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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纯从货币价值来说，董卓的小钱好歹还是铜币，不比东汉初年刘伯升的铁钱、东汉中期军阀的铅券更恶劣。董卓之错，在于他明明是土匪，却偏偏以国家名义发行无字小钱。与其说无字小钱打破了人们对货币的信任，毋宁说自此封建帝国的信誉完全崩溃。封建帝国已经完全成为强盗，再也没有一个土匪能取得黎民百姓的信任。
此后三百多年，汉家天下成为一个弱肉强食的霍布斯丛林。在这个残局中，注定不会有人胜出，最强大的土匪都会葬身其中，只有彻底毁灭所有财富才能让一切重新回到起跑线上。
当掠夺超过被掠夺者的极限，掠夺者就会成为所有人的敌人，包括他最忠诚的同伙。何况在纷纷乱世之中，董卓还不能算是真正的强者，他不过是挟持了汉献帝才在史籍中显得如此刺目。很快董卓开始以无字小钱支付军款，他的军队调转了刀口，董卓最后被他的义子吕布所杀，吕布戏貂蝉的故事就是从这段历史中演绎出来的。
最无厘头的是，汉献帝居然在东汉王朝最大的敌人—黄巾军残部的保护下逃回洛阳。黄巾残部被曹操收编，汉献帝也落入曹操手中，自此中国开始了一个叫作“三国”的时代。
小结：盛衰小农一钱间
在西羌常年累月的劫掠中，东汉帝国消耗掉了二百四十亿枚铜钱，损失一点不亚于汉武帝刘彻征伐匈奴时。更恶劣的结果是，不但未能消灭西羌，坞堡还借机掌控了军事力量，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军阀。
西汉末年，刘秀不过是众多举兵的豪强之一。由于力量太弱，刘秀不能像其他军阀一样铸造铁钱，只能尊重货币规律任由民间私铸。在优秀的货币制度下，刘秀最终成为军阀中的佼佼者。正是看到西汉帝国灭亡的原因，刘秀才故意保持了一个弱势官僚集团，东汉帝国也始终依靠民间私铸货币。
摆脱了封建官僚的羁绊，人们对金钱的渴望再次迸发，社会生产力的发达程度更甚于西汉鼎盛时期，社会财富也再次呈几何级增长。
“文景之治”的基础是“耕者有其田”，“耕者有其田”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小农经济”。“光武中兴”虽然缔造了华夏第一代创新产业—陶瓷业、造船业，但是，这些创新的社会组织的基础是坞堡，坞堡依靠宗族纽带而存在，只不过是“小农经济”的2。0版。
西方经济学认为，小农家庭会精准地计算利润，在“边际投入”大于“边际产出”的时候停止投入，进而实现利润最大化。
不是这样的。
第272章 如何自处（）
农业生产也可能遵循利润最大化模式，这可以用来描述现代化生产的农场，但不适用于中国的小农和坞堡。中国的小农抵抗风险的能力极差，人们就像站在齐颈深的河水之中，一排细浪就可以将之淹没。
直白地说，在封建社会，能够生存下去就是绝大多数中国小农的理想。
所以，为了获取生存资源，为了能够抵抗未来的风险，小农会对土地无限度投入劳动，直到土地的边际产量为零！这样的社会组织结构基础缺少契约精神，人们也不可能去冒太多风险，当然无论产业创新、管理创新还是组织创新就都变得步履维艰。
只要家庭是抵抗风险的最终社会单位，那么，绝大多数人对财富的渴望就都会达到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劳动就会丝毫不知疲倦，甚至以损害自身健康乃至生命为代价。所以，小农家庭衡量剥削残酷与否的标准根本不是被拿走多少，而是还剩余多少。
东汉坞堡竞争的残酷程度远胜于单一小农家庭，毫无节制的私有经济竞争同样产生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东汉中期，一小撮富比王侯的大坞堡主、大批无依无靠的部曲同时出现在帝国的版图之上。更加严重的是，面对强势坞堡，帝国朝廷政令不能行，朝廷的统治能力已经被弱化甚至被完全忽略不计了。
恰恰在这个时候，西羌继匈奴之后成为汉帝国又一个心腹大患。
面对西羌的劫掠，弱势朝廷根本无法集中资源保护黎民百姓乃至整个帝国，一盘散沙的坞堡军队也无力抗衡倏忽而来的马上民族。
在对抗异族的战争中，东汉帝国一败涂地。
并非坞堡不努力，而是坞堡必须保证自己的部曲不被齐颈深的水淹没，所以，每次战争都不会毕其功于一役。在西羌常年累月的劫掠中，东汉帝国消耗掉了二百四十亿枚铜钱，损失一点不亚于汉武帝刘彻征伐匈奴时。更恶劣的结果是，不但未能消灭西羌，坞堡还借机掌控了军事力量，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军阀。
从汉灵帝开始，朝廷中枢再次铸造四出五铢应对日益浩繁的军事开支和地震救灾。
四出五铢属于足值货币，不可能在短期内获得巨量财富，无奈之下，汉灵帝开始卖官搂钱，不仅为自己留下了千古骂名，也让军阀统治权变得名正言顺。
董卓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控制朝廷中枢的军阀，国家由此变为土匪。
土匪对财富的掠夺比国家更为贪婪和残忍，他们眼中只有金钱，没有道德，没有规矩，甚至没有人性。董卓发行的无字小钱已经完全违反了货币规律，使包括他自己的手下在内的人都卷入反对他的斗争中。
董卓死后，中原大地陷入军阀混战。
这是中华历史上另一个无奈的悖论：经济发展需要摆脱封建官僚的羁绊，也需要自由竞争激发活力，但是，弱势封建官僚没有能力解决自由竞争中产生的社会问题，帝国也无法建立一支强势军队。“先安定，后发展”是经济增长中优先级的条件，在冷兵器时代，农耕民族如果无法有效集中资源，外族入侵和军阀混战也许就是难以摆脱的宿命。
东汉帝国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遇到这个问题，显然，这个时代没能给出答案。不要说史家口中昏聩的汉灵帝，后世即便英明如唐宗宋祖也未能将其中的玄机识破……
当每一个普通人都失去了阶层流动的正常途径，人们也就失去了生活的希望。如果无论怎么努力，明天依旧都是灰暗的，自己乃至子孙后代都无所期盼，生活焉能不充满灰色？
曹操“隆中对”聪明人不止曹操一个，所有军阀都想空手套白狼，都在招募流民。只不过，店大欺客，多数军阀并不在乎流民的生命，甚至不在乎生产多少粮食，他们只在乎自己占有多少土地。在他们眼里，流民是部曲、是任人蹂躏的奴隶，不要说分成，流民经常连自己都养不活。
2009年12月27日，河南安阳发掘了一座古墓，据说是“曹操墓”。关于墓葬真假的辩论在国内媒体掀起轩然大波，向来无人问津的考古学课题硬是被媒体炒作成了一个尽人皆知的娱乐话题，实在让人大跌眼镜。
既然是娱乐话题，对与错、善与恶、美与丑，就都可以颠倒；因为，娱乐可以虚构、可以美化，甚至可以胡说八道。
历史可不行。
历史曾经真实地存在，因为真实，所以残酷。真实的曹操，犹如今天安阳这座曹操墓，早就淹没在毫无边际的想象当中，扑朔迷离、真假难辨……
曹操出身于宦官集团（宦官义子），却愤然反叛了自己的阵营，汉灵帝死后曹操协助袁绍尽诛宦官；董卓入朝后，曹操羞于为官，在第一时间化装成百姓逃离了洛阳。
在开封军阀卫兹的支持下，曹操散尽家财，聚众五千人起兵讨伐董卓。
此后，曹操苦心孤诣、十年经营，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迎汉献帝于洛阳，后定都于许都（今许昌）。十年生死茫茫，中原大地失去了皇权，最后的结果是：处处无主孤坟，满眼凄凉。
据《三国志》记载，董卓死时，每郡人口仍在几十万户以上。十年征战，90％以上的人口在这片土地上彻底消失了，故都长安甚至成了无人居住的“鬼城”。流民人数再次达到百万的量级，人们带着耕牛、农具举家流亡，且耕且战，经常以野谷、野菜、树皮为生，没有人知道到底多少人倒在了流亡路上……
据《三国志》记载，汉献帝回到洛阳后，人们像看猴戏一样参观这位末代皇帝，皇室威严荡然无存。朝臣只能栖身在破壁残垣中，高官以下官员要靠采摘野谷充饥，很多人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失在田野中……
纷纷乱世，货币早就在战乱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粮食才是最金贵的物品。即使手里有货币，又怎么会有人肯把赖以为生的粮食卖给你？
一个没有货币的世界，天下英雄又当如何自处？
第273章 不堪设想（）
据说诸葛亮出山之前曾与刘备纵论天下大事，也就是所谓的“隆中对”。据说这场“隆中对”最初的来源是《三国志》中的一段描述，今天学界已经证明这段所谓诸葛亮的“隆中对”是后人比照《三国演义》添加，并非《三国志》所写，《三国志》只为我们记载了曹操和谋士毛玠的“隆中对”。
兴平二年（公元195年），在曹操和谋士毛玠的一次会谈中，二人深刻剖析了国内形势，精确判断了敌我优劣，也确定了曹操此后的立国方针。当时，最强大的军阀首推北方的袁绍和南方的刘表。毛玠认为，袁绍为人多疑而少断（我始终认为，《三国演义》把袁绍的性格嫁接到曹操身上），根本没有紧抓经济建设，他的军队甚至靠野果充饥；刘表为人小富即安，只要不冒犯他的利益，他就不会主动进攻别人。
结论：袁绍、刘表都不可怕，曹操要想成就“霸王之业”，只须“守位以财”。这句话也是当代国际关系中永恒的真谛：要想成为世界霸主，必须有最强势的经济！曹操“守位以财”的方法，在历史上叫作“屯田”。
所谓“屯田”，就是招募流民开垦无主荒地，是典型的空手套白狼：曹操之所以能招募流民，是因为流民相信他能保护自己安心生产；曹操之所以能保护流民，是因为他身后有众多流民。
“鸡生蛋，蛋生鸡”的道理大家都知道，关键是第一只蛋—第一笔招募流民的钱究竟要从哪里来？
乱世之中，无论增加税收（财政政策）还是铸造大钱（货币政策）都不好使。大家都快饿死了，增加税收肯定捞不到油水；至于铸大钱，就算有人肯要，也没有粮食可卖。
既然征税和铸大钱都骗不到财富，那就无须遮遮掩掩，直接明火执仗地抢劫好了！定都许都之后，曹操收编的第一批黄巾军是青州流民，大约有一百万人。为了安抚这批流民，曹操挑选了其中的精壮者，号“青州兵”。然后，曹操亲自带着青州兵劫掠了从汝南、颍川来的黄巾军，夺得了自己的“第一桶金”。
靠着这些资财，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颁布《置屯田令》。流民每五十人为一屯，春夏耕种、冬秋操练。屯民如果使用官家耕牛（也是抢来的），收成与官家四六分成；屯民如果自备耕牛，则收成与官家五五分成。
实践证明，这是一个好方法。仅仅一年，曹操就分到了一百万斛粮食。成绩的背后是悲惨的屯民，他们要向曹操缴纳50％甚至60％的收成。这样的税率，很高吗？
高不高，要看跟谁比。跟“文景之治”的三十税一比，50％当然很高；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