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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话说回来，这条罪名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成立。毕竟刘濞给他发奖金，不是表彰他为吴国做过什么贡献，而是拉他上贼船。在这个层面上做文章的话，的确是一份不小的罪名。
何况刘启和刘濞根本就不对眼，刘濞认为好，刘启偏说坏；袁盎去和刘濞做朋友，自然而然就站到了皇帝的对立面。晁错正是瞅准了这一点，才敢旁若无人地消遣他。
袁盎很生气，但也很无奈，满肚子苦水没地方倒，一天到晚不是唉声叹气，就是问候晁错全家。他现在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
而晁错却很惬意。叫你小子狂，弄不死你。
就在此时，窦婴急急忙忙进宫了。他没去找太后，而奔着皇帝来了。
跪在刘启面前，窦婴说了这么一句话：“吴王骄横，若因受贿而诛袁盎，恐使吴王投鼠忌器，徒生祸患”。
刘启闭着眼睛想了一会，然后点了点头。
窦婴退出后，晁错捧着判决书迈了进来。只需皇帝打个勾，出去就能拧掉袁盎的脑袋当夜壶。
晁错是有一些把握的。因为他清楚皇帝不喜欢袁盎，甚至不准他进宫奏事。连面都不让见，绝不会关心他的死活。
然而，当晁错把奏章呈上去后，刘启却问了这么一句话：“量刑是否太重？”
晁错有点不怎么相信自己的耳朵，忖度一番后说道：“袁盎与吴王勾结，反对削藩，若纵其为乱，久后必生祸患。”
刘启微微一笑，“晁大夫何必如此心切？此举恐迫吴王太促。”
晁错舔了舔嘴唇，，“削藩已势在必行，请圣上明察。削之反，不削亦反。与其和诸侯百般周旋，不如早下决心。臣请诛袁盎，以定削藩大略。”
刘启沉吟了一会，“削藩，乃国之大事，需从长计议。至于袁盎，先削其为民吧。”
晁错的心中有些懊恼。他本想一举灭掉自己的老对手，便于开展自己“大事业”。可不成想，事到临头，皇帝却掉了链子。这让他百思不得其解。
回到家后，他突然想到了一个人——窦婴。袁盎和这个人关系密切，并经他引荐拜见了窦太后，这个人的能量不容小觑。况且自己进宫时，窦婴也刚巧出来。如此看来，是这个人坏了自己的好事。
想明白这一层后，晁错恨的牙痒痒，但他却一筹莫展。因为拿收拾袁盎的办法对付这个人是万万不行的。不是职务的职务有多么高，主要是他身份很特殊。窦太后的侄子，你动动试试。
就这样吧。袁盎，便宜你了。弄不死你，也不能让你好过，会老家种地去吧。
几天后，袁盎被放了出来。
走出廷尉大狱，袁盎做的第一件事是仰天大骂，和晁错祖宗十八打了个招呼后，拍拍屁股回家了。把家里人安顿停当后，扭头向窦婴府上而去。
此去是要表达谢意，更是要蹭饭。想让我规规矩矩回家种地？做梦的吧！
第十七章 削藩大略—第十二节 削藩策（）
晁错这个人的文学造诣很深，上过的奏疏也不止这一篇。
在汉文帝时期，晁错有过《贤良对策》、《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募民实塞疏》等多篇政论，篇篇深识幽显，见解透辟，能切中要害，剖析利弊，不发空论。
《守边劝农疏》和《募民实塞疏》都提出了一个“徙民实边”的观点，事实上，这是后世“民屯”的最初说法。汉文帝采纳了这个建议，后世的历代王朝，包括今天都依然沿用这个办法。
再比如《言兵事疏》中也提出一个颇有见地的观点——“以蛮夷攻蛮夷”。这个纸上谈兵的书生，着实令人佩服。清朝时期那个“以夷制夷”的口号，只不过是拾晁错的牙慧而已，并没什么新鲜。
鲁迅先生曾有过一个“西汉鸿文”的评价，这四个字实际上针对的是两个人的文章，一个是贾谊的政论，另外一个就是晁错的。
晁错的文章，颇具战国纵横家风气，力道遒劲，节奏明快、气势磅礴；同时语言明理，意脉流转，在延续战国大开大合、铺张扬利的文风，也彰显了大汉气象。并且他的文风和贾谊稍显不同，贾谊政论恢弘磅礴，而晁错的政论多峭直犀利。不管怎么说，这个政坛新贵，早已是文坛巨匠。
现在，他又准备发表文章了。
景帝二年（公元前155年），晁错上了一道很有名的奏疏——削藩策》，这是一篇影响了很多人命运的议论文，当然也包括晁错本人。
实际上，晁错提出“削藩”是在汉文帝时期，由于刘恒不置可否，因此晁错每年都揪着这个内容不放，一口气给皇帝写了几十封信。不过在当时，他的这个口号并没什么实际意义，只不过为自己招惹了不少仇人而已。
但现在，有景帝的充分信任，晁错说出来的话就今非昔比了。
要说，晁错选择这个时候上疏也是有自己考虑的。因为这两年来，凭借皇帝的信任，毫不费劲地气死了申屠嘉，赶走了袁盎，势头强劲，朝堂上几乎没什么人敢和他唱反调，甚至连丞相陶青见了他还要客客气气，不敢造次。这么好的氛围不利用一下，简直是对生命的浪费。因此，晁错展卷写下了这道《削藩策》，以简洁短促语句，犀利刚硬地提出了这么一个观点：“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
“削藩”这个口号在很多朝代都曾涉及，但并非所有朝代，比如秦朝就未曾提过。
不过这是有特殊的历史背景的。秦始皇横扫六国统一天下后，废除了分封制，在全国推行郡县制，把皇家子弟全部好吃好喝地养在京城，没让他们去祸害地方。而地方的最高长官是郡守，但其手中没有兵权，想搞独立王国很难。因此，秦朝从未产生过“诸侯尾大不掉”的景象。
可汉王朝却大不相同。刘邦建国时，在周朝“分封制”和秦朝“郡县制”两条制度体系的基础上搞了一了中间路线——京畿之地，实行郡县制；偏远之处，推行分封制。并把自己的侄子们打发远远的，在偏远地区建立自己的“独立王国”，这些人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权力大的没边，政治、经济、军事……反正皇帝有的权力，他们基本上都有，只不过幅度没那么大罢了。
对刘姓天下来说，这的确是一个不错的办法。因为这些藩王们绝大部分都是刘姓子弟，不管之间怎么闹，说白了都是自家人之间的事情。就算有一天搞的不可开交，甚至“皇位”易主，也都是老刘家的后代，不会便宜外姓人。
但久而久之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出现了。
刘邦在世时，这些人都和刘邦很亲近，可是世各三代后，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虽然“爷爷”、“叔叔”、“哥哥”、“弟弟”称呼的很亲切，但心里想的却不是一回事。我的就是我的，无论你是谁，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也别想动我的东西。如果一旦动了，我就和你没完。
然而，还是有人会在他们身上打主意——皇帝。这种局面，“皇帝”是不愿意看到的，毕竟自己是无可争议的老大，为了确保自己合法地位，自然而然地要在他们身上做文章。如此一来，这些人会不谋而合地得出一个结论：皇帝不老实，相处需谨慎。
有了这个结论后，“很严重的问题”就出现了：皇帝是我们共同的敌人。
这对“皇帝”来说是危险的。虽然这些亲戚们平时表现的很规矩，但无时无刻不想着如何壮大实力，确保得利益，捎带提高安全系数。而越是如此，纠纷就愈严重，在相互拉锯的过程中，“兄弟相煎”就理所当然地发生了。
这大出刘邦的初衷。没办法，这也是“分封制”的副作用。当然后世我们所称呼的“军阀”，也存在相似的问题。
这个“副作用”，是很多皇帝们所头疼的事情。汉文帝刘恒头疼，汉景帝刘启也头疼。汉文帝虽然很头疼，但没敢轻易去捅这个马蜂窝，虽然也不动声色地做了一些工作，比如先后将齐国、淮南国各一分为三，不过总的来说，没在这方面搞出更多过火的事情。
但刘启却大不一样了，早在当太子时，晁错就在耳边宣扬“诸侯坐大”的危害性和“削藩”的必要性，其心里深处无时无刻不在想着这件大事。虽然老娘窦漪房建议他“不要操之过急”，但强烈的“责任心”，让他有些坐不住。
因此，晁错这份削藩策呈上来后，刘启把公卿、列侯、宗室等文武大臣召集一起商议。而这一次，朝廷上却出奇的平静，几乎没什么人反对。当然也有个例外，窦婴是唯一一个唱反调的人。
大家不反对也是无可奈何之举。申屠嘉强争了一把，死了；袁盎反对了一下，走了。混个一官半职不容易，没必要拿着身家性命和晁错死磕。既然皇帝你听他的要削藩，那你就削吧。
在“一团和气”的氛围中，晁错讲出了“削藩”的具体办法：觅诸侯之罪。也就是说，在去刘启亲戚身上挑毛病，按个罪名抓起来，趁势躲了他的地盘。
这真是一个简单便捷的好办法，也是一个不知所谓的办法。这种办法，只有晁错这种个不懂世事、不通人情的狠角色敢提出来。
而有趣的是，33岁的刘启却点了点头，认为这个办法不错。年轻，还是太年轻了。
晁错提出了办事方略，找到了解决办法，可他漏掉了一条：保障机制。
用他的话来说，“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可如果人家真要反了的话又该如何应对，却没能提出来。这对他来说是危险的。
应该说，他还是个没经世事的书生，只有谋划大略的智商，却没有付诸实施的手腕。一根筋似的往下捅，捅不死别人，就会捅死自己。
第十七章 削藩大略—第十三节梁王进京（一（）
朝廷上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少，“削藩”之事似乎可以成行了。晁错是这样认为的。
在一团和气的氛围下早已暗流涌动。大家把目光投向刘启，不管晁错怎么说，最终拍板的是你老兄，就看兄弟怎么做决定了。就这样，大家神经绷紧、各怀心思地静待这处好戏的上演。
公元前155年冬（景帝前元二年），朝廷诏令诸侯进京。
诏令的理由冠冕堂皇——朝拜。这是年末惯例的觐见聚会活动，让大家汇报一下工作，顺便拜个早年，没什么出奇之处。当然，诏令里更不会提“削藩”的字样，更不是勒令他们主动交出地盘。
而在刘启的心里却有着另外几重打算。因为召来的这些人中，有一些是需要打压的，有一些是需要安抚的，还有一些是需要拉拢的。这次看似很平常的朝拜活动，却是刘启为“削藩”做的一项准备工作。
齐王刘将闾、楚王刘戊、胶西王刘昂……一大些刘姓子弟都在此列。
大家怀揣着复杂的心情进京了，有人期待，有人担忧。他们不清楚刘启心里到底想了些什么，更不知道将会发生些什么。
可还有一个人，正欢天喜地、极其惬意地在往京城赶——梁王刘武。这个人，将成为我们这段故事情节中的主角。
关于刘武这个人，我在前边提到过，他是刘启的亲弟弟，窦漪房的亲儿子。
实际上，汉文帝刘恒继位时有四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