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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志远按要求来到三号楼，杨志远经过一二号楼的时候，瞟了一下，发现一二号楼前停有省政府的车，不用说，此时，一二号楼里，有省政府部门的同事或者领导已经先他一步到达，正在对某人的是非曲直作出直观的评价，考察组都找谁谈过话，这个无从保密，但具体到每个人会怎么评价被考察对象，这就属于机密，一般不会外泄。
三号楼上面有独立的房间方便住宿，一楼则是一个大的会客室，杨志远敲了敲三号楼的门。有人打开门，是中纪委的一名副处级干部，考察组到榆江，杨志远陪同付国良去接的机，虽然彼此不知名字，但也都有些面熟，副处长看到杨志远进来，微微一笑，点点头。杨志远走了进去，发现这次和自己谈话的，竟然是李长海，考察组三人一组，这一组除了以上两人还有最高检的一名处长。李长海看到杨志远进来，微微一笑，和杨志远握手，然后一指沙发区，说，请坐。
杨志远参加过林原高架桥坍塌事故调查小组，发现这谈话的座位很有意思，也有些讲究，李长海所指的座位，位于李长海的右手第一个座位，如果按酒宴的排序，这个座位就可以算作是次席，也就是说这两个座位是平等的，坐在这两个座位上说话的两个人都得微微侧着身子，这样的布局，就是为了使杨志远他们这些被找来谈话的对象轻松说话，不会过于拘谨。而杨志远他们调查组就不一样，一张桌子，椅子二高一低，杨志远他们居高临下，被调查人员坐在低一等的椅子上，无形中就有了心理压力。都是谈话，一个是被调查，是怀疑对象；一个却是为谈心，是自己的同志。一个简单的座位，用心如此良苦，如此泾渭分明。
李长海是副组长，那他自然是这次的主谈，李长海于居中的位置上坐了下来，待杨志远坐下，最高检的处长在杨志远的对面坐下，中纪委的副处长则自己搬来一张椅子，坐到了杨志远的旁边，手持记事本，准备作谈话笔录。
一开始都是按既定的程序走，姓名、年龄、职务。然后是根据谈话原则，在进行正式谈话前，首先要对杨志远他们这些约谈对象进行一次例行的投票，这个投票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是否同意中央提拔使用被考察对象；二是，对被考察对象进行一些量化打分，具体包括德、能、勤、绩、廉等方面。
副处长把一张表格和钢笔递了过来，杨志远一看，表格上印着一个拟考察也就是拟提拔对象的名字，这是一个杨志远最熟悉不过的名字：付国良。
一看到‘付国良’的名字，杨志远心里的谜团顿时都解开了，所有的一切也就好解释了，对得上路。周至诚省长让自己和付国良一起上机场去接考察组的成员，谜底就在于此，省长一开始就有想法让付国良进入拟提拔名单，付国良是省政府的秘书长，考察组的食宿行以及考察组需要与省长进行协调、沟通这方面的工作，付国良或多或少都会参与。付国良没有进入名单倒也罢了，一旦入选6人名单，那付国良就得实行回避，付国良自然也就不适宜再担当考察组与省政府联络员的事宜，这种事情就得由他杨志远接替。如此看来周至诚省长早有谋定，心思周全。
第十九章：中央考察组（2）（二）（）
而考察组之所以在第一时间找自己和秘书一处的同志们谈话，就因为他们这些人和付国良走得近，对付国良的了解程度比其他任何人都深。杨志远开始以为考察组找自己谈话，是为康裕或是其他副省长，杨志远当时就感觉有些说不过去，如果是副省长入常委，那首先要找的就是省政府的班子成员以及各位副秘书长，杨志远他们这些小萝卜头，一般不予考虑，而如果是考察付国良，那就另当别论了，舒小雨、杨志远他们这些人就成了非找不可的人选。杨志远其实刚才到秘书一处，看到秘书一处的各位副处长都被考察组找来谈话，秘书一处空余二人，当时有所感觉，就朦朦胧胧意识到自己开始的想法有错，这次拟提拔的6人人选中，只怕有付国良。
现在杨志远一看的确如此，心里暗自为付国良感到高兴。杨志远现在已经看清局势了，也有些明白付国良为什么会在6人名单之中。按说在马少强之后，常委的序列中应该增补一名副省长才是，付国良要进一步也该是非常委副省长，没有一步到位步入省委常委的道理。杨志远明白付国良之所以能进入最后的6人名单，肯定与周至诚省长的举荐有关，当然付国良现在还只是进入了名单，他最终能不能破格成为省委常委还是得看周至诚省长的。省长举荐付国良而考察组又乐意采纳，杨志远觉得唯一可以解释的清楚就是，中央有让周至诚省长接替钟涛书记出任下一届省委书记的打算，而作为拟任省委书记，有一个常委的名额他有绝对的话语权，那就是省委秘书长，也就是说省长对付国良这几年来的工作很是满意，省长一旦接任书记，而付国良将接替文坤，成为下一届的省委秘书长。文坤还是省委常委，另有任命，十之八九，将接任宣传部长一职。而省长一旦不能接任省委书记，那付国良自然而然在下一届的省委常委中就没戏。省委书记如果是另有其人，省委秘书长也会是另有其人，付国良还任他的省政府秘书长，没得选择。
面对表格，杨志远自然没有什么可犹豫的，他对付国良太了解了。自然是同意中央提拔使用付国良，德、能、勤、绩、廉等方面杨志远给出的也都是全优的打分。
李长海看杨志远填完表格，笑了笑，说，杨志远同志，你对付国良的评价蛮高的嘛。
杨志远说，我和付国良同志相处有一年多了，因为工作性质的缘故，我和付国良同志走得比较近，对其的了解也就较一般人深，付国良同志的品行端正，乐观自信、积极大方；内在能力与外在能力都不错。
李长海点头一笑，开始进入正式谈话，杨志远一一回复了考察组提出的问题，如实，中肯。中纪委的副处长在一旁作了记录。谈完付国良的事情，杨志远以为谈话结束，没想到李长海话锋一转。李长海说，杨志远同志，你怎么看待官德教育这个问题？
杨志远心里一紧，觉得这个问题只怕已经超出了考察组需要对付国良了解的谈话范畴，这个话题应该与省长有关，这样看来本省有人对省长的官德教育还是颇有微词的。
杨志远说，在我看来仁义礼智信是德，良心良知是德，遵纪守法、诚实无私是德，廉洁自律、不谋私利同样也是德。“德”的高低是对人的伦理行为的评定，是对社会风尚的一种评判。而官德，是作为一个官员必须恪守的职业道德，和必须保持的政治操守。
李长海说，现在有人说官德教育是一种封建思想遗留下来的糟粕，你又怎么看。
杨志远说，封建社会提倡做人要讲诚信德行，做官要讲操守，我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对。岳母刺字，精忠报国，你能说这是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糟粕的吗？在我看来，在和平时代，一个党员领导干部，如果能够做到忠于国家和人民、忠于法律和法规、尽职尽守，同时具有高度的责任意识和公仆意识，懂得谦虚谨慎，求真务实，办事公正，对上对下一视同仁，惩恶扬善，救危助困等等，如果这个官员能具有如此优良的行为品质，那他同样是在精忠报国，正因为如此，所以我认为官德教育是对党风廉政建设的有益补充，很有必要，值得尝试。
李长海看了杨志远一眼，又看了两位处长一眼，笑了笑，说，有人说，所谓的官德教育是一个很虚的东西，是一种表面文章，你又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杨志远说，你要认为官德教育很虚，那我也表示认同，因为思想、道德层次的东西，本来就没有一个可以衡量和评判的标准。官德教育进行了，有没有实效，谁都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但我认为，教育的本意，就是要潜移默化地去影响一个人的行为本质。岳母刺字，是把字刺在身上，而官德教育，是把字把一条条德行良知刺在一个个共产党员的心里。
杨志远说，作为一个掌握权力的领导干部，在运用权力的过程中，必须恪守与权力相一致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这样才会少犯错误和不犯错误。我认为近年来屡屡曝光的官员违法行径背后透露出的问题，说到底还是我们党员干部脱离劳苦大众，一心为私，官德缺失的问题。为什么现在的贪腐行为越来越多，出事官员的职务越来越高，为什么出事官员所做之事匪夷所思，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民情激愤的地步，说到底还是官员道德沦丧。要知道如果手握公权力的官员丧德失耻，不仅仅是造成一时一地的不公，这种风气一旦像瘟疫一样蔓延，甚至还会动摇法治制度体系，而且一些官员的失德很可能造成了中国法治社会建设的“短板”，使权大于法，乱用公权之风盛行，让法失信于民，长此以往，国将危矣。
李长海说，杨志远同志，你的见解犀利，但是不是有些危言耸听了一些？
杨志远摇摇头，说，这绝不是什么危言耸听，要知道一个党员领导干部一旦丧德，思想麻痹，迟早会导致思想和作风上的腐败，而这种思想和作风上的腐败和单纯的经济腐败相比，具有更大的危害性，因为它不仅会导致国家和民众的经济利益受损，而且还会从组织上和声誉上败坏整个干部队伍的形象，并可能由此衍生更多的不良现象，唯我独尊，根本不把天下苍生当回事，长此以往，肯定会激发更多的社会矛盾。本省刚刚发生的马少强贪腐事件，就是这样一例高级官员丧失道德伦理，置天下苍生的生命尊严而不顾的典型案例，值得反省。
李长海说，那你认为官德教育就可以根除这种腐败现象的发生吗？
杨志远说，所谓知耻而后能治，官德教育的目的也就在于防，而非治，而真正的治理则需要高层从上而下，从法律层面上加以约束、从严治理。
杨志远说完，说，李副组长，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李长海呵呵一笑，说，杨志远同志，当然可以。
杨志远说，那你认为‘为人民服务’这话是‘虚’还是‘实’。
李长海看了杨志远一眼，一时还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是好。几年没见，他觉得现在的杨志远比以前更为睿智也更为犀利，他一时也说不清杨志远这样是好还是坏，当今官场，世风日下，而杨志远这样一种个性如此鲜明锋芒如此毕露的人，是否为当今官场所容，还真是个未知数。
杨志远也不知道，自己为何会如此。这是组织谈话，肯定会记录在册的，他大可以缓和一些，可是他心里明白，考察组和自己的谈话已经不仅仅是谈付国良秘书长的人品、才学，它已经牵扯到了省长这大半年来在本省开展的官德素养教育、党风廉政建设这个更高层次的问题，省长的肃风运动，只怕是已经危及到某些人的既得利益，所以才会借这次考察组的谈话对省长的官德教育提出质疑。杨志远觉得有必要把自己的所思所想一吐为快，省长的肃风运动是对的，也是及时和必要的，他必须坚定地站在省长这一边。
杨志远知道自己位低言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