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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王敦最终还是信用了钱凤之言，下令邓岳、苏峻自合肥城下撤退，并迁徙临湖、襄安和皖县数千家百姓，归于江南。陆衍趁机收复了庐江，并且东指徐州。
可是他晚了一步，谢风得到谢鲲的求救，已然先期自青州南下了因为羯赵主力被压缩到了襄国，导致冀州方面再无大敌，谢风原计划是想趁机渡河去收复厌次等地的，因而多方筹措粮草，出兵的准备颇为充分。他甚至于请求历城的冯龙也发兵协助平定徐州之乱。
冯龙素恶苏峻，一听说啥，去打苏峻？当即首肯。于是合兵一万五千之众，几乎是倾巢而出，急驰而向下邳。马雄据守下邳不过五六日，听说苏峻已然败退江南，而当面敌军又甚勇锐，乃不敢久持，亦于途抢掠后自江都渡江而南。
苏峻残部六七千，屯扎在宣城郡内；马雄所部三四千，则屯扎在毗陵郡中，正好把建康城给夹在中间。邓岳因此规劝王敦警惕，王敦遂请建康政权下诏，拜苏峻冠军将军、徐州刺史，加散骑常侍，封邵陵郡公，使其南下新安；拜马雄安集将军、历阳内史（跟苏峻的徐州刺史一样，都是遥领），封将乐侯，使其南守会稽。
打算先把他们都赶离建康周边，然后再尝试徐徐分化瓦解之，夺其兵柄。
至于华朝方面，自然褫夺苏峻及其所部将吏的一切职、爵，命陆衍为徐州及豫东二郡都督并将冯龙拨其麾下，为的是把“复仇军”从老窝历城调开。匡氏父子反正有功，使即入京受赏。
匡术有些担心，乃往恳求陆衍、王贡，说我此前从贼，并未能立大功以尽赎前愆，无颜去见天子……您帮忙跟朝廷说说，我先不进京成吗？王贡笑道：“将军何必顾虑。天子御下宽厚，将军既反正来投，自可放心进京，朝廷当予犒赏，岂有加害之理啊？”
随即面色一板，又威吓道：“昔日苏峻若肯归洛觐见，天子必寄付重任，何至于因疑忌而生乱心，进而败逃江南哪？将军若不归洛，乃是疑忌朝廷，则尚望朝廷信任将军么？！终究为苏峻故将，难道朝廷会让将军留在徐、豫，再做下一个苏峻不成？！”
匡术吓得一头的冷汗，只得将兵马交给陆衍，复与其子匡孝一起跟随王贡还洛。王贡与陆衍勘测地形，反复商议后，上奏朝廷，说待等国家安定中原，必然要平定江东，但无舟船，长江难渡。不如在巢湖建造战船，训练水师，以备不时之用。
裴该即命以卫循为水师都督，使其前往巢湖，造船练兵。
卫循卫因之在晋时即任淮海都督，主要负责东海上南北商旅的管理，以及青州几个港口和“海军”的建设。然而其成绩却并不如裴该之意商业倒是管得不错，海上舟师却始终强盛不起来啊，那家伙究竟把精力和钱粮都花到哪儿去了？
等到代晋之后，建康政权不从王化，则那些吴郡、吴兴、会稽等地的海商，处境就非常尴尬了。绝大多数商团假装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过，继续与青、徐、幽、平，乃至三韩贸易既然晋王没有严令禁止，华人又不拦阻，还照旧有定额收税，那咱们又何必因为政治纷争而放弃发财的机会哪？
但也有部分豪强趁机干起了海盗的勾当，劫掠所遇商船谁管是哪方的，即便同一郡里出来，只要不属我家，皆可攻夺。卫循手上本来就没有多少能战之船，基本上难以遏阻其势，全靠南方豪族自发联合起来，形成类似于同业公会的组织，往往聚集大小船只十数条一起北向，才使得海盗行为渐趋式微。
所以说，南商不需要官家管理，自己就能够把海贸给搞得风声水起了，卫循因为不能禁绝海寇，威望下降，逐渐的只能在青州几个中继港口引水、抽税，而无法再掌控海贸。裴该考虑到，即便零星海盗，暂时也还不敢上岸抢掠况且从长江直到马訾水（鸭绿江），目前只在山东半岛的曲成、黄县有几个中继港口，其余地区沿岸十里内甚至更远处，除了有官军设防的盐场外，就少有村镇和居民，即便海盗上岸，也抢不到多少东西啊则大力发展海军并无紧迫性，因而才转调卫循于巢湖。
一方面，卫因之好歹负责过海贸，对于舟船的建造和管理，颇积累了一些经验；另方面，他当淮海都督时间也不短了，又曾经跟苏峻打得火热，则不趁机换个地方，怕会形成割据之势。
即便无土地、无兵马，但长期把持一个部门甚至一个领域，上下皆其私人，朝命难以贯彻，同样可以称之为“割据”。
曾经有官吏上奏，希望能够关闭黄县等处港口，禁绝海贸，以免资敌因为绝大多数海商都来自于江南，尤以卫循出身的会稽郡为甚。对此裴该分析道：“海商取江南之货，转输辽东，复将东北之货，转归江南，确乎获利甚丰，倘若把持在司马睿或王氏手中，确实不得不加以制约。然而建康见不及此，或者虽有心而无力，则贸易所得不能尽为彼等所用，有何可虑啊？
“建康不过于海贸中抽些赋税罢了，我朝在黄县、曲成等处亦抽税，足可抵过。况乎江南豪族，相互勾连，各恃徒党，既不肯全受建康之制，复贿上欺下，隐匿财产，偷逃税项。据报，建康从中所得，尚不足我朝三分之一。则是海贸之利，我得其三，敌只得其一，如此好事，岂容废罢？
“再者，海商自南来，入于青州诸港时，必将建康内情，通报于我；而我将来定南时，也可以关闭青州诸港为要挟，使彼为我内应此天然之间者也，何必拒之于千里之外？”
至于海上贸易的两个终点交、广和平州、三韩，本来就很偏远贫瘠，还用担心他们靠着海贸能够很快富庶起来吗？根本不必加以考虑啊。
随着国家政权的逐渐完善，裴该得以彻底从细务中抽身出来，而只负责大政方针的制定和重要事务的督责，倒是比在长安时要轻松一些了。
好比说，他诏下工部，使规划长安新都的建设，工部尚书徐渝动作倒是很快，才开春后不久，便将图样草稿呈递了上来，裴该一连花了好几天的时间，逐一指出其中的不足之处，要他加以修改。
按照裴该的意思，这座新都乃是“仿造”唐长安城而建的当然啦，除了他以外，没人知道唐长安城是什么模样、规制依从汉、魏旧例，并设置宫城、皇城、外城三部分，宫城和皇城位于城市正北方。
最早可以考证的都城，乃是周代的镐京和洛邑，形制还很原始。所谓“城池”，初始与贵族庄院差相仿佛，不过是围道土墙，以保卫贵人及依附奴婢的起居处罢了，没有庶民的位置。其后庶民逐渐傍城而居，亦以栅栏自护，就跟今日的建康城似的。周有天下，始将其都建成小城大郭的形态，但都是依地势而布局，并无一定之规。
其后部分城池，尤其是都城的人口逐渐增多，规模也渐增大，但直到西汉朝的长安城，依然以宫城为核心，官署随处布设，既无皇城，外城占地也并不比宫城大多少。而且汉长安城秉持着西南为长者居的旧俗，基本上还是坐西朝东的布局。
到了东汉的都城洛阳，为了显耀皇权，方才改基本布局为坐北朝南，但宫城仍居城池中心位置。唯曹操建邺城，才将宫城移至城池北部中央。原本历史上，要等拓跋氏入主中原，营建新洛阳城，始将朝廷官署全都设置在宫城南面的东西两侧，并逐渐演化成了隋唐以后的“皇城”。
皇城的产生，主要目的是将主要官署聚集起来，便于日常政事的处理不必要两个部门一在城东，一在城西，还得驾车来往才能相互沟通了更方便统一警护。这个道理，自然对徐渝是一说就通。
但另外一个道理，就不怎么说得通了。此前的城池多采取里坊制，即将居民区和商业区（市）严格分别开来，并且居民区之间也相互隔离，入夜后关闭坊门，不使随意通行。这当然是为了方便管理，禁绝盗寇了，唐代长安城即为最规整和严格的里坊制。
裴该要求不设坊墙，且许商贾在通衢大道两侧，任意赁屋开店，这是徐渝所无法理解的。他说：“若不分里，则不易警护，易**宄；不设市，亦不便管理，难以征税啊。陛下三思。”
裴该笑笑说：“不分里，为居民来往便利也，至于如何警护，防查奸宄，此警部之责，非关卿事。不设市，为便商也，至于管理和征税，此虞部之责，卿亦不必过虑。”随即召来虞部侍郎郁翎，问他说你站在商人的立场来考虑，是设市为好啊，不设市为好啊？
郁子羽回答说：“若以虞部吏而言，以设市为便；以商贾而言，以不设市为便。”
裴该说这就对了嘛“我宁便民而不便官。民便则喜，必肯守律，而奸宄难生；官吏便，则民必怨，岂有民怨之国，而能长久者乎？”
不过裴该也考虑到，唐代长安城终究是数百年后的产物，推倒里坊制更近乎千年之后，以目前人口数和城市、商业规模而言，自己的想法未免有些超前了。所以他命徐渝设计的长安城，也比唐时规模为小，面积仅仅五十平方公里左右。趁机也可以避开城北最低洼潮湿之处，不必要跟唐太宗似的，被迫再于城北兴建一座大明宫。
第二十六章、治大国如烹小鲜（）
天子无私事，裴该的一言一行，皆有著作郎随时记录下来，以编纂《起居注》。这一制度可能是肇始于西汉武帝，或东汉明帝时代，但一直不设专职，要到晋朝，才确定由秘书监下属起居郎来负责——也算是司马氏对封建政治制度发展所做的少数几桩贡献之一了。
所以除非军国要务，严禁外泄，否则象规划新长安城之类的事情，根本就不可能瞒得了朝臣——且还有工部、虞部掺和呢。因而不数日后，便有多名朝臣上奏，以天下未定，府库未充之故，请求陛下暂寝修城之议。
裴该回复说我没打算这就修新都啊，不过预先做点儿规划而已，能够浪费多少人力、物力？裴嶷却反倒提出：“新都非旦夕可成，必须先期规划。且建新都有利于彰显天子之威，国家之盛，即便天下尚未底定，亦可因应形势，徐徐为之。”
御史中丞熊远和监察御史陈頵都上奏驳斥，不过熊孝文主要是质问裴嶷，倘若现在就营造新都，人力和钱粮打哪儿来啊？陈延思则表示，以洛阳为都城正好，何必再劳民伤财，计划西迁到长安去呢？
不必裴该开口，徐渝就主动跳出来跟两人辩论了——主要这是他工部接手的第一件大工程，岂容他人破坏？而且营建新都是有望留名千古的，就跟“器勒工名”一般，将来史书上多半会记一笔，长安新都的总规划师是他徐渝徐子垠。
徐渝首先上疏反驳陈頵，说：“朝廷以关中戎狄多而不易镇定故，乃设西京，此事既成定论，御史不宜再沮。则旧日狭迫之城，岂能为我朝之新都啊？即便天子仍居洛，而不时西巡，亦当建城……”
然后再回答熊远的问题，并且趁机提出建议：“今祖公于三台破羯，所俘近万之众，行将押来河南。臣以为，与其如诸公所言，设屯务农，不如予我工部，先期于龙首原南平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