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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即便起少陵于地下，也回不了几句嘴。那书错处不在骂杜甫，而在捧李白——李白其实比杜甫更地主阶级好吧！
裴该既然明白这一点，也就不奢望通过什么大刀阔斧的社会改革，让老百姓人人都有饱饭吃了。偌大的中国，基本上脱贫得等到后工业时代，而前工业时代即便搞“均贫富、等贵贱”，也不可能使小老百姓免于饥寒——而那一套，又是违背社会规律的，根本搞不起来。
所以他只能在保证社会安定的前提下，徐徐地作一些技术和社会实验，力求提升生产力的发展速度，并且尽量扩大教育涵盖面，让这辆千年老车走得略快一些，以免将来大落于人后。至于这将来如何，他也肯定是看不见的——就算再怎么努力，开金手指，估计要迈入工业社会，起码还得一千年——只能够凭良心做事。
在这种情况下，自矜自傲便基本上与裴该无缘了，乃见歌功颂德之奏，唯觉恶心，于上奏之人，基本上就算是打入了另册，再想升迁，难上加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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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三日为上巳日，乃是传统的节日。
古人例在三月巳日，前往水边沐浴修禊，也就是利用清水来袚灾祈福。但到了魏晋之时，首先规定了三月三日为节，而不管是否巳日，继而节日目的逐渐被游春踏青、娱怀骋情所取代——说白了，就是演变成了国立春游日。
洛阳城南有洛水，还有伊水，城北有七里涧，有金谷涧，都是上佳的游春所在。不过晋时权贵多在金谷涧附近修建别邸——比方说最著名的石崇金谷园——就此逐渐形成一种不成文的规定，即唯世家及有官身者，方能游赏城北水系，平民百姓则只能到城南洛水、伊水畔去踏青。
这一日，门下侍郎李矩李茂约亦携其妻卫氏，及子李充、侄李式等，安排好了车马，打算前往金谷涧去踏青，但是家里两个门客——王羲之和庾翼——却不肯从行。
俩少年说金谷涧我们去过啊，没啥好玩儿的，而且闻名遐迩的金谷园又被梁氏所占，不久前送给了裴公（裴嶷），裴公正在大兴土木改修，肯定也进不去——“小子等请往城南一行，欲登委粟而观山景也。”
李矩还想再劝，却被卫夫人暗中扯了扯他的衣袖，随即笑道：“所谓‘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既然逸少、稚恭慕仁，夫君可使自往。”
李矩没办法，就派了几名仆役服侍二少年，复遣数名兵卒护卫，由得他们往城南去了。
等到双方分道，卫夫人才压低声音对李矩说：“逸少、稚恭欲向城南登山，所为何事，难道夫君不明其意么？”
李矩有点儿茫然，便问：“为夫愚鲁，还请夫人开释。”
卫夫人轻轻叹了口气，就说：“今南北分途，长江为隔，彼在洛阳，如人质，如囚徒，其父兄皆在江南，逢此嘉日，岂有不想望之理啊？乃欲南向登山，远眺长江，虽不能见，聊舒渴怀也好。”
李矩这才恍然大悟，不禁也叹息道：“裴、王之间，曾有姻戚，本是一家，竟隔南北……以王茂弘之智，岂不知大势已定，而江南不可守之理啊？早早降顺，黎庶得安，家人亦可团聚——这必是王处仲贪恋权势，特意阻之也！”
在故晋之时，王敦的品位一向比王导要高，但若论名誉，则差得很远——大家伙儿都认为王导是个忠厚人（其实未必然），而王敦是个野心家（倒是没有错），王导温雅识礼，王敦难脱粗俗气。故此江南不从王化，这罪魁祸首，多半不在王导，不在司马睿，而是那个坐拥强兵、跋扈无忌的王处仲了！
再说王羲之和庾翼之所以执意南向，确实正如卫夫人所料，是思念亲人，乃欲趁着佳节登高远眺。要说洛阳之北，也有北芒山，但距离比较远，山势也比较陡，这一天内就要打个来回，未必能爬多高，故此二少年才只能前往城南的委粟山去了。
这委粟山若在十几年前，估计是不让爬的，因为其上建有圜丘，也就是天子冬至日郊祀之所在。
不过曹魏最早郊祀，是在洛水北岸的受禅台，一直到景初元年，魏明帝始在委粟山上别建圜丘，同时又在城北建方丘（亦名方泽）。命于冬至日祀皇皇帝天于圜丘，以始祖帝舜配享；夏至日祭皇皇后地于方丘，以舜妃伊氏配享；此外还有天郊礼祭皇天之神，以太祖曹操配享；地郊礼祭皇地之祗，以操后卞氏配享；宗祀于明堂祭上帝，以文帝曹丕配享……
总之小年轻曹叡最喜欢各种华而不实的花活儿啦，生搞出一大堆等级相同的国家级祭祀来，他也不嫌累……好在正始以后，权柄渐移于司马氏，天子难出洛阳城，这些祭祀活动就全都停了下来。
晋朝建立后，群臣商议，认为“丘郊不异”，就此把二郊礼跟圜丘祭天、方丘祭地给合并了起来，从此最高级的国家级祭祀只剩下三场，即：祭天、祭地、祭上帝，场所分别为圜丘、方丘和明堂。
华朝肇建，对于这路事儿自然也有争论，主要原因就在于，曹叡当初搞那一套是倾向于郑学的，晋朝的简化版反倒是王学“谬说”。
郑玄老夫子认为有天有上帝，此外还有五帝并立，他还特意给五帝都起了拗口的名字：东方苍帝灵威仰、南方赤帝赤熛怒、中央黄帝含枢纽、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汁光纪；同时他宣称周礼中的圜丘祭和郊天不是一码事儿。王肃肯定要跟郑学拧着干啊，他就主张五帝为上帝之佐，就好比人间的三公，哪有受国家最高级祭祀的资格呢？而“丘郊不异”，圜丘祭和郊天只是同事而异名罢了。
如今既然裴该貌似倾向于郑学而反感王学，自然以董景道为首，儒生们纷纷跳将出来，请求再把“丘郊”分开，并且分祀五帝。对此，裴该却不肯让步了——娘的，搞那么多花活儿，除了浪费精力和金钱外，对国家社稷有一毛钱的好处吗——下诏仍从晋制。
不过委粟山上的圜丘、洛阳城东南的明堂，还有城北的方丘，早都已经残破不堪了，此前祖逖重修洛阳城，也还没功夫把这些配套设施给搞起来。于是裴该本着节俭的原则，就光在原址上修复明堂和方丘了，却将圜丘移到受禅台上——台基是现成的呀，而且台上施工也比登山要省钱省力得多。
即以圜丘祭天，方丘祭地，明堂祭上帝——裴该特意把天神、地祗给虚化了，且将上帝等同于人文始祖黄帝，把郑玄所谓的五帝全都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并在去岁冬至日，举行了华朝的第一次国家级祭祀——圜丘祭天。
拉回来说，委粟山上既无圜丘，平民百姓自可登山览景，于是王羲之和庾翼二少年便在兵卒的保护下、奴仆的服侍下，经洛水浮桥而向委粟。
委粟山分隔伊洛——二水于其东麓合流——其实只是一个小山丘而已，不过十余丈高，因为山上曾建圜丘，故此有道路、有台阶，可以拾阶而上，不必要手脚并用去攀爬。二少年虽然都文质彬彬，平常不怎么锻炼身体，终究风华正茂，体力尚健，所以很轻松地便即登顶了。
于委粟山上北望，越过浮桥，便是洛阳高大的城壁；西望洛水滔滔，东望明堂可见；唯有南望，过了伊水就是广袤的平原，阡陌纵横，直接天际——江南何在啊？迢迢千里，又怎么可能望得见呢？
二人都不禁有些黯然，随即互望一眼，嘴唇翕合，想要说些什么，却终究还是张不开口。一则君心同于我心，何必冗言？二则身旁还围绕着李矩派来的仆役乃至于兵卒呢，名为服侍，实为监视，名为保护，实为看管，王、庾二子虽然颇欠缺政治敏感性，终究不傻，于此情此景下，又岂敢放肆妄言啊？
可是也不便始终缄默，使得周边气氛都如同凝固了一般，于是少顷后，王羲之首先开了口，问庾翼：“稚恭看此山如何哪？”
庾翼撇一撇嘴道：“这哪里可以称之为山？不过一小丘罢了。洛中自有山，在城北也……”这指的当然是北芒山啦——“然以弟看来，洛中之山虽然葱郁，论雄峻却不如关中之山，论清秀，又不如我……又不如江南之山了——此番出游，甚是无趣。”
言下之意，我想望江南的山水啊，且即便过往在长安的日子，也比如今在洛阳要舒心得多了。
王羲之闻言不禁苦笑，心说你这不废话嘛——昔日我等在长安，华朝尚未肇建，南北仍属一国，就算叔伯等与裴公有所龃龉，外敌环伺下，也还不至于闹到兵戎相见的地步，而我们就算是通好的使者；如今不同了，洛阳、建康，已成寇仇，咱们变成人质啦，这心情怎么可能舒坦得起来啊。
于是安慰庾翼道：“东南向不远，应是稚恭旧籍了。”
他所言“旧籍”，是指庾氏的老家颍川郡鄢陵县——其实也有三四百里地呢，只是比起江南来，确乎“不远”。
庾翼随口反问道：“逸少兄于旧籍风物，可尚有印象么？”
第四十章、各有稻粱谋（）
庾翼反问王羲之：“逸少兄于旧籍风物，可尚有印象么？”
王羲之的老家是在琅琊郡的临沂县。话说司马睿是在晋怀帝永嘉元年出镇建康（当时还叫建邺）的，王导、庾亮等阖族相从，那会儿王羲之才刚五岁，庾翼则是三岁……庾翼的意思，你多半记不得老家之事了吧，那我就更不用提啦，则对于我等来说，唯江南，甚至于唯建康才是故乡。
你拿老家在华境内来安慰我，不但起不了作用，反倒会使我更感惆怅啊！
王羲之听此反问，不禁苦笑。他远眺故乡虽然望不见的心愿已了，再无趣味，转过身去就打算下山，突然间庾翼从后面揪住他的衣襟，压低声音问：“李公前日所言之事，逸少兄其有意乎？”
李矩虽然因为学问出众而实务能力稍缺，于华朝肇建后便不再担任一部尚书，而转去了相对清闲些的门下省任职侍郎，终究也属朝廷重臣，时常能够觐见天子，所以消息还是很灵通的。不过此前不久，他向王、庾二人透露的某些信息，实际上却是裴该的试探。
什么信息呢？就是天子有在今秋改换名目，重开科举之意。
裴该想在整个华朝境内开科举，这一想法已经多次向重臣们咨询过了，但以华恒等人为首，反复进谏，极言不便。昔日长安行台搞过两次科举考试，都是只看学问因为首重笔试啊不在乎门第高低的，只要身家清白，没犯过大罪，皆可应试，这自然会受到世家的阻挠了，认为寒素之辈因此将会挤占大族的入仕和晋身空间。
当然啦，他们口头上绝对不能够承认这一点甚至于心里也未必仔细考虑过，纯出潜意识中的警惕只是说若无中正品评、地方举荐，谁知道那些应试之人德行如何啊？一旦德不配位，知识越多反倒越反动！
昔日在行台，是因为州郡无中正，且人手实在缺乏，才被迫行科举之事；如今故晋官吏大多从华，人才不虞匮乏，即便想要招揽年轻士人，也应该重命中正为好吧。
陈群所创九品中正制，之所以使得用人之道渐为豪门所把持，乃因为规定各州大中正皆须是在中央任职官员且德名俱高者。则即以华恒论，他华氏本来在平原郡内，甚至于整个冀州，都属于排得上号的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