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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林聪的这次弹劾实际上并没有达到目的，最多使得涉案的家奴受到惩处，而单增肯定不会受到牵连，大不了被正统帝训斥几句后勒令严加管教手下。
事实上也正如李云天所料想的那样，行凶杀人的单增家奴后来被刑部判处了死刑，单增则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被正统帝呵斥了一顿，罚俸半年，对于单增来说这种惩罚就跟挠痒痒无异，对他没有丝毫的损害。
“另，闽浙一带矿工发生暴乱，声势浩大波及数个矿区，福建都司和浙江都司已经派兵围剿。”
云娜知道李云天对林聪期望甚高，故而才有如此的感慨，随后继续娇声禀告道，“福建延平府人士田六蛊惑百姓拒缴佃租，杀伤官军，与暴乱矿工遥相呼应，福建布政使司要求朝廷派兵增援。”
“矿工反了？”李云天闻言眉头顿时就是微微一皱，看来林聪这次在朝会上可是出了不少风头。
如果李云天没有记错的话，林聪去年担任刑科给事中后的第一道上疏就是针对的闽浙一带的矿区，上了《请免宁德县除办银课外别项差办状》，言明宁德县宝丰银矿劳动条件恶劣、课银额重等情况，希望能减少开采银两的数额，不过没有被正统帝恩准。
对林聪的这道奏疏，朝堂上的文武官员颇为不以为然，认为林聪上这道奏疏怀有私心，故意夸大了银矿劳作的辛苦。
毕竟林聪就是宁德县人，他开口请求宣德帝减少银矿的开采量难免有沽名钓誉的味道。
可惜的是，众人忽略了一件事情，那就是正是因为林聪是宁德县人，故而才知道银矿条件的恶劣，因此才有了那道上疏。
虽然李云天并不知道宁德县银矿每年要产银的具体数量，但他知道正统年的福建银矿的产银量要比永乐年多一半出来，以大明的采矿和冶炼技术而言很难达到这一目标，因此矿工的生存环境也就可想而知了。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闽浙的这次矿工暴乱的导火索并不是矿工生活环境恶劣，而是地方衙门要把民间私自盗采的矿山收归官有，故而引发了这起暴乱。
但矿工生存环境恶劣无疑是这次暴乱的助燃剂，由于不满生存现状故而闽浙一带的矿工纷纷加入了暴乱的队伍中，使得福建三司和浙江三司疲于应对，不得不向朝廷求助。
对于闽浙的矿工、佃农的暴乱，正统帝是大为震怒，责令军阁前去平叛，务必尽快平息闽浙地区的乱局。
与此同时，正统帝让礼部左侍郎于谦去闽浙彻查暴乱的详情，看看地方衙门有没有存在渎职失职。
军阁不敢怠慢，立刻商议调兵围剿这两起暴乱的事宜，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
于谦更是第二天就动身离开了京城，乘船沿运河顺流直下，风风火火地赶往了闽浙。
临行前，李云天设宴给于谦送行，嘱咐他此行要万分小心，毕竟此次闽浙的暴乱声势浩大，万一出什么乱子的话于谦可就有生命之忧了。
值得一提的是，于谦并不是一个人去的闽浙，与他通行的还有内廷的宦官曹吉祥，曹吉祥是王振的门人，担任此次剿灭闽浙矿工、佃农暴乱官军的监军。
明朝用太监来监军始自永乐皇帝，其目的自然是制衡朝中的勋贵，洪熙帝和宣德帝又把镇守各军事重地的宦官由镇守中官提升为镇守太监，莫不是为了掌控那些战功赫赫的勋贵。
例如麓川战事，自正统初年开始麓川就爆发叛乱，大明为之数次征剿，耗费了大量的钱帑，其中担任监军的人既有文官也有宦官，曹吉祥就去过麓川当监军。
需要指出的是，明朝担任监军的人并不全是宦官，还有文官，主要是御史或者六部堂官，以此来制约武将。
讲武堂下属骁武军和水师比较幸运，出战的时候朝廷还从没有派过监军，除了宣德帝和正统帝对李云天信赖有加，皆把讲武堂一系的军队当做嫡系的禁军看待外，还与讲武堂特殊的军制，以及讲武堂一系军队所参与战事的特殊性质有关。
自从骁武军成立以来，所参加的战事莫不是事关大明安危的大战，当时大明已经处于军事上的劣势，无论是宣德帝还是正统帝哪里还有心情给骁武军派监军。
而且，骁武军实行严格的晋升制度，与卫所军的世袭制度截然不同，这也意味着骁武军和水师的将领很难把持军队。
综合多种原因，宣德帝没有向骁武军和水师派遣过监军，张氏太皇太后也没有这样做，使得讲武堂一系的军队处于一种超然的地位。
当然了，骁武军和水师的这种超然的地位是李云天辛苦经营的结果，他很清楚只有让皇帝放心才能减少那些不必要的制约，阻止内廷把手伸进讲武堂一系的军队中。
李云天现在没有心思和精力放在闽浙的矿工、佃户暴乱上，他正忙着如何把朝鲜国的事宜，哪里有工夫理会别的事情，与朝鲜国相比闽浙的暴乱只能算是小事一桩。
不过，京城里的局势风云变幻，一点儿都不让李云天省心，随着林聪接连在朝会上弹劾金英和单增，内廷和文官集团之间的矛盾再度被激发，王振为了反击文官集团而发动了攻势。
或者说，王振为了奠定他在司礼监以及内廷的地位，同时也是为了威慑咄咄逼人的文官集团，不得不出手教训一下文官集团，让他们知道奉皇命办差的内廷可不是好招惹的。
第1229章 薛瑄入狱（）
正统九年三月初，距离林聪上疏弹劾单增过去短短十余日，京城里发生了一件引起轩然大波的案子，大理寺少卿薛瑄被锦衣卫北镇抚司的人抓进了诏狱。
薛瑄，字德温，号敬轩，山西河津人，明代著名思想家、理学家、文学家，河东学派的创始人，世称“薛河东”。
继曹端之后，薛瑄在北方开创了“河东之学”，门徒遍及山西、河南、关陇一带，蔚为大宗，被后人称之为“明初理学之冠”以及“开明代道学之基”。
有明一代，大明的学脉可以看成两个派系，一个是南方的阳明之学，另外一个就是北方的薛瑄朱学，足见薛瑄在学术上影响之巨。
令人津津乐道的是，薛瑄与大明的其他醉心于科举的世子不同，薛瑄考科举更多的是出于无奈和被动。
薛瑄的父亲薛贞在地方县衙任儒学教谕多年，当薛贞担任河南鄢陵县教谕时薛瑄已近而立之年，但仍然随父亲求学，研读程朱理学，并泛及子史百家、天文地理等，对科举之事并不感兴趣。
不过有一件事情打破了薛瑄求学的进程，按照大明当时的规定，凡教谕所在的县长期无人考上举人和贡生时，就要将教谕发配到边远地区服役。
出于无奈薛瑄只得听从父命参加了河南的乡试，结果一举考中了庚子头名解元，翌年又赴京师参加了会试，进而登甲榜赐进士及第，从此便开始了他的仕途生涯。
与此同时，薛瑄也没有放弃做学问，成为明代有名的理学大师，深受众人的敬重。
由于薛瑄在朝堂上有着极高的名望，而且担任大理寺少卿这样的重职，故而被锦衣卫抓进诏狱后引发了朝野的轰动，谁也想不到一向受人敬重的薛瑄竟然会出事。
锦衣卫北镇抚司知道薛瑄在朝野名望甚高，故而很快就对外界给出了抓捕薛瑄的理由，薛瑄身为大理寺少卿暗中收受贿赂后包庇案犯，为“故出人罪”。
“故出人罪？”讲武堂，李云天皱着眉头望着立在身前的云娜，云娜刚刚从锦衣卫北镇抚司那里打探到了薛瑄被抓的原因和罪名。
“王爷，根据锦衣卫那边传来的消息，薛瑄收受了贿赂，推翻了都察院审结的一起毒杀亲夫的案子，帮涉案的女子脱罪。”云娜闻言向李云天一躬身，沉声禀告道，“受害者是前军都督府的一名都指挥同知，涉案的女子是其发妻，告发者是其妾室。”
“毒杀亲夫？”李云天的眉角微微向上一挑，这在古代可是重罪，为纲常伦理所不容，他实在难以想象一名都指挥同知的夫人有何深仇大恨要狠心毒杀自己的丈夫，更不相信薛瑄会收受贿赂。
原因很简单，李云天对薛瑄非常了解，因为薛瑄也是永乐十九年的进士，是他与于谦、刘球等人的同科，只不过年纪比他大上十多岁，中进士时已经过了而立之年。
与刘球进入翰林院不同，薛瑄的仕途是从都察院开始的，在杨士奇的举荐下于宣德三年就任都察院广东道监察御史，而李云天当时是湖广道监察御史，两人有着非常不错的交情。
李云天记得很清楚，薛瑄被任命为广东道监察御史后被派去监湖广银场，湖广银场也就是沅州银场，辖湘西十余县二十多处银矿，有民夫五十余万人。
由于湖广银场是一个巨大的香饽饽，牵涉了诸多方面的利益，故而多年来湖管理混乱，贪污成风，亟待整治。
薛瑄上任时深知肩负的责任重大，将面对巨大的利益疑惑，故而便以唐诗“此乡多宝玉，切莫厌清贫”用以自警。
到任后，薛瑄并没有待在衙门里享清福，而是不辞劳苦地轮流驻于沅州、辰溪和泸溪等处银矿，往复巡视，明察暗访，承办要案，对那些贪污受贿者都一一上报革除官职，依法严惩。
正是在薛瑄的不懈努力下，使得当地府县以及银场秩序井然，百姓民众夸赞不已，在任三年未回过一次家，离任时更是两袖清风。
薛瑄如他在诗中所说的那样，“莫言白笔南征久，赢得归囊一物空”，他用切实的行动赢得了百姓的爱戴以及官场同僚的敬重
李云天身为湖广道监察御史，自然清楚薛瑄那三年在湖广银场过得很苦，地方上的官吏豪强开始时想要用钱收买薛瑄，使得薛瑄与之同流合污，但被薛瑄严词拒绝，尔后又威逼利诱，进行恐吓以及诬陷。
薛瑄在湖广银场任职三年，湖广当地的地方官吏对他进行了大量的检举，诬陷其收受贿赂、贪污公帑、倒卖矿银等等，朝廷里也有官员弹劾其贪赃枉法，如果不是有杨士奇顶着的话薛瑄恐怕就要栽在湖广银矿上。
薛瑄在都察院一干就是十来年，正统六年在杨士奇和杨溥等人的举荐下就任大理寺少卿，参与刑狱案件的审理。
以李云天对薛瑄的了解，薛瑄向来严于律己、勤廉从政，身为大明士大夫阶层的佼佼者绝对不会收受贿赂后给谋杀亲夫的毒妇开脱，这里面一定另有隐情。
“王爷，薛大人与司礼监的王副总管是同乡，俗话说不看僧面看佛面，锦衣卫的人就这么把薛大人给带走了，鲁副总管未免也太不给王副总管的面子了？”
云娜见李云天陷入了沉思，不由得开口说道，王振和鲁荣为了东厂和锦衣卫北镇抚司的控制权斗得正厉害，薛瑄被抓或许与两人的争斗有关。
据云娜所知，当年薛瑄之所以能出任大理寺少卿一职脱颖而出，出任大理寺少卿一职，除了杨士奇的举荐外王振也出了一份力，最终排除了挡在薛瑄面前的障碍。
李云天闻言回过神来，他清楚云娜的心思，瑄是王振的山西同乡，按照古代的乡党观念王振和薛瑄肯定走得近，再加上王振在薛瑄出任大理寺少卿一事上出了力，故而执掌东厂的鲁荣应该有所忌惮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