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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更重要的是，石勒为一国之主，他想打哪儿就能打哪儿，想怎么打就能怎么打，想啥时候动手，就能啥时候动手，祖逖则不同，在他脑袋上面，可还有个朝廷呢……固然他兵权在握，军中将吏黜陟由心，但对于大的方针——是攻是守——也并非一言可决的。
有个“婆婆”在就是这么麻烦，其实裴该在关中也是如此，他自己设的军衔，想给谁就给谁，至于朝廷名爵，还得先上奏洛阳，等尚书省批复下来，才能算数。
关键是梁芬、荀组，乃至荀崧，都主张在东线暂取守势，要等裴该先平定并州，再南北两道出击，可保全胜。这一是有倾向于裴该，好使其再立新功之意，二则纯属胆怯，生怕出击不利，王师丧败，会让敌人趁胜一直杀到洛阳来。不管怎么说，守总比攻要容易啊，那祖家军只要牢牢守住河南及其周边各处要隘不就行了吗？干嘛着急往外打呢？
祖逖与他们反复商讨，深知最终肯定是自己赢——兵在我手里嘛——但同时，为了避免擅权之讥，文武之间尽量不起龃龉，还得下更大的功夫，做更多说服工作才成。尤其是一旦石赵先动兵，则自家就方便以救援为名，调动兵马了；但在石赵未动之前，纯属进攻性的军事行动——哪怕只是预布棋子——也必然会受到多方掣肘。
所以他只是在自家权限范围内，先请求加东平相徐龛建武将军号，要他统筹济上四郡军事，随时准备向东方应援。然后再跑去继续游说梁芬、荀组等人……
十月初，石勒果命大将呼延莫率中军七千，直指厌次。祖逖得报后，终于说服了朝中大老，一方面命苏峻北援厌次，一方面增兵济上，以防羯军彻底涉渡，同时搜集船只，做好增兵河内的准备——明面上，是说此乃“围魏救赵”之策，只有把赵军主力吸引在河北作战，才能够保障河南，且减轻河防的压力。
第二十七章、三得三失（）
熊远至大司马府拜谒裴该，裴该乃亲出中堂相迎。
虽然占据了整个关西，动用了很多手段，裴该仍嫌麾下人才不足——这是因为雍、秦二州人口相对稀少，至于读书人那就更少了，虽然通过以《姓氏志》来哄抬关中豪门的身价，诱引彼等出仕，进而又让他们跟关东世家子弟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考试入选，真正能够入大司马法眼的，却也不多。故此除裴嶷外，裴氏各支子弟论能力都不过中平而已，裴该也不得不陆续委以重任——终究家底厚啊，基础打得要比别人牢靠些。
故而他一方面把手伸向河东乃至河南甚至于江左等地，广揽俊逸，一方面想把徐方旧吏也陆陆续续调到关中来——好歹相从于微末，那会儿自己还有精力手把手地教他们做事，如今大多成长为可用之才了。
因此虽然跟熊孝文相处时间不长，既为旧吏，裴该自然不能不屈节相迎，以笼络其心——调动熊远，也是他收拢徐方旧吏的第一步，打算除卞壸、郗鉴、苏峻、卫循外，全都给接过来。尤其熊远不是一般的喷子，也有理事之能，起码有学习和实践的动力，当初在彭城开矿、铸钱、制造兵器，对于北伐成功颇有助力。既如此，又岂可不善待之呢？
遂将熊远接入正堂，对坐谈话，先问了问徐方之事，与朝廷所委新员交接的经过，继而又试探熊远——卿归长安，打算就任何职啊？
其实对熊远的安排，裴该早有腹案，那就是工部。目前的工部掾徐渝是个纯粹的技术官僚，要他监督工匠们搞发明、造器械，乃至于开山、掘渠，他是一把好手，但对于整个部门的庶务管理，却搞得一塌糊涂。裴该打算让熊远当徐渝的副手，在工部搞行政工作，把大梁给挑起来。
熊孝文对此欣然应命，随即琢磨着正经事儿都说得差不多了，他这才拱手对裴该道：“臣此来长安，陈延思亦同乘而行，愿举荐于明公幕下。”
裴该闻言，不禁微微一笑：“陈頵？未知其有何能啊？”
对于洛阳朝廷的动向，乃至于中级以上官吏的情况，裴该自然通过裴诜、荀崧等渠道，打探得清清楚楚，则陈頵曾一度上奏请他还朝，以及最终遭到各方大佬排挤等事，也多少是有所耳闻的。正如熊远所料，裴该并不怨恨陈頵，一则陈頵所言，未必无理，二则么——不过一个喷子而已，我多高身份，干嘛要跟一个喷子置气啊？
熊远老老实实，将来前陈頵对自己所说的话——主要是解释为什么要上那么一道奏章——向裴该备悉陈述一番。裴该闻言，倒不禁欣悦起来，笑道：“如此说来，陈延思几为孝文之亚匹了。”
这世上喷子很多，喷得有道理的不多，不仅仅指出弊病，还能提出改正意见来的，那就更加稀少了。听熊远所言，这个陈頵是有脑子的，对于目前洛阳朝中的状况，也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而其不问出身，广揽人才，文武皆须考核试用的想法，也跟自己不谋而合啊。
熊远自谦道：“吾有何能？陈延思之才过远十倍。”
裴该说既然如此，那就赶紧让他来见我吧。
熊远拱手致谢，随即先紧着打一剂预防针：“陈延思自以为恶于明公，本不肯从我西来。且今其为群小所谮，难免心怀怨念，既见明公，言辞未必谦卑，还望明公勿罪。”
裴该笑笑，说：“人既有才，难免骄傲，唯骄而不蔽其目，傲而不失其礼，我又岂能怪罪呢？”没关系，你把他叫过来吧。
于是便召陈頵入谒。陈延思整顿衣冠，报名而入，到了裴该面前依例参拜，倒也没有什么失礼之处。
寒暄几句，裴该便说了：“卿既随孝文入关，必有以教我也，我当恭聆教诲。”
陈頵听得此言，不禁微微一愕，心说人言果然不虚，大司马甚是礼贤下士啊！
裴该的灵魂终究来自于后世，而后世理论上是讲人人平等的，再加上他做小公务员的时候，就最瞧不上领导摆架子，还要外行指挥内行了。不过随着身份的改变，人的想法乃至脾气也是会随之而变更的，裴该体内本有傲骨，最近也难免更增添了些傲气。
好在正当用人之际，他知道哪怕演戏，也得摆出副谦恭下士的样子来。否则正如自己对熊远所说，“人既有才，难免骄傲”，越是诸葛亮，越是要等着刘备去顾茅庐，轻易不肯出山，倘若傲以待下，估计招上来的也都是一些马屁精，或者别有用心之辈吧。
再说还是熊远举荐的，我总得给熊孝文留点儿面子不是么？最关键的，裴该不记得后世史书有记载陈頵其人了——其实有，《晋书》中与熊远等人同传——则贤愚未辨，哪有一上来就先摆架子的道理啊？
陈頵倒也不兜圈子，当即直言道：“卑愚之辈，何有以教大司马之言哪？唯见大司马行台关中，忽忽数年，变更旧制，实有三得三失也，愿奉芹献。”
裴该心说古人真喜欢玩儿“三”字——“哦？卿可先言有何三得？”
陈頵竖起一指道：“大司马所得其一，不问门第，广招人才……”
其实关中群僚，也不是全都不问门第而仕的，其中有不少都是旧日高门出身，甚至与裴氏有亲眷关系，裴该皆录用之。这一来是因为初起步的时候人才少，又良莠难辨，只能先紧着熟人用；二则高门子弟，尤其是旧日官僚，起码比那些寒门士子经验要来得丰富一些吧，授职任官，比较容易上手。
大司马三军当中，自然多是从卒伍中简拔的寒门乃至庶民，主要行政官员则仍以高门世家为多。但即便如此，亦有徐渝、路德等在，且裴该还曾经打算任用郁翎来负责商部，则其用人不问门第，唯才是举，已然可见端倪了。
至于更次一级的官吏，则多数通过上回考试而征得，其中的寒门庶族不在少数。
陈頵说了一通任人唯贤，不看出身的好处，随即又竖起二指来：“所得其二，行台制度，仿之朝廷，分部任事……”
原本的行台，只是临时机构而已，体系粗陋，职能残缺，实话说很难统筹方面之政。裴该既更旧制，又新设十二部，职权明确析分，使得结构严谨，减少部门间推诿和扯皮的可能性，确实是让陈延思击节赞叹的。
因为从汉代直到魏晋的台省，与后世的尚书省不同，尚书仆射与诸尚书品秩相等，且诸尚书虽云分曹理事，其实职权相互交叉，很不明晰。好比后世的国务院，唯尚书令可比总理，仆射则是常务副总理，诸尚书都是副总理，虽然各有分管，却还并不能算是各部委的首长。
只有确定国务院以下，是各部委，各有其主官，职权才能明析，责任才能分明。
陈頵说的第三条，是：“兴文教，培育士人；定考试，选用官吏。”前七个字是普天下全都是认同的善举，后七个字则符合陈延思个人的政治理想。
这所谓“三得”，句句搔在裴该的痒处，他不禁遍体通泰，若饮醇醪。但是随即就说到“三失”了，陈頵道：“第一失，重工商。”
当时普遍认为，农业是国家第一要务，工商则只是末业而已——当然就社会发展水平来说，这是有一定道理的。裴该为了尽快恢复生产力，繁荣经济，奖励工商业，陈延思也认为并无不妥，但问题是——你不能把工商放到跟农业齐平的位置上来啊！
主要就是裴该解除了一系列对商贾、工匠的禁令，甚至于工、商之家，也能出仕为官——虽然就目前而言，多为小吏——这使陈延思很难接受。
陈頵道：“工匠习末业，若诚能造器械，有利于农，加以奖掖，还则罢了。商贾逐利，不知仁义，是故历代皆限其服用、居宅，以使人咸知商为贱业，虽一时富有，但朝廷颁诏，顷刻间其家可破。
“今大司马除其禁令，使商贾皆能着绫罗、居广厦、食膏腴，甚至养宾客，则人必慕之，倘若皆风从为商，田土必荒，是大不利于国家也！”
这也是老生常谈了，裴该在解除禁令之前，便曾经跟裴嶷等人就这个问题辩论过很久，对此早有应对之策。于是他笑笑说：“卿言商贾逐利而不知仁，我以为未必。如郑之弦高，犒秦师而救国，彼乃不知仁义，且有害于国家么？”
陈頵反驳道：“败秽之中，偶有芝兰，不足为凭。”
裴该便道：“则若舍败秽而不顾，即生芝兰，其谁知之啊？我今唯用芝兰耳。”
陈頵说芝兰你当然可以用啊——“既云考试不问门第，则可驰商贾之家不得为吏之禁，若有才俊，试之可用，即授品秩。唯其它旧禁，不可废弛。”
裴该正色道：“延思，譬若贫瘠之土，不可为农，唯生稗草，那我是一火焚之，使其抛荒好呢，还是任由稗草生长，可以偶获芝兰好呢？若其滋蔓，自当剪除，使不为害；但若天然设限，过高者锄，恐怕芝兰永不会生啊。
“历朝所设禁令，是使富者不能贵，然而贵者独能富，卓氏、程郑，终不能与官商比类，由是遂生石崇……”
市场就这么大，民间资本起不来，官僚资本就会进入，结果是催生出了石崇之类的官商，其对整个商业的破坏相当之大。
“如卓、程等，终不如石季伦（石崇）害国之甚也。且农耕之家，若止力田，不过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