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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杀入帝国心脏，纵然披坚执锐的勇士有与匈奴决战的信心，也无力回天。
桑弘羊给出的第二个理由是：盐铁专卖赚取的利润用来调剂物资、保证物价平稳，尤其是粮价不能暴涨暴跌。西周之时天下承《盐铁论》书影平，但是，国有沃野而百姓食不果腹，有山海矿产人们却没有铁器，是先帝建立了官营铁匠铺，人们才有铁器使用。国家统一生产盐铁，产品质量有保证，有专门的技术指导，可以杜绝商贾趁机抬价。
桑弘羊给出的第三个理由是：盐铁专营可以削弱豪强势力，进而减少流民。民间富豪没一个好东西，国家穷困的时候不肯捐钱（就连唯一捐款者朴适后来也被汉武帝发配边疆）。盐铁之利留在民间，一定会助长豪强势力，这些破坏分子靠着盐铁之利“赈赡穷乏”，以小恩小惠招揽亡命之徒。有了经济实力，豪强就会依靠暴力推进土地兼并，农人就会变成流民。
正方结论：帝国必须垄断盐铁专营之利，才能保证百姓安居乐业。
面对论述滔滔不绝的桑弘羊，贤良文学指责桑弘羊在论证一个伪命题：你说广大西周人民没有铁器，没有铁，哪里来的铁器？（这就像今天指责明朝没有发展信息产业）现在有了铁器，官府生产的铁器根本不能用，却要求各家按人口数量购买铁器，本来规定生产铁器只能征发囚徒，官府却让普通百姓为盐铁生产服徭役……接着，“鄙儒”把矛头直接指向了桑弘羊本人。
盐铁官营目的是为帝国聚敛财富，各级官吏却无不借口帝国之利敛财，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您桑公弘羊。桑公处公卿之位，执掌天下财政十多年，最大的功劳就是自己先富起来，现在您已经是“家累万金”。在您的带领下、在盐铁暴利的诱使下，全国官商无不“因权势以求利”，官家是官吏自己的官家，官吏无一不以权力来满足一己私欲。最终，百姓愁苦怨恨，官场更是恶习辈出。
文帝时期，没有盐铁专营而天下富足，桑公推行了几十年的盐铁官营，天下人没有见到盐铁的利益，却看到了很多害处。现在，我们来告诉你这究竟是为什么：天下之利都是一点一点生产出来的，没有人能凭空创造财富，官家获得利润一分，民间就会损失百倍。靠盐铁专营聚敛财富，好比一个蠢材反穿裘皮大衣去背柴薪，爱惜裘皮的毛发，却全然不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反方结论：一切的罪恶之源，都是盐铁官营。
第261章 罪己诏（）
既然盐铁之利搞得国破民穷，那么下一个辩题就是讨论应否重视盐铁等非农产业，即是否应该“重农抑商”。所谓“重农抑商”，“重农”是双方的共识，关键是“抑商”。
与很多人想象的不一样，在这个问题上，桑弘羊主张放开商业，恰恰是贤良文学力主抑商。桑弘羊指出，没有手工业则缺乏农具，没有商业则物品不流通，缺乏农具、物品不流通，农业也不会兴旺。何况，有了官营盐铁，富国何必非要靠农业，人民富饶又何须依靠田地？所以，官营盐铁、运输、冶铁，一定要大力提倡。
这个道理听起来是不错的，不过桑弘羊提倡的并非民间工商业，他尤其看不惯那些富比王侯的大商人，谁让你无权无势却过上比我更为骄奢的生活？
正方结论：要重农，也要有区别地重商。
在汉朝之前倡导“重农抑商”的是法家，现在，儒家却开始提倡打击商人。贤良文学是儒家代表，所以，后世无数人指摘就是儒家这个“重农抑商”的思想让中国落后了两千年，似乎儒家是中国经济落后的罪魁祸首。
此一商人，非彼一商人。原始自由经济下的商业属于创新行业，与封建官僚体制下的官商根本不是同一个概念。“鄙儒”极力攻击的是所谓官商，辩论一开始，他们就提出：盐铁、酒榷、均输不是所谓商业，官商与民争利，所赚取的钱不但不能回到百姓手中，甚至根本不可能进入朝廷国库。官商会找到种种借口把钱搂入自己腰包，最终国困民穷，唯独官商是帝国最富有的人，他们藏钱满室、享尽天下富贵，前院足以放置钟鼓、后院金屋藏娇、家中声色犬马……
在贤良文学眼中，这些官商穷奢极侈，全国淳朴厚重的小农都会模仿他们，百姓相互争耀，为博得一时欢愉甚至会做出卖儿卖女的极端行为。一旦社会形成骄奢淫逸的风气，无论有钱没钱都会一切向钱看，纵然朝廷掌握了山海之利，又如何能够拯救黎民于水火之中？
反方结论：崇本抑末才能求得国家富庶、政治稳定，要重农，更要抑官商！
第四个辩题就显得颇有深度了：既然盐铁官营是与民争利，那么，国家富强的基本是古籍中所描绘的制盐与炼铁场景础究竟是国富才能民强，还是民强才能国富？
在这个辩题上，桑弘羊首先把命题深引到“人性本恶”上来讨论。桑弘羊认为，人性充满了丑恶，每个人出生的时候，父母都尽心尽力加以抚养，而儿女长大以后对父母的奉养何其之薄？既然人性本恶，就一定不能让百姓先富起来。因为，百姓卖力种田是为了地主的钱财、为国家做工是害怕遭到国家责罚，何曾看到民众有一丝道德？为了论证自己的命题，桑弘羊抬出了法家的祖先—商鞅：有了商鞅的“弱民强国”之策，秦国才可以斥地千里，最终蒙恬一举击溃犬戎。商鞅主张“利出一孔”，国家财富应该集中于皇帝手中，财富分散于民间就会干弱枝强。再者，国家积蓄了足够的粮食，百姓才能安居乐业，如果百姓比国家还富裕，功名利禄就无法打动百姓；如果百姓过于强大，国家刑法就难以制约。但凡能赚大钱的行业，比如铸币冶铁，都在深山之中，不是豪强难以获得这些利润，当年的吴王刘濞就是靠着盐铁铸币之利对抗朝廷。如果将铸币、盐铁之利收于朝廷，无论价格贵贱，百姓都不会产生疑虑，只有这样，一个五尺童子行走在街市之上也没有人敢欺瞒，这才是真正的大同社会。
正方结论：国富与民强，国富必须优于民强。民富就会产生豪强，人的贪心是无止境的，他们聚众闹事，最后社会上就会奸邪之徒众多。
谁是国家？
谁又是百姓？
当然是大司农桑弘羊代表国家，贤良文学代表百姓，桑弘羊不让贤良文学“先富起来”，这些人当然不会答应。
贤良文学提出了四个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问题。
“鄙儒”一问桑公：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商鞅峭法长利，秦人民不聊生，于国于民有何益处？
“鄙儒”二问桑公：盐铁、均输、平准确实为国家积蓄了大量钱财，你可知上府下求之县，县又求之乡，乡安取哉？
“鄙儒”三问桑公：汉文帝在位，国家何曾看重这些浮利，又何曾私藏畜牧，不过有了富裕的居民才有了富强的汉帝国；今天帝国有了盐铁之利，何曾看到一丝国富民强的迹象？
“鄙儒”四问桑公：田地还是那些田地，矿产还是那些矿产，百姓还是那些百姓，怎么可能矿产、土地归朝廷官吏就能多生产百倍之利？
普通人不过是在自己家垒个墙头藏住自己的财富，天下就是皇帝藏住财富的院落，民富则国必强！
最后，“鄙儒”继续对桑弘羊展开人身攻击：桑公终日夸夸其谈，就是你这些歪理在逼迫底层官吏，就是你搞得百姓家中毫无余财、役力老母日夜哭泣、怨女终日叹息……
反方结论：民富国才强，皇帝不能以猜忌、怀疑甚至嫉妒的态度对待自己国民的财富。
盐铁论战的最后，贤良文学把矛头指向了辩论发起者、自己的后台—霍光。“鄙儒”认为霍光只推举自己的关系当官：老爹一旦当了官，儿子就横行街市；老公一旦当了官，所有人都痛恨他老婆飞扬跋扈。这些“鄙儒”给了霍光一个相当到位的总结：无周公之德而有其富，无管仲之功而有其侈。
贤良文学的激烈言辞引起了霍光的注意，盐铁论战被叫停。
盐铁论战发生在汉武帝颁布《轮台罪己诏》之后八年，为了确定帝国施政方针，御史大夫和贤良文学展开了这场为期半年的“盐铁论战”。为记录这场论战，桓宽写下《盐铁论》，全书共六十篇，思想之深邃丝毫不逊于当代货币学派代表人物弗里德曼，足以批判当代西方经济学奠基之作《就业、货币与利息通论》。
第262章 豪强（）
桓宽没有就任何一个辩题作出判断或者评价，也许他想说的内容都融汇在辩论中了；也许他相信，悠悠千载，洗尽铅华，当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也有人说，盐铁论战不可能有如此详细的记录，全书都是作者杜撰，《盐铁论》更类似一本小说。无论是史实还是小说，《盐铁论》都是中国封建王朝经济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其中滋味，读者当自有公论。通货紧缩是好事吗官家垄断了煮盐、采矿、冶铁、运输、酿酒等几乎所有创新行业，投资土地就是最安全、最保值、最有效的渠道。相对而言，最简单的产业创新都需要一点一滴地积累，吸纳货币也就需要相对较长的时间；土地是高价值资产，吸纳货币的速度、能力都远高于创新产业。
尽管贤良文学已经把桑弘羊驳斥得体无完肤，但是这些在野人士根本没有可能撼动官家豪强。现在，具备掌控官僚集团能力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帝国的实际统治者—皇帝。面对如此沉疴，西汉末年的历代皇帝也一定试图挽救危亡，毕竟，帝国是一家一姓之天下，鱼死网破对大家都没有好处。
汉武帝死后，汉昭帝、汉宣帝一直都在努力。
人们往往认为，封建皇权最黑暗、剥削最残酷的时候，就会激化社会矛盾，引发反抗，最后，这个黑暗的封建王朝就会灭亡。我想告诉大家：封建皇权的灭亡，不可能从最坏开始，更不可能在最坏的时候发生。
恰恰相反，一个王朝的覆灭，往往是从试图逐渐变好开始。
最坏的封建统治者只能播撒仇恨的种子，相对宽松的统治环境才能让种子发芽、开花、结果。比如，在汉武帝刘彻鼎盛时期，别说造反，就算封疆大吏想成为富人也绝无可能。此后，汉武帝末年以及昭、宣两朝，又恰恰是统治者试图变好的时期。尤其是汉宣帝刘询，他甚至宣布自己不再修建陵墓，只在汉武帝陵墓边上选择了一个宫人的陵寝作为墓地。
登基之前，刘询只是一个被废黜的皇族，在这位平民皇帝眼中，豪强因为有钱才能强抢农人土地，农人才变成流民。直觉告诉他，没有货币，就不会有土地兼并。汉宣帝刘询于是想到了一个新的方法：帝国将不再铸造新的货币，任由原有货币在流通中逐渐消亡。
所以，刘询的货币政策非常离谱。
汉宣帝在位二十五年，史书没有一次铸币记录，在他对奏疏的批注中，却不止一次出现类似的话：国家没有货币，豪强也就失去了兼并土地的手段，天下自然太平。
国家不铸钱、民间不准私铸，二十五年间铸币没有丝毫增加。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国家完全停止了货币供应。结果是必然的：物价暴跌，一跌就是二十几年，这就是传说中的通货紧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