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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史官们在帝王的身上算是下透了功夫，尽到了本分。帝王的一举一动他们都要记录个一二三。当然，很多大事不见的能记明白，但一些琐碎小事却写的很清楚。睡了哪个女人，什么时间睡，什么地点睡；吃了多少饭，什么时间吃，什么地点吃；去了几趟厕所，什么时间去，蹲的是哪个坑……拉根木头板一天到晚跟在老大屁股后边记，杂七杂八的东西写了一大堆，实际上很多东西都是废材，但他们还是义无反顾地记录了下来。
当然，史官们这么流水账的记录方式也是迫于无奈，因为这些人并没有多少发言权，也不能随便去问个为什么，更有甚者有些东西明明知道但不能写，因此很多事情出来后，自己也闹不明白前因后果，只好平铺直叙地写下自己所看到的经过和结果。
然而，经过我们长期的实践证明，看到的不见的就是真实的，自己的眼睛在有些时候也会欺骗我们。因此很多史料在大事上可能记录的单调乏味，甚至前后矛盾；可在一些吃喝拉撒的生活琐事上，还比较有看头，并且真实度还很高。
我这部书是以主要人物为主线，着重描述这段时间发生的大事，不闹的天翻地覆不愿着笔。而这一节所写的，却实实在在算是小事。
我之所以要加上这一节，一是为进一步理清很多事情的先后顺序，因为有些事情，为了展现故事全貌，在前边的章节中已经加以介绍，而真正发生的时间却是现在。如果先后顺序不理清，会在读者观念中出现假象，这是我不愿意看到的。二是为一些不太出名人物创造一些亮相的机会，不然一些人会在这部书中出现真空。还有一个原因是想通过这些小事中，探索刘邦这个主人翁的心里，了解这位老大的全貌。
好了，不再啰嗦了，让我们开始吧。
在前边《定朝仪》、《迁都》两节中都提到过，汉七年十月刘邦正式迁都长安。这汉七年十月，也就是“白登之围”后的没多长时间，当然也就是刘邦跑到赵国骂过张敖全家之后的没多久。
在那两节中，为了展现故事全貌，根据事件的前因，而直接介绍了最终迁都的结果，当然按时间先后排序的话，正式迁都应该是现在发生的事情。
汉七年二月，白登之围结束后，刘邦在赵国作闹了几天，带着几十万小弟返回了洛阳。那一仗让他很沮丧，也让他很丢人，而当他长途跋涉跑到洛阳之时，丞相萧何派来的使者也不失时机地站到了他的面前。使者给刘邦带来了个好消息——长乐宫成，可正式迁都。
这个消息让刘邦有些兴奋。但兴奋归兴奋，迁都毕竟不是单身汉挪窝，卷起铺盖走人就能了事，最起码前期准备工作需要做足，因此刘邦下令丞相以下官员全部搬家，先行迁往长安，到那里分房分地，安家落户。
官员们纷纷走了，留下刘邦在洛阳无所事事，空虚无聊。
就在他百无聊赖之时，匈奴人南下，赶走刘仲、樊哙，甚至韩王信还准备扎根长垣，这让无所事事的刘邦终于找到了活干。刘邦随即亲率大军跑去了长垣，赶走韩王信，然后又一次途径赵地，给贯高创造了一次造反的机会后，返回洛阳，住了几天，又向西跑到栎阳（今西安市东北）住了几天。
也许大家会奇怪，刘邦跑去栎阳干什么。事实上，栎阳实际上是西汉早期一个很关键的地方，这个地方应该说是汉朝第一个都城。更关键的是，刘邦他爹以及吕雉、太子等等一班亲戚都还住在这里。
当初刘邦还定三秦之后，正式建都栎阳，拉开楚汉战争的序幕。与此同时，刘邦任命萧何为丞相辅佐太子，坐镇栎阳，负责后勤保障，征集粮草兵卒，开往前线。当时的栎阳是刘邦与项羽争夺天下的大本营，这里为四年的楚汉战争立下了不世奇功。
刘邦灭掉项羽后，群臣建议建都洛阳。由于洛阳地处于全国的中央，也相对比较繁华，还离自己老家很近，因此刘邦第一次搬家洛阳，史称“东都”。
在洛阳定都没多长时间，娄敬（也就是刘敬）建议定都关中。刘邦随即令萧何在秦朝兴乐宫的基础上重修宫殿，并命名为长乐宫，取“长久快乐”之意，汉时称其为“东宫”。刘邦搬来后就住在这里，但刘邦驾崩之后，长乐宫则成为太后们的指定居所。
长乐宫建成后，刘邦又令萧何在长安宫之西营建了未央宫，汉时称“西宫”。未央宫直到汉惠帝继位后才基本建成，刘邦无缘消受，不过他的后继者们把这里当成了专有办公场所。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未央宫极为气派，其周回二十八里，前殿五十丈，深十五丈，高三十五丈。宫内三十多个殿阁，殿台基础是用龙首山的土作成，殿基甚至高于长安城。未央宫总面积约5平方公里，相当于7个北京故宫的大小。
然而，这个集聚几十万人心血的建筑瑰宝并没能保留下来，在西汉末年的几轮摧残下，只留存下了几处断壁残垣。
上边我写了很多犹如学术研究的东西，也许大家并不愿意看这些，实际上我也不愿意写。但思来想去后，觉得如果不写，则很难展现这段历史的全貌，因此我只好耐着性子，挑了些主要内容讲讲，如果展开写的话，还得好几千字，但我真的不愿意再搞这些研究了，如果再这样弄下去，读者们该不愿意了。
史书就是这样，有些并不喜欢的东西，如果不写则是漏项，展现不了历史的全貌；但如果写了，则枯燥乏味，让人苦不堪言。
好了，关于都城的学术研究就到这此结束吧，赶快翻过这枯燥的一章，进入有点故事情节的部分吧。
第八章 红霞万里—（五）补充一些小事（中（）
栎阳是刘邦的发家地，这个地方在丞相萧何的努力下，给过他太多的支持，让他这么多年来能够放心的在外边闹腾。当然，刘邦也对这个地方情有独钟，这么长时间都把全家老小养在这里，不曾挪窝。
刘邦老爹刘太公最近这两年过的比较惬意，因为从老家跑出来后，在项羽军营被关了几年，后来被刘邦救出送来栎阳，在这里混了个无比响亮的称呼——太上皇。
事实上，刘太公也并不是获得这个称号的第一人。当初嬴政称帝后，很有兴致地封自己的父亲秦庄襄王为“太上皇”，以表示他对死去先王的尊崇，但并未行成制度，类似以后各代帝王给老爹起的庙号一样。
虽然刘太公没有占住这个第一，但他却争取到了个唯一，因为他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没有当过帝王直接晋级到这个岗位上的活人，还是开创了个先河，应该说还是比较牛气的。
这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养了一个并不太喜欢的儿子，经过这个儿子的一番闹腾后，混混沌沌地把自己身份提升到了顶点。养儿如此，羡煞旁人。
早在刘邦刚称帝时，就跑来栎阳住过一段时间。这期间，每五天要向老爹问安一次。儿子向爹问好天经地义，没什么不妥，然而就是这看似合情合理的事情，引来了一些人的非议。
非议的内容就是各自的身份。刘邦的职业是皇帝，也是大汉天下的主人，但刘太公目前应该是个无业游民，因为他现在连地也不种了。皇帝站在一个无业游民面前鞠躬请安让一些人感觉很不舒服，因此他们对这个行为提出了异议。
几天后一位家令发话了。简单点说“家令”就是管家，如果说准确点，“家令”在汉代是个官名，专门负责皇家（随后包括诸侯王）日常生活起居的“管家”。
这个家令的话没有说给刘邦，而是表达给了太公。
一日，太公闲来无事，正煞有介事的剔牙，家令上前发话了：“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皇帝虽子，人主也；太公虽父，人臣也。奈何人主拜人臣？”
家令的话让老刘同志愣登了半天，他还真没想到自己这个爹现在当的还挺尴尬。明明自己是爹，刘邦是儿子，现在弄得似乎刘邦混成了爹，自己反倒像是个儿子。如果只是尴尬倒也没什么大不了，关键是这个家令的话，听起来更像是刘邦的口气，似乎这是刘邦的授意。想到这一层后，老刘同志的心理有些失衡了，真没想到儿子和要自己争着当爹。
事实上这并非刘邦的授意，也不是刘邦的想法，在这件事上刘邦还是很无辜的。
可老刘同志归根结底是个农民，农民就没太多奢望，只要能有口饭吃，不会计较、也不敢计较太多有关名份方面的东西。最终，太公在家令的帮助下想出了一个绝佳的解决办法。
我一直认为，中国人在处理人际关系和位置排序方面的创新能力是无敌的，因为在这些方面，只有做不到，没有想不到。太公在这方面很明显就做到了。
几天后，刘邦上朝，太公及时地跑过来，拎一把扫帚，在门口扣头迎接。
多远走来的刘邦一眼看到老爹在向自己磕头，吓了一跳，连忙跑上前把他搀起，很是纳闷地问：“此为何？”
太公答道：“帝，人主，奈何以我乱天下法？”
这句话实际是家令教给他的，但这句话也引发了君臣关系与伦理关系的一段探讨。
也许你会产生疑问，因为从夏商周一直过来已经几千年，怎么到此时还没闹明白这一关系？
应该说，也并不是没规矩，而是刘邦太特殊。以往历代，基本上都是爹死儿继位，遇到这种难题的机会并不多。当然，不多也不是没有，比如赵武灵王就给自己起了个“主父”的称号，还让已经当“大王”的儿子给自己磕头。
不过人家姓赵的先当“大王”再当“主父”，有让儿子磕头的资本。而太公则不然，以往的日子是个农民，现在的日子里是个无业游民，曾经一直是自己给别人磕头，而现在竟然让皇帝给他行礼，这种行为方式的突然转变，让很多人接受不了。
虽然这是一件小事，可刘邦最终的处理结果却影响深远，因为在随后的历代王朝中，每次新皇帝登基，首先要排排家谱。自己老爹的职业如果是皇帝那就罢了，如果不是，那就得想方设法地封个皇帝的庙号，显摆显摆。
为什么说是封个“庙号”呢？实际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因为在随后几千年的皇帝列表中，只有刘邦当皇帝时，没干过这个职业的老爹还活着，其余那些人要么是老爹干过这个职业，要么是老爹嗝屁太早，都没有刘邦幸运。
死后被儿子或孙子封为皇帝的人有很多，比如后世的曹操、司马懿等等，无论他们活着的时候有多大的成就，但总归死了之后才获得了让人梦寐以求的荣誉，他们都没有太公幸运。
我们上边这几段话扯得有点远，还是回到刘邦父子身上说事吧。
刘邦听了老爹的话，也觉得有些道理，但深思起来却又悖人伦，这让他陷入了并不长久的思考，在开了几次辩论会后，他有了主意。
几天后，刘邦下诏天下：“亲莫过于父子，父有天下传于子，子有天下归于父……”在很长的诏书结尾，送给了老爹一个称号——“太上皇”。
他把嬴政赏给死鬼老爹的称呼用到了自己亲爹身上，不失是一次创举，并且他还把这次创举规范了下来，形成一种长效机制。自此以后，历代帝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