北
一石激起千层浪。
由于林子轩这一方的强势难，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纷纷指责《妇女杂志》道德败坏。
上海的《晶报》和《时事新报》的副刊《青光》相继难，加入批判的阵营之中，认为《妇女杂志》有教坏青年男女的倾向，提出的所谓“新性道德”是伤风败俗。
社会舆论的抨击使商务印书馆大为恐慌，内部的保守派对《妇女杂志》进行审查。
章西琛和周建仁被暂时停职。
这件事郑震铎向林子轩抱怨过，这一期的《妇女杂志》是他们精心策划的专刊，目的是为了宣扬一种新的“性道德”来批判旧社会的性道德。
从这方面来倡导妇女解放，其中很多篇文章都是很有建设性的议题。
只是因为章西琛和周建仁两人提出的观点较为出格就攻击《妇女杂志》本身，这种做法未免有失公允。
而且，这种观点也不是他们两人的，而是来自西方社会。
林子轩看过那一期的《妇女杂志》，里面还有沈燕冰和沈泽闽的文章。
这些人的文章都不是自己的思想，而是来自瑞典女权主义理论家爱伦凯的《恋爱与结婚》这本书籍，这本书在1911年出版，192o年左右传入中国。
1918年1月的《新青年》上一篇《女子问题》中就有介绍到爱伦凯的理论。
《妇女杂志》的编辑也不管符不符合中国国情，就把他们认为新潮的观点一股脑的抄出来，加以挥，变成了《妇女杂志》的主要内容。
有意思的是，他们并不是全面的介绍爱伦凯的著作，而是选择对自己有利的内容进行阐述，而对自己不利的内容则视而不见。
章西琛和沈燕冰对爱伦凯尤为推崇。
林子轩觉得其中不少女性自由的观点不错，可以放到万象书局的《家庭》杂志上。
至于郑震铎的抱怨，直接被他无视了。
这是两家出版社的竞争，打倒《妇女杂志》。《家庭》才能争取到更多的读者群。
谁让你不看看中国的实际情况就乱表观点，自以为新潮，想要哗众取宠，只能说个人思想有问题。
周建仁本身已经结婚了。还有了三个孩子，可在上海仍然和另一个女人同居。
这或许就是他提倡这种观点的原因所在，过着“一个配偶，一个情人”的西方式生活。
这时候北京大学的教授陈达齐写了文章寄给了《现代评论》，批判章西琛和周建仁。
陈达齐是浙江海盐人。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中国现代心理学的先驱，《新青年》杂志的政论作者之一，在新文化领域颇有影响力。
此人的加入使论战升级，给了《妇女杂志》狠狠的一击。
只是此时的林子轩已经顾不上这些了，他有了更重要的事情。
宋家三小姐来找他，她接到来自北平的电报，孙仲山病危。
孙仲山抱病前往北平，入住北京饭店。
随即，他请了北平协和医院的医生狄博尔、克礼二人与施密特会同诊治。
北平协和医院建于1921年。是美国洛克非勒财团所属的中华医学基金会开办的私立北平协和医学院的附属医院。
在北平算是医疗水平较高的医院了。
经过会诊，他们确认孙仲山得了肝病，并打算通过外科手术来探查病情。
但孙仲山很固执，不同意开刀，只答应使用保守的内科治疗。
到了1月21日，孙仲山的病情加重，在非要进行外科手术不可的情况下，才由中、美、德三国医生共同会诊，决定开刀。
1月26日，孙仲山入住北平协和医院。实施手术。
为孙仲山做手术的，都是此时国内最好的专家，手术进行的很快，经过化验。确认孙仲山的病因是恶性肿瘤，也就是后世所说的肝癌。
手术后不久，便进行了放疗，两天不见效果，病情急剧恶化。
医生知道，孙仲山这病是好不了的。
2月17日。协和医院的院长刘睿恒给孔翔熙写信，明确表示孙仲山患的是不治之症，时日不多，意思是请尽快通知家人，准备后事，早作打算。
刘睿恒是哈佛大学的医学博士，专攻癌症外科，他的这封信相当于最终的结果了。
2月18日，孙仲山由协和医院转到铁狮子胡同外交官顾维均的宅子里，相当于放弃了医院的治疗，改为疗养为主。
就这样，在上海的宋家三小姐接到了来自北平的电报。
如今江浙之战刚刚结束，奉军还没有完全退出上海，周边仍有溃败的士兵四处抢掠。
因为战争的原因，从上海直达天津的津浦铁路中断，天津的港口也已经封港，根本无法直接到达天津，更别说是北平了。
但宋家三小姐执意要前往北平，林子轩只好借助关系打听了一番。
目前，从上海开出去的客轮不多，只能先从上海坐船到山东青岛，到了青岛再看看胶济铁路是不是正常运行。
如果正常运行，则坐火车北上，接下来还要转两次车，才能到达北平。
毕竟青岛没有打仗，应该算是安全，这已经是最安全和最省时的路线了。
这个时代的交通就是如此，所以林子轩讨厌外出，一点都不方便。
此时正月还没有过完，正是天寒地冻的时候，一个女子孤身前往北平，又是兵荒马乱的年头，实在让人放心不下。
看着宋家三小姐可怜兮兮的眼神，就算不情愿，他也只好做一次护花使者了。
1925年2月23日，林子轩和宋家三小姐一起坐上了前往青岛的客轮。
当然，他还带了一名保镖，以防万一，一旦碰到散兵游勇，地痞无赖什么的，他可起不了什么作用，还要看保镖的表现。
到了青岛，好容易坐上火车，还是那种最差的列车。
既没有包厢，也没有热水供应，更别提提供饭菜了，没办法，只有这一列北上的火车了。
北方的天气异常寒冷，两人只好裹紧身上的衣服，挤在一起取暖，度过这漫长的旅途。
经过几天的折腾，在2月28日，他们终于活着来到了北平。
林子轩没想到时隔一年，他又来到了这座城市，当初他预感自己不会和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