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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书》记载，西汉末年有一个叫田畴的书生，他在同姓中有着很高的威望。
看到中原遍地“白骨露于野，千里无人烟”，田畴带领族人在徐武山找到一块盆地，披荆斩棘、凿井筑屋，自此，田姓人家在这块盆地中过起了与世无争的农耕生活。
看到这里，大家可能想到东晋陶渊明一篇着名的散文，那也是千百年来中国人的理想—《桃花源记》。坞堡就是《桃花源记》的原型，只不过“桃花源”远非与世无争的人间仙境……
第268章 战火灾荒（）
“坞堡经济”是一种典型的私有经济，竞争和剥削的残酷性丝毫不亚于西方世界原始自由竞争时代。
为了理解这个时代，我们首先介绍当代经济学的一条公理性假设：资源稀缺。强调一下，这个不是假设，而是血淋淋的事实。所谓资源稀缺，直白的解释是：生存在这个世界上，钱不好赚。
东汉时代赚钱就更不容易，当时人类开发资源的手段极为有限，为了生存下去，个人、每个家庭、每个宗族乃至每个民族都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就有纷争。与小农家庭相比，坞堡无论在生产、分工还是对抗官府的能力方面，都比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高很多。
正因为能力强，竞争也更为残酷。
光武、明、章三朝，在残酷的竞争中，一些坞堡衰败了，也有一些则更加强盛。东汉帝国社会财富总量已经远远高出西汉时期，坞堡的经济实力也远远超过了西汉的官家豪强。西汉中期拥有超过万顷土地的大豪强已经非常罕见，东汉中期坞堡却往往占据一两个郡，其财富总额足以令人咋舌。
《居延汉简》这样记载当时的大坞堡主：他们的房屋连接成片，肥沃的田地遍及郡县，仓库已经装不下他们的奇珍异宝，山谷已经装不下他们的牛羊……
既然是竞争，就一定会有失败者。换句话说，竞争一定会产生贫富差异。一旦胜负已分，接下来的竞争中将贫者愈贫、富者愈富，最后产生极度贫富分化。
汉章帝以后，坞堡之间的竞争已经经历了一百多年，桃源不再是同姓聚居，而多出了许多新人—“部曲”。这些人可能是外姓流民，也可能是竞争中离散的其他坞堡居民。部曲的生活如此悲惨，以至于后世经济史家认为东汉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奴隶制。
《东观汉记》记述了一个叫“倪萌”的部曲，倪萌的哥哥在一次灾害中死去，倪萌收养了哥哥的儿子；岁末的时候，为供养兄长的遗孤，倪萌自己的儿子反而被饿死了。
本来，政府的重要作用之一是合法地“杀富济贫”，通过剥夺富人调节社会财富分配。东汉朝廷却是这样一个政府—京兆、太尉这样的高级官僚同样要“食麦蔬”。
所谓“食麦蔬”，说白了就是粮食和野菜掺和着吃—不是为了健康，也不是因为饭局太多怕患高血脂，而是因为真的吃不饱饭。
封建官僚自己都吃不饱，如何会有能力管理强大的坞堡？
帝国不能管理自己版图上的坞堡，又如何能对抗异族入侵？
如果封建官僚势力过弱，就无法抑制自由竞争产生的贫富分化，更无法有效集中资源。如果帝国无法建立有效的统治，一旦面临强大的异族挑战，国家同样会生灵涂炭，甚至被灭族。
东汉中期，在并不遥远的西部，异族对中原财富觊觎已久……
汉代，青海地区生活着另一个古老的民族—西羌。与匈奴一样，西羌也是一个游牧民族，自己只能饲养牛羊、马匹，粮食、布匹都要靠汉朝供应。对西羌人来说，能换到粮食、布匹当然好，如果换不到，纵马抢劫更省事。
西汉年间，汉武帝曾经收服诸羌，并在羌地设置了郡县；汉宣帝、汉元帝先后对西羌发动过三次大的战争，诸羌从此一蹶不振。西汉末年，天下大乱，帝国无暇西顾，西羌由此获得了广阔的生存空间。
东汉中期，西羌人口数量已经与匈奴鼎盛时期相近。
东汉举国上下却对此毫无警觉，醉心于发财的坞堡主当然不会关心军事；西汉时期的军马饲养基地也变成了“科研机构”，流传后世的《相马术》就是其代表性成果；甚至皇帝直接统辖的禁军（常备军）也不足万人。更可笑的是，帝国末年禁军居然有很大一部分由宦官兼职组成。
弱势的政府、弱势的军力、强大的经济，最容易引来外贼窥视。
汉安帝永初年间，西羌多次侵扰冀县、平襄（今甘肃甘谷、通渭），经常一次就屠杀上万名汉人；多名高官先后罹难，汉中太守郑勤阵亡、凉州刺史皮扬阵亡、征西将军司马钧兵败自杀；最后，西羌甚至一度围攻故都长安。
战乱之中，人们追求财富的梦想被打破了。甘肃、陕西地区的汉人开始大规模内迁，人们放弃了自己的家园，再一次走上了流浪的道路。
流民，再一次出现在帝国的版图之上……
在汉安帝的号召下，吃尽了西羌苦头的坞堡也只能心甘情愿地有人出人、有钱出钱。只不过，坞堡军队没有统一的领导，在战争中当然不会分工合作，更多的情况是，一支坞堡军队遇到敌人，友军龟缩不出，坐看友军失败。加之东汉坞堡派出的士兵都是原来扛锄头的农夫，这些人临时拼凑起来组成军队，单兵作战能力确实远低于西羌，十个步兵也未必能打赢一个西羌骑兵，因此，东汉军队逐渐被各个击破。
这场战争持续了十四年，东汉帝国全体臣民一共花掉了二百四十亿枚铜钱，差不多相当于西汉帝国二百年间铸造的货币总和。然而旷日持久的战争并未能击溃西羌，也没有保护好内地黎民百姓，反而培养了一批强大的军阀：张焕、皇甫规、段颎等，还包括后来祸乱汉家天下的董卓。
汉羌战争消耗的社会财富越多，东汉帝国解决危机的可能性就越小。汉安帝死后，东汉帝国再没有能力主动对西羌发起攻击，在战争中几乎完全处于守势，西羌之祸愈演愈烈。汉桓帝在位二十一年，西羌四十五次入侵，朝廷甚至未能组织一次有效反击。
战火蔓延到朔方、云中、雁门、代郡、琢郡、渔阳、辽东等内地诸郡，西羌士兵一度进攻都城洛阳。
连年征战使得东汉人民无心稼穑，帝国政府既然解决不了西羌入侵，其他社会问题也就随之激化。
桓帝永兴元年（公元153年），全国近三分之一的郡县遭受蝗灾，帝国版图内再次出现了数以百万计的流民。这些人光着身子、吃着草根，在饥饿和病痛的折磨下流浪于帝国阡陌之间……
第269章 军阀混战（）
或许汉灵帝认为，帝国已经出现了“三空”（田野空、府库空、朝廷空），既然封建官吏没有实权，卖掉又有何妨？卖官不用盘剥百姓，又能增加国库收入，才是敛财的最佳手段。何乐而不为？江山风雨飘摇之际，一位中国历史上着名的“昏君”—汉灵帝刘宏—登上了舞台。
汉灵帝之所以臭名昭着，据说是因为卖官。后世史家认为，他在帝国统治行将崩溃之际仍旧卖官敛财，最终导致东汉帝国灭亡。今天的电视剧中也经常有这样的镜头，每当皇帝醉心于享乐的时候，总有忠臣站出来大骂皇帝（一般会义正词严、声色俱厉，甚至声泪俱下）：你难道想学汉灵帝刘宏吗？
其实，卖官不是汉灵帝首创，更不是后无来者，卖官者也不乏所谓“明君”，前有秦国的秦穆公、西汉的汉武帝，后有唐朝的唐玄宗、宋朝的宋神宗，卖官的皇帝数不胜数。只不过，公卿大僚之位居然被拿到市场上叫卖，终究不是什么光彩事。皇帝卖官就像鬼子进村，悄悄买、悄悄卖，声张的不要。
中国两千年封建王朝，公开颁行诏书卖官的皇帝只有汉灵帝一人而已。非但如此，汉灵帝卖官还大鸣大放，生怕别人不知道，他为官职规定了种种价格折扣，上至公卿，下至县令，几乎无一不卖。
如此明目张胆地卖官，不仅仅是皇帝丢脸，连官僚的脸也被丢光了。所以，无论史学家还是平民百姓，都认为汉灵帝是一个昏君。汉灵帝，几乎成了灰太狼和懒羊羊的合体。
真的是这样吗？
东汉本就是最穷的封建王朝，除去西羌入侵，汉灵帝当政二十二年，全国居然发生了三十一次大地震。
刘宏，真是穷到了极点。
按照一般思维，为挽救风雨飘摇的帝国，统治者一定会铸大钱敛财。
汉灵帝的情况，属于二般。
汉灵帝确实选择了铸币敛财，只不过，他没有选择铸大钱，反而铸造了足值的五铢钱。中平初年，刘宏重铸五铢钱，汉灵帝五铢背面有四道斜纹，所以汉灵帝五铢也被称为“四出五铢”。从出土文物来看，四出五铢重35克，仅比赤仄五铢轻05克。
灵帝一朝，先后三次铸币，都是这种四出五铢，始终没有发行虚值货币。
汉灵帝初年（公元168年），帝国已经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每石粮食价格为万钱，一匹马的价格约为两百万钱，这个数字已经和西汉末年战乱时代不相上下。四出五铢并非虚值货币，在超级通胀中，这点钱对巩固东汉统治根本就是杯水车薪。四出五铢刚刚面世，坊间就开始流传，铜钱背后的四道斜纹代表四方邪气冲天，四方必将大乱……
第一次读这段历史，我非常奇怪，汉灵帝这么做究竟是出于什么考虑？后来，我明白了，汉灵帝敛财的方法就是卖官。
光和元年（公元178年），汉灵帝颁布诏书，公开买卖官职，上至公卿，下至县令，所有官职无不需要以钱交换。现任官僚也需要补缴费用，官声卓着者可以打五折、三折。
比如，刘宏就曾打五折，以五百万钱把司徒的位置卖给了“晋州望族”（晋州坞堡主）崔烈。
在崔烈的受封典礼上，刘宏突然有点后悔，说：“司徒五百万钱卖给你实在是便宜你了，这应该是一千万钱的价格。”
事后，崔烈问儿子（崔钧），自己现在位列“三公”，可曾听到外界对此有何议论。
儿子答：“父亲曾经历任卿、太守之职，无论资历还是官声，您都应该得到三公之位。
今天，您却通过买官获得司徒的位置，实在让天下人失望。因为，您这个司徒的位置，铜臭味道实在是太重……”
这句“悔不千万”为刘宏留下了千古骂名，也给封建官爵留下了一个响亮的名字—铜臭。
或许汉灵帝认为，帝国已经出现了“三空”（田野空、府库空、朝廷空），既然封建官吏没有实权，卖掉又有何妨？卖官不用盘剥百姓，又能增加国库收入，这才是敛财的最佳手段。何乐而不为？
汉灵帝没有想到的是，虚值货币，皇帝不发，有人替他发！
买官者本就是坞堡中的军阀，现在，他们终于获得了合法的官职。他们到任之后，第一件事往往就是私铸货币—“铅券”。
顾名思义，“铅券”就是铅质的货币。遗憾的是，我没有找到铅券的出生地，史籍对此语焉不详，可能是有一个地方官铸造铅券，之后大家纷纷模仿。在这里，我只能为大家总结一下铅券的特点：但凡流传下来的铅券，货币单位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