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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一点迷惑，他轻轻点了点头。“是的，我想知道。”
“其实本官有什么看法并不重要。”依旧是一个令人困惑的言，让易水觉得他是否已意识到军事顾问的问题早就在更高的层次被确定了，下面生的事情仅仅只是一些象征性的过场。但是，秦朗似乎没有与清政府达成什么协议——如果有，最起码他会通知瑞切尔，但从来没有这种消息——他“意识到”的东西同样不应该存在。
但易水的迷惑没能持续太久，袁世凯自己揭示了答案。“就本官自己的看法，就像列国代表一致批评的那样，贵*事顾问的作风实在……”他摇摇头，“虽然他们在此次操演中取胜，但本官实在不敢恭维。”用一个长长的暂停强调他的看法，袁世凯接着说，“不过贵*事顾问毕竟赢了，纵然不算光彩，按照朝廷的命令本官也只能让他们取代德籍教习。”
也就是说，用umbre11a的军事顾问取代德*事顾问仅仅只是因为北京的命令而不是他的意愿。易水觉得他完全明白袁世凯的意思，但同时他也有感觉，那只是一种讨价还价的手段。
易水不认为有哪位中国官员会受到西方的僵化军事理论影响——如果有，那个人绝不会是袁世凯，新军中那些留学德国的军官才具有这种可能性，但他们只能提供参考意见，而且不一定会被采纳。
因为满清政府在对外政策上一贯奉行的是实用主义，“以夷制夷”与“师夷长技以制夷”从来不是空话，而是指导理论——尽管事实上它们从来没有实现过，而且也不可能实现——都是空谈。易水不想评论它们，他没有秦朗那么尖刻，但使用敌人最擅长的武器并按照敌人最擅长的方式作战只会带来不可逆转的失败，而且永远如此。
袁世凯肯定明白这样一个浅显而且简单的道理——演习已经证明了这点。当然，以前他没有选择的余地，但是现在，既然已看到一种新的、虽然不怎么光彩但确实能够“制夷”的“长技”，他怎么可能将它抛到一边呢？
那才是真正毫无逻辑的行为。
易水再次确定自己的判断，袁世凯刚才的言仅仅只是一种讨价还价的策略，因为他在这里，一位umbre11a的薰事就在这里，他有这样做的机会。
—
那么，他想得到什么？
“袁大人似乎不太喜欢我们的军事顾问。”易水微笑起来，“不过我的看法是，永远不要以敌人擅长的方式作战。”
“本官第一次听说，但确实有道理。”袁世凯说。
“那么你应该已经注意到……”易水转过头看了一眼还在批评美国顾问的裁判和观察员们，脸上的笑容变得更明显了，“我们的军事顾问能够提供一种别人并不擅长的战斗方式。”
“是这样。”的确是这样。
“所以我不太明白袁大人为什么不喜欢我们的军事顾问。”
“本官刚才已经说过，”沉默了一会儿，袁世凯慢慢的说，“本官的看法并不重要，一切都是朝廷的意思。”
是的，朝廷的意思。但易水注意到一个小小的细节，当袁世凯提到朝廷的时，他的语气变得有些怪异。这算是一个提醒？有可能。那么他的意思是……易水更仔细的考虑着，突然记起一个重要问题：新军中的德国顾问是袁世凯自己雇佣的，而美*事顾问却是秦朗强迫杨儒签署合同后由北京派来的，所以……
所以袁世凯不满意。他的权力被冒犯了——虽然冒犯是朝廷——另外，杨儒肯定没有告诉北京自己接受合同的真实原因，或袁世凯不知道真实原因，这样他就会觉得杨儒做了一件出他的权力范围的事情，而在官场上，这显然是官员们一直忌讳的。
所以袁世凯不高兴，对杨儒，对朝廷，当然也波及了umbre11a的军事顾问。但这只是一个小问题，很容易解决——但不是现在。我需要一次单独会谈。易水对自己说。
。。。
第二百五十六节 被憎恨的人（）
水受挫了，虽然做了不少尝试但还是没能得到他希望谈，袁世凯礼貌但坚决的拒绝了他的提议。
这是他没能料到的结果。他非常奇怪，不明白到底在什么地方出了错误；他看不出问题所在，袁世凯也没有透露任何线索——然而，他仅仅只是害怕与易水单独见面；对任何一个中国官员来说，在现在这个时候与他单独见面，虽然不是严格禁止的、但也是极其不合时宜的。
看上去这是很荒谬的事情，但每个国家都会有一些自己不欢迎的对象，大多数是政客和外交官，不过也可能是其他的什么角色——易水就是大清帝国的统治和整个官僚阶层现在最不喜欢的那一个家伙，而且绝对没有“之一”；虽然用不了多长时间他就会从这个位置上退下来，并且人们很快会把他做过的事情忘掉，但现在，没有人可以取代他。
因为还没有人犯了像他那样严重的错误。
事情的起因就在于他的严重错误——当然，更大的错误在于瑞切尔，同时，马汉也需要承担一部分责任——而不是满清政府正在疯。没有任何敌意和仇恨是毫无理由的，情形很明确，他们在遂溪和广州制造的事端使易水在中国的处境变得尴尬了。
他们制造的事端，不管时间、地点还是方式，都不正确。虽然满清政府的官员几乎每天都会遇到类似问题，最后被迫答应一些无理要求或布几条辱国政令，或干脆签署一份不平等协定。但那都是一些小事、小麻烦。通常县级官员就可以解决得很好，不必麻烦朝廷中央的诸位大人，当然也不会传进皇帝的耳朵里……但易水、瑞切尔和马汉制造地却是一起重大政治事件。
所以光绪知道他们做地“好事”。不幸的是。年轻而且进取心很强的皇帝陛下觉得自己被羞辱了：就在他决心奋图强、振兴国家地时候，三个小人物却给了他一记不太沉重但很响亮的耳光，就在日本人给了他一个更大而且更响亮的耳光之后……是的，皇帝认为受到了伤害，他脆弱的自尊心被刺痛了。
理所当然的，光绪很生气。在中国，除了一个老女人还没有任何人有胆量给他耳光——当然，虽然他很生气，但没有什么严重地后果，尊贵的大清国皇帝陛下既不能、也不可能把两位美*官和一个美国女人斩示众，即使他们就在他面前，他能做的也仅仅只是给他们一点坏脸色。
所以他就这么做了。
易水，瑞切尔。麦克布莱德。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光绪皇帝一点也不掩饰自己对他们的厌恶，他讨厌他们。问题在于，他绝不只是他自己。他的意见也不仅仅只是代表他自己的意见：他是皇帝，是帝国的最高意志——虽然至少还有一个意志在他之上——官僚们都需要顺从他的喜好。而且作为对皇帝忠诚地表现，或一种安慰，或仅仅只是刻意讨好，满清的官员不得不讨厌这三个家伙。
最起码，那些整天在皇帝眼前活动的大臣必须表现出他们的厌恶。
而且绝大多数厌恶集中在易水身上。尽管他是美*官，但在搞不清楚什么叫做“国籍”地满清大臣眼里他仅仅只是假洋鬼子而非真洋鬼子，在皇帝面前痛斥他不会让他们产生心理障碍。
“助纣为虐的汉奸二鬼子”，他们如此称呼他。当然，易水从没有预料到自己会有这样一个称号，当然他现在还完全不知道，一点消息也没有得到；然而这仅仅只是全部问题中地一部分，而且不是最严重的那部分。
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帝党”成员、监察御使杨深秀的奏章，被许多大臣认为是无稽之谈的《时事艰危、谨贡刍议折》——“时势危迫，不革旧无以图新，不变法无以图存”，如果一个中央政府的高级官僚还不能看出这是什么意思，他们也就没有资格继续留在现在的受人羡慕的位置上了。
监察御使大人要求皇帝陛下变法维新！
然而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如果使用一种西方式的语调表评论，杨深秀的奏章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在《时事艰危、谨贡刍议折》之后，越来越多类似的奏章送到了光绪皇帝的桌上，就好像官员们在这一刻都想通了，现国家已到了必须变法的最后时刻；接着，曾经起“公车上书”、组建
会的康有为又成立了一个新组织，“保国会”，开始帝和朝廷，支持杨深秀和诸位主张变法的大人，要求皇帝立即下旨维新……
如果他们想把某些人气得中风，显然，他们几乎做到了这一点。
变法！维新！这简直就是了疯了！极端保守的那些大臣当然被这种荒谬的、毫无道理的建议气得浑身哆嗦，少数已预见到自己的利益将受到严重损害的官员也表示绝不赞同——但是，也有人支持杨深秀和康有为的主张，毕竟倾向变法的大臣并不是少数，而且更重要的是，决心振兴国家而且刚受了一点刺激的皇帝喜欢它——事实上，如果没有保守派大臣全力阻止，在广州的事情生后皇帝就已经召见康有为和梁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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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现在，保守派的大臣们知道自己已不能再阻止这种事情，甚至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还必须支持它：既然皇帝已表明态度，对于那些既保守但又属于“帝党”的大臣来说，他们就不得不在痛苦之中做出一个选择，继续坚定不移的支持皇帝，或违背自己的政治意愿站在皇帝的对立面，成为“帝党”的叛徒。
当然，虽然痛苦，但他们知道应该怎么选择。
绝大多数大臣的最终选择是支持皇帝；爱惜自己名声的大臣们当然不希望自己得到一个“叛徒”的称号，而且现在看起来支持皇帝也没有太多危险性。然而他们的选择严重削弱了反对变法的力量——只有极端保守而且属于“后党”的大臣进行了措词强烈的反对，但他们的声音与主张变法的声音以及支持皇帝的声音比起来实在太微弱了，太容易被人忽略，所以什么也不能改变。
北京的局势在变得越来越混乱，一旦人们现反对变法的声音竟然是如此微弱，向皇帝和朝廷上书要求变法维新就逐渐演变为一种潮流、一种谋求晋升的手段，除了官员和保国会成员，更多的人加入上书的行列。在如此多声音的竭力鼓噪下，大清帝国的年轻皇帝的态度变得越来越坚决，他就要采取实际行动了。
除非事情突然出现转机，比如待在颐和园暗中监视政局的皇太后陛下返回紫禁城，剥夺皇帝的所有权力并把他软禁起来，同时在换一位新皇帝——而且确实有人很迫切的希望慈禧这样做——否则不用多久，一个星期或两个星期，皇帝就会颁布圣旨，宣布开始一次大规模变法运动。
征兆已经变得非常明显了。
大臣们都已预感到一场猛烈的风暴即将到来。保守份子的心情变得极其沉重，心中充满痛苦与憎恨。当然，他们不能也没有胆量指责皇帝，只好把憎恨转向其他人：整天散布歪理邪说的保国会的疯子、蛊惑皇帝接受歪理邪说的无耻小人、还有立场不坚定的同僚，当然更重要的，导致这一切生的根源，易水。
他是罪魁祸，如果没有他蓄意挑起事端，谭钟麟就不会遭到撤职，杨深秀就不会上书建议变法，保国会的疯子就不会趁这个机会肆无忌惮的散布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