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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不铸钱、民间不准私铸，二十五年间铸币没有丝毫增加。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国家完全停止了货币供应。结果是必然的：物价暴跌，一跌就是二十几年，这就是传说中的通货紧缩。
宣帝元康年间，关东平原的粮价降至“谷石五钱”、每亩土地价格不足三十钱；边远地区的粮价也不过是八钱一石，土地更是降到了二十钱一亩。这是整个西汉历史上最低的粮价和地价，甚至低于辉煌的“文景之治”。
正是基于这些原因，有人将汉宣帝刘询在位时期称为“宣帝中兴”—一个没有金钱的世界，将是一个清平的天下。
我要说，汉宣帝这种认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对的。只是，治疗这个病症，实在不应该使用通货紧缩的药方。货币的作用不仅仅代表生产剩余，也代表其他资产。
例如，在没有创新的时代，货币也可以代表土地价值。
或者也可以这样说：官家垄断了煮盐、采矿、冶铁、运输、酿酒等几乎所有创新行业，投资土地就是最安全、最保值、最有效的渠道。相对而言，最简单的产业创新都需要一点一滴地积累，吸纳货币也就需要相对较长的时间；土地是高价值资产，吸纳货币的速度、能力都远高于创新产业。如果货币不能流向高利润的创新产业，只有依靠土地才能转换为财富（也许是泡沫），就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货币投资于土地→土地成为吸纳货币的重要渠道→刺激货币进一步流向土地→土地兼并→货币再投资于土地无疑，在这个循环中谁拥有更多的货币，谁就可以拥有更多的土地。
通货紧缩使得每一个人手中的货币都升值，货币越值钱，农人的境遇就越悲惨。
通货紧缩也进一步强化了官家豪强的货币优势，这些人又非普通货币持有者，他们会连骗带抢地剥夺百姓土地。要知道，土地本不是普通商品，在农耕时代是绝大多数人维持生计的唯一本钱。失去了安身立命之本就会产生大规模流民，所以，无论汉宣帝多么节俭，也无论他多么努力，汉宣帝年间都是汉朝流民最多的时期之一。
当然，通货紧缩还带来了另外一个后果，就是小农的赋税负担陡然加重。皇权的经济基础从来就不是也不可能是封建官僚集团，只有小农才能为皇帝提供赖以生存的税赋资源。所以，从刘邦、吕后开始，汉家皇帝从来不承认超过秩级的官僚可以超量占有土地。
不承认官家豪强抢占土地的另一层意思是：郡县户籍是给定的，税收不可能减少；豪强抢占土地，法律却不承认事实，豪强当然也就不用为这些土地缴纳赋税。
问：这些赋税从哪里出？
答：残存的自耕农要替流亡的农人纳税，包括逃亡人口的徭役。
宣帝年间，官府强令小农以货币缴纳赋税，而且只收足值的五铢钱。于是五铢钱经常被凿出几个缺口以盗铸货币，两枚破钱往往才能换得一枚完好的五铢钱。按《盐铁论》的估算，汉昭帝末年农人的赋税就已经高达50％，如果加上宣帝年间的通货紧缩，黎民百姓的赋税应该占所有收入的70％以上。
结果：辛苦劳作，不能保住性命；相反，只要把土地送给豪强，也就逃掉了国家的赋税和徭役。
第263章 王莽（）
货币确实越来越少，反而加速了小农破产。面对愈演愈烈的土地兼并和流民四起，汉宣帝刘询开始以更为残暴的方法剥夺豪强土地，即“迁徙豪强”。
汉宣帝地节元年（公元前69年），迁七十万人入平陵，其中就包括两个宰相之家、一个博士之家、一个太守之家；
汉宣帝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再迁三十万人进入平陵，这一次包括当朝丞相、将军、列侯和一批两千石的官吏。
“迁徙豪强”的原意是官家豪强只能带走动产，留下来的土地可以重新分配给小农。
可是，官家豪强本就亦官亦商，他们既是政策的执行者又是政策的剥夺对象，怎么可能自己剥夺自己？本来，流民流窜到人烟稀少的地方还有一丝活路，豪强的到来让边穷地区也出现了极为严重的土地兼并，流民终于无处可以流窜。
当然，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出，此时豪强已经与官吏完全合二为一了。尽管汉宣帝非常努力，可是，官家豪强势力不断壮大，皇权和农民却同时衰微。
1978年，河南省唐河县一座西汉末年的古墓重现人间，这座古墓的主人是“大尹冯君孺”。当时，“大尹”不过是一个和郡守平级的官员，年俸在两千石左右。然而，这座墓葬的豪华却让所有考古学家吃了一惊：墓形制仿照诸侯，实际面积又远远超过了文景时期的同姓王，当地人把这个汉墓群叫作“九冢十八塔”。
墓地如此“超标”，在西汉可是灭族之罪，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个“冯君孺”受到了惩罚。此时，封疆大吏已经控制了属地的方方面面，他们甚至开始在自己属地境内修筑城池、修缮甲兵，理由很充分：防范流民作乱。
汉宣帝之后，《汉书》再无迁徙豪强的记录，可能皇室已经没有这个能力了。官僚蛀空了帝国财富，也剥夺了皇帝权柄。
汉哀帝年间，御史大夫鲍宣曾经为末世王朝作了一个精辟的总结：民有“七死七亡”。“七亡”如下：
水旱灾害，百姓破亡；
毫无顾忌的赋税（以货币缴纳），百姓破亡；
所有公务都成为中饱私囊的工具，百姓破亡；
各级官吏贪得无厌，百姓破亡；
徭役使农桑失时，百姓破亡；
最底层的流民也经常把村民赶去干活，百姓破亡；
盗贼劫掠，百姓破亡……
“七亡”之外还有“七死”酷吏殴打死、徭役劳累死、冤狱恶搞死、盗贼杀死、互相斗殴死、饿死、瘟疫死。鲍宣感叹，百姓有十四种死法，却没有一条生路，国富民强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
汉宣帝之后，元、成、哀、平四朝仅五十三年间，《汉书》记载了十六次流民大爆发，动辄“百万”的流民游荡于广袤富饶的关东平原，却得不到维持自己生命的一点财富。
汉元帝年间，丞相匡衡一人占有良田达三十五万亩之多；汉成帝年间，河南地区发生水灾，出现了“人相食”的惨剧；
汉哀帝年间，朝廷抄没大司马董贤家产，现金竟高达四十三亿个铜钱，折合今天的人民币大约一百一十亿元，而这位董贤入朝当值仅仅两年。
结果就是：汉平帝年间，愤怒的长安市民烧掉了汉武帝刘彻的坟墓，火光照亮了未央宫。
此时，官僚集团的势力超越了皇权，皇帝转而要仰官家豪强鼻息。这种现象在秦汉之前的历史中从来没有发生过，帝国的崩溃，已经只是时间问题……
王莽古钱的奥秘
最终，王莽未能培养出足以抗衡官家豪强的力量，抢劫政策的推行者仍旧是官家豪强。土地仍在官家豪强手中，封建官僚是地方豪强，地方豪强就是封建官僚，怎么可能依靠他们剥夺自己的土地？
在风雨飘摇的乱世，一位儒生以高尚的道德显得卓尔不群，他感动了帝国全体臣民。这个人，就是今天京剧中的大白脸—王莽。
在官家豪强把炫耀财富视为人生乐事的西汉末年，王莽身为大司马，妻子却只穿布衣；后来，王莽被封安汉公，依然坐在一辆瘦马驾驭的破车之中，从来没有纳妾。
在官家豪强当道的西汉末年，王莽退还了朝廷封赏的两万五千六百顷土地；
女儿成为汉平帝皇后，皇室送给王莽两万斤黄金、两亿个铜钱作为聘礼，而王莽仅仅拿了四千万个铜钱，其余都送给了灾区的黎民百姓；因为，王莽认为自己是功臣之后，只有百姓丰衣足食，自己才有资格接受封田和财富。
在官家豪强当道的西汉末年，王莽却责令自己的亲生儿子自杀，只是因为他杀死了一个奴婢，当时奴婢的一条命不值一头耕牛；王莽的侄子也在杀人后被逼自杀，而这个侄子的母亲—王莽的嫂子，曾经一手把王莽抚养成人。
无论后世如何评论王莽的上述事迹，《资治通鉴·汉纪》已经为我们记录下这样一组数字：汉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朝廷一共收到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份上书，无论王侯、列侯、宗室、庶民，大家都要求汉帝国禅让皇位给这位当世道德楷模。考虑到当时识字以及有能力刻竹简的人数，这个数字应该几乎囊括了所有的文化人。
举国拥戴之下，汉帝国初始元年（公元8年），王莽废黜西汉末代皇帝孺子婴，自立为帝，改国号为“新”。
王朝更替没有祸害百姓，甚至没有人流血。
现在，道德楷模成为皇帝。官家豪强之所以强横，不就是因为有钱吗？王莽想到了一个绝妙的法子，试图以货币改革剥夺豪强的所有财富。
汉帝国居摄二年（公元7年），王莽在摄政的时候就推出了第一次货币改革：在五铢钱之外，增发“大泉”和“错刀”两种货币。每枚大泉重十二铢，可兑换五十枚五铢钱；两枚错刀可以兑换一斤黄金，为期一年，过期不候，所有黄金届时不再流通，一律没收。
第264章 龟壳（）
王莽的算盘打得很精明，百姓手里只有五铢钱，官家豪强手里才有黄金。新的货币制度，既保证了普通百姓不至于受盘剥，又能掠夺豪强。名义上，还以错刀的形式保留了豪强手中的财富，反抗不会过于强烈。
一年后，王莽弄到了七十万斤黄金，官家豪强手中的财富变成一堆无用的刀币。
而且，王莽还有后招。
从武帝元狩五年到汉平帝即位（公元前118～公元1年），约一百二十年间官府累计共铸造了二百八十亿枚五铢钱。如果按照大司马董贤的搂钱速度计算，绝大部分五铢钱应该也留在了豪强手中。百姓都成为奴婢、流民了，手里又怎么可能有余财？
王莽接着推出了第二次货币改革，新朝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王莽再次下令更改帝国币制。
在诏书中，王莽坦言当时的社会状况：
天地之性以人为贵，现在，豪强有千万顷良田，百姓无立锥之地，贫者父子终年劳作却不足以保住头颅，生活在牛马栏中的百姓经常卖妻卖子，这种“悖人伦、逆天心”的情况已经让人忍无可忍！
所以，王莽也毫不隐瞒自己的意图：“刘”字的繁体（刘）拆开看就是“金、卯、刀”三个字，刘姓王朝代表着贪婪；现在，汉朝已亡，新朝已立，货币改革就是为了剥夺刘氏皇族的财富。
王莽下令，废黜所有流通中的错刀和五铢钱，改为发行“大泉”、“小泉”作为货币，一枚五铢钱可以兑换一枚小泉。同时，王莽宣布，天下缴纳赋税都要以小泉计算。
我是天下最有钱的人，我就可以指点江山！
有了钱，王莽有了充足的信心，第二次币改当年，王莽在中国封建社会第一次推出土地公有制：废黜土地私有制，所有土地全部属于国家，一律更名为“王田”；因此，任何人不得买卖“王田”；不满八口的家庭占田不得超过百亩，其余田地要分配给邻里乡亲；至于无田无地的流民，朝廷将按汉初吕雉时代的制度每家授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