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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实情，但制度上并没有规定会试中要回避亲属，更没有规定同乡不准录用。他还特地查阅了吴伟业在会试中的考卷，读过之后觉得很好，没有所谓的“衬贴”的感觉，于是批了“正大博雅、足式诡靡”八个字。有了皇帝这样的批示，舞弊一说便不攻自破了。
这场由温体仁在幕后指挥的政治战役，虽没有扳倒周延儒，但却动摇了他在崇祯帝心中的地位，至此，周延儒在皇帝眼里的形象也不在那么完美无缺。
本来周延儒能坐上首辅的位置，也全都仰仗真崇祯对他的赏识。这点温体仁深刻的知道，所以其要想取代周延儒，就需要在君臣两方面下功夫，先在舆论、感情上领先一步。
温体仁很重视攻心战，也很善长攻心战，相比之下周延儒则差的远了。这从一些小例子中就可以看出来。崇祯二年的内阁阁相钱龙锡在被判死刑又改为遣戍后，出狱临行前特地去拜会当朝辅臣。
周延儒对他说道：“皇上当时十分生气，几乎是无法挽回了，我们几个费了好大的力气才保住了阁下的性命。”
钱龙锡当然非常高兴，在见到温体仁时再次致谢。温体仁却说：“皇上当时并不是很恼怒。”
两人说的完全不一样，相较之下给了钱龙锡这样一种感觉：周延儒在故意夸大事实，好突出自己的功绩，而温体仁却为人忠厚，是真心想救他钱龙锡的。
于是钱龙锡和他的同乡亲朋们对周延儒便颇具微词。
周延儒的政治智慧远不如温体仁，几番交手下来一直处于被动。尤其是孙元化的案子上，要不是有陈渊，他真的就有可能被弄了下去。于是为了自救，他必须要进行一番努力了。
首先，周延儒决定对吏部尚书闵洪学下手，以此来动摇温体仁的基础。由于自己的力量不足，他只好去求助于那些在朝中兴风作浪的东林派言官。周延儒由于乡籍的缘故本来同东林党的关系并不坏，在东林党也还有一些朋友，只是由于在崇祯元年那次会推风波得罪了东林党，才反目成仇。但相比之下，东林人对温体仁更为仇恨，东林党如今衰败至此，可以说温体仁要负主要责任。
于是，双方都怀着对温体仁的仇恨走在了一起，达成了暂时性的政治联盟。周延儒让自己一派的张捷等人表示，只要挤走了闵洪学，在内阁中驱逐温体仁可以由自己一手承担。
东林党的言官和一些小臣们立即对闵洪学发动了一场攻势。事实证明，东林党虽在会推风波之后大幅衰败，但俗话说的好，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他们在言官一派还是保留了相当一部分实力的。
一时间，给事中王绩灿、御史刘令御、周堪赓等人纷纷上疏弹劾闵洪学，其中最为直截了当的属兵部员外郎华允城的参奏，他直接提出：我朝罢设丞相，用人之权由吏部执掌，内阁不得侵夺。而今次辅温体仁与吏部尚书闵洪学同乡同党，阁臣把持吏部之权，吏部曲承内阁之命，任用私人，排除异己。皇上恼恨诸臣专权，其实没有比这更专权更厉害的了；皇上疑心诸臣结党，其实没有比这结党更严重了。
崇祯帝对这些攻击闵洪学和温体仁的官员们都给了一些不太严重的惩戒，而在心中对于闵洪学与温体仁的同乡身份也不能不有所怀疑。闵洪学不能安其位，终于是在八月引咎辞职。崇祯帝任命曾在天启初年做过户部尚书的李长庚任吏部尚书。
周延儒挤走了闵洪学，算是在与温体仁的斗争中获得了一次不小的胜利，但他自己受到的损伤也不小。一方面他这次与东林党联手，使得崇祯帝也对他产生了勾结东林谋求私利的疑心。另一方面，温体仁和他的党羽们通过这件事对他恨之入骨，更坚定了整垮他的决心。还有，就是东林党人士见他并未把温体仁驱逐出内阁，对他的能力和人格再次感到失望，也不想再同他合作。
在这种情况下，周延儒的处境相当艰难，他已经自露了马脚，再也不能把温体仁怎么样了。
本章完
第43章 山东新形势（）
明代的政治斗争激烈，与其政治体制有很大关系。
明朝党争分为两类，一则是文臣与文臣之间的争斗。其根源来自于争权夺利。早在天启中年，一位老资格的政治家，首辅叶向高就曾经说过：“去河北贼易，去朝中朋党难。要其病根所在，只有争官竞进，一意牢不可破。”一语道破了朋党的根子在于“争官竟进”，也就是无论如何朋，如何党，其实最终目的还是在于做大官、掌大权，维护自己一个小集团的利益。按明代官场面子上的说法，争官争权是不大道德的一种行为，所以才会有受命后再三推辞的成例。
主管官员升迁的吏部大堂上也有一副对联：“功名身外事，大就何妨，小就何妨；富贵眼前花，早也开得，晚也开得。”就是劝大家要想开点。但士大夫一辈子就是为了做官、做高官而活着，哪能不争不竞呢？
在权利的驱使之下，明朝庞大而复杂的言官制度也成为了朋党之争的催化剂。
明代监察机构有督察院，大理寺，通政使司等，这些部门养了大量无可事事的言官，言官们在其它领域工作不行，只有通过不断揪人小辫子才能干出点成绩来，于是整天盯着别人的家常里短，捕风捉影，无事生非，肆意陷害亦是常有的事。
以因反张居正而兴起的东林党为例。东林人自命清高，胸怀远大，却大都没有什么治国理政的实际才干，自然是得不到皇帝的重视，他们想往上爬，便只能不断上疏奏人来博得皇帝的好感。
上述之人都是本职言官，但明朝的政治制度却规定，无论言官与否，也不管分属部门，只要发现什么不好的事，皆可闻风对奏。这无疑是给了众人毫无顾忌的理由。于是大家凡遇到什么事，哪怕是来源不明的小道消息，也不用管有没有证据，都一股脑的上奏弹劾别人，即使弹劾错了，也不用担责，因为自己是站在皇帝的角度，是在维护圣上的利益。
今天你奏我，明日我奏你，朝堂终是被朋党之争弄得乌烟瘴气。
明朝除了各大臣之间的争斗，还有一种政治斗争。那就是宦官与文臣的斗争，这种斗争的根源来自皇帝与文臣的矛盾。
明代初期的时候，为加强皇权废除了宰相制度，使皇帝直面官僚集团，这在之前是从未有过的，也没有先例可以借鉴。原先在官僚集团与皇权之间的缓冲带没了，自然是矛盾丛生。
皇帝为了能在这种矛盾斗争中取得优势，选择了扶持宦官集团来帮助自己，于是设东西厂，让太监参与批红，廷杖等。
正是由于上述的种种，党争才一直贯穿于整个明代，以至于到了崇祯时，这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
内斗消耗，对国家终不是什么幸事。周延儒与温体仁的争斗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这段时间内，西北贼乱，辽东女真入侵，还有山东叛乱都没有好好得到解决，问题是一拖再拖。
自崇祯五年正月朝廷派大军前往山东镇压叛乱遭受大败之后，又在二月间，遣山东，登莱新任抚巡徐从治，谢琏挟军去往莱州主持局面。
初三日，叛军又至莱州，在城四周扎营十多处，开始长期的围城作战，莱州守城的兵丁总数共约只有四千名，敌我差距悬殊，只能闭城严守。
三月二十七日，兵部侍郎刘宇烈以督理的身分誓师向莱州进发，共调集蓟门、密云等地的援兵和义勇乡兵，凡马步兵二万五千人；四月初二日，崇祯帝还特遣中使送红夷大炮六门至沙河交付援军。但因刘等统帅均不谙兵事，人马杂揉，纪律不明，又不分犄角，且辎重亦遭敌焚毁，终在沙河兵溃，被掳者无算，大炮等大量火器反为叛军所有，巡抚徐从治亦于十六日中炮死。
四月二十九日，莱州府推官屈宜扬自入叛军寨中讲抚，屈氏此举或得到刘宇烈的默许，刘氏于五月十六日还为此事具本题抚，但因为之前有孙元化的前车之鉴，朝中许多大臣反对招抚，四川道御史王万象等人上疏力排抚议，言说：“孙元化在辽军中威望甚高，尚且不能安抚贼军，他屈宜扬又怎能成事？可观非贼愿抚，意在匡虚朝廷，实乃又行非法之事。”
于是招抚之事便又不了了之。
五月初八日，原天津兵备道朱大典奉命巡抚山东，驻青州调度。由于先后参与剿贼的大将已有天津总兵王洪、保定总兵刘国柱、通州总兵杨御蕃、蓟门总兵邓玘、登州总兵吴安邦、昌平总兵陈洪范、东江总兵黄龙以及义勇总兵刘泽清，但均无能奏功。
如此之下，山东叛乱耗了有半年有余，终还是不解，于是陈渊上奏献议，言：“山东叛军，其源来自辽东关外之地，长期对峙女真，战事经验丰富，战力不可小觑，按现今之战法，京畿数地拼凑之散勇，以车轮进之，无疑添油加醋，无济于事。如今之现状，唯有调关外之兵，方能有解。关外兵亦同辽兵，战力与叛军不相上下，且遣统军高起潜，挟诸良将对阵，定能平叛。叛军亦尝私语曰：‘杀山东兵如刈菜，无奈我何！各镇兵咸非吾敌，惟虑关外兵耳。’可见云云！”
崇祯帝最后无奈，只能采纳了陈渊的上奏，调关外铁骑平叛。
初九日，谕旨乃调山海关及宁远等地的夷、汉精锐四千八百余人入关，由太监高起潜监护军饷，总兵金国奇为帅，下辖靳国臣、祖大弼、祖宽、张韬、吴襄、吴三桂等名将。其中由投诚的满洲等少数民族所组成的夷丁部队，是首度深入内地，其战斗力特强。
叛军或听闻此一新发展，乃经由屈宜扬表示愿受抚，但却为时已晚，虽然刘宇烈将此一情形上奏了朝廷，可内阁却承了上意，没有再批复招抚之事，只让他固守莱州，依托坚城，以待援军。
本章完
第44章 沙河大战（）
九月，秋风高起，在南方还处于热浪滔天之时，北地已是夏去秋来，凉意阵阵了。
莱州城上，明军守城部队面色惨白。莱州被围已有数月，在这段时间里，他们亲眼见到数路援军在城外落败，不禁士气大失，心中明白，再这样下去，城破是迟早的事了。
“敌军又来攻城啦，大家快快准备，敌军又来攻城啦，大家快快准备……”
守城军官奔走疾呼，各处士兵立马又重新打起精神，回到各自岗位，弓箭手续好箭羽，火炮手装好火药弹丸，刀牌刀握紧战刀，大家都在静静等待着。
“轰轰轰……”
一阵硝烟弥漫，双方炮兵你来我往，各自向对方抛射弹丸。由于叛军在反镇压的战斗中连连获胜，所缴战炮数量众多，且有不少进口的红夷大炮，所以在炮战中明显处于上风，数轮齐射，打得莱州守军抬不起头。
“啊～”
莱州的一段城墙没有经起长时间的轰击，终于是发生了轰然倒塌，上面的守城士卒只是在一瞬间发出了惨叫，随后便埋死在散乱的城砖之下，再也没有了生机。
“冲啊！”
叛军指挥官瞅准了时机，立即下达了冲锋的命令，于是数股叛军便如潮水一般，向着缺口处猛冲。
城上马面，城垛的士兵向下连续抛射射箭，火丸，震天雷等物，支援守在缺口的明军。
叛军前部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