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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到时候我必然上奏皇上，不论如何也不会亏待你与平檙啊。”
朱至渌脸色阴沉，颇不好看道：“汝贞，你，你王叔身为富顺王，你怎么如此对待我吗？
你看看，你是怎么善待手下大将的？义勇军进城，听说都在分房子。
分房子最多的，如按察使参政副将等人，每人多分了一座三进院落的大房子，区别是有的有后花园，有的没有而已。
其他的，如参将12间，游击8间，多为了二进院落的房子。
至于职位较低等的把总，每个人多分了一座四合院、三合院什么的。
本王为蜀王嫡亲弟弟，更是郡主亲叔叔，不论如何，也不应该比他们差吧。”
杨麟呵呵笑道：“侄儿能够做上这四川巡抚宝座，王叔居功至伟。这些人跟随侄儿这样多年，九死一生，现在大军进城了，无论如何也要一个安身立命之所在啊。”
富顺王朱至渌一听，连倒苦水。在明朝虽然藩王府非常宏大，常常占地数百亩。就像蜀王府南北长660米，东西宽530米，规模直追故宫。
相比来说郡王府规制就差远了，天顺四年规定郡王府多为四进院落，房间总数也不过四十六间，比起藩王府差远了。
由于郡王、亲王待遇巨大差距，在明朝上演多次夺嫡戏码，就像蜀王宗亲也曾经多次因为争夺王位互相告发，反目成仇。
更要命的是龙生龙，凤生凤，藩王的儿子是郡王，到明朝末年光蜀王宗亲就超过万人之众，其中名列郡王就超过十余人。
富顺王朱至渌为末代蜀王朱至澍之胞弟，虽然地位尊贵，但即便以蜀王府之福（四川为天府之国，明朝四川也只有蜀藩这样一个藩王，蜀王为天下四大富藩之首），到明朝末年也难有钱粮为富顺王造如此上好的府邸。
内江王府主跨院为五进院落，东西两侧各有一个四进院的侧院，规模宏大，富顺王朱至渌早就瞧在眼里，现在看到内江王府现在不过二三没有封号的宗亲，如此方偷偷前来索取。
富顺王朱至渌为末代蜀王朱至澍之胞弟，地位尊贵，未来有很多事情有求与他，杨麟也乐得对方与蜀藩宗亲闹别扭，只是同意将内江王府主跨院给对方，东西两个四进院落则分别赏赐给其他将官。
富顺王显得颇为失望，声称自己这郡王做得还没有土司自在，黎州土司马氏院落占地面积百余亩，院落精美，远在自己之上。
杨麟一再劝诫，如今兵荒马乱的，大家需要共体时艰。现在手下官员、将领多分了房屋，而自己还住在巡抚衙门，也没有感到什么不对啊。
富顺王显然不这么想，要了房子之后，马上要钱粮，洪武爷规定亲王每年俸禄一万石，郡王两千石，现在刚刚回到cd，名义上虽然是王爷，但没钱没粮的，生活过得比普通人好不了多少。
明朝藩王数以十万计，有的激进之辈甚至声言大明被这些龙子龙生吃垮的，按照大明祖制给予俸禄当然不可能。
杨麟令钱邦芑找人会商，大家讨论来讨论去，大家认为嘉靖朝礼部尚书霍韬提出的“定子女”方案较为可取。
即藩王们的后代们，特别是旁支庶出的后代，尽可能编入民籍，允许他们参与士农工商活动，从此自食其力。
杨麟感到师出有名，当即以富顺王的名义决定定子女，定俸禄。
对劫后余生的富顺王、德阳王、庆符王等三个蜀藩郡王，承认其爵位。
对其他蜀藩宗亲，则编入民籍，允许他们参与士农工商活动，从此自食其力
对蜀藩宗亲，给予总额为五千两银子的俸禄，由富顺王朱至渌、德阳王朱至濬召集蜀藩宗亲协商分配。
义勇军回师cd，有很多自称为镇国将军（郡王的儿子）、辅国将军（镇国将军儿子）、奉国将军（辅国将军的儿子）的王室宗亲，杨麟难以识别，干脆将这吃力不讨好的苦差事交给富顺王朱至渌、德阳王朱至濬等人。
经过一个月争吵，认定为蜀藩宗亲的不过五十余户而已，其分配方案为：
富顺王朱至睿、德阳王朱至濬等郡王每人分得500两银子。
至于其他蜀藩宗亲，每个成年男子每年补助40两银子。
剩余的，则作为公费，由富顺王朱至渌、德阳王朱至濬等人管理，用以开办学堂，资助族中子弟费用。
期间多次要求将补助款增加到一万两未果，按察使钱邦芑、富顺王朱至渌、德阳王朱至濬被搞得焦头烂额的。
杨麟虽然未曾过问具体事务，但还是常常感到朱明皇亲实在贪得无厌。
第261章 粮荒与酿酒特许制（）
当然，这几个月杨麟重点不是放在这些细微末节上，现在巡抚衙门下面已经建立民政司、兵政司、警政司、经历司、财务司、礼务司、工务司、交通司、教育司等十余个职能部门，具体事务即然而然归这些司（厅）负责。
杨麟最关心的就是粮食、就是税赋，剿匪等事务。
署理巡抚之初，CD城内米价每斗约四五钱，比起太平年岁贵了六七倍，为了平息物价，杨麟从川北运输大量粮食以平抑物价。
最经济的运输方式当然通过重庆、沿着长江、岷江等江河逆流而上，但如今川南常常闹粮荒，即便有水军护卫，路上也闹出劫粮草的事情。
震惊之余，改变运输方式，船只一律在遂宁、郪县靠岸，然后通过官道、驿道运入地方，以平息物价。
与市面上买米不同，官米购买与户籍捆绑在一起，每四口十天可购平价官米一斗，每斗不过纹银一钱五分而已，比起市面上每斗5钱、6钱的便宜甚多。
大家为了购买平价官米，踊跃登记户籍，拿着户籍本到各个厢坊购买平价官米。
本来以为自己如此做法会获得大家掌声，但谁料到居然惹来米行连声抗议，商人无利不起早，大家从远处购买粮食，本来想利用饥荒大赚一笔，谁料到官府出面干预，大家内心可想而知。
大家最想想串联起来联合抵制官府干预，但这怎么可能瞒过杨麟眼睛，在做出干预粮价决策之初，就曾料到这帮商人可能横生破坏。
警政司的公安迅速出动，逮捕两名跳得最欢的粮商，声言其与外敌勾结准备扰乱市面上粮价，抄没其家财，将其仓库中粮食转为公粮平价卖出。
虽然一些人知道这几个粮商不过想囤货居奇，但大家苦粮商囤货之苦，对官府行动多颇为支持，难以搅起什么波浪。
每天看到近百辆马车拖拽粮食进入省城，本以为解决粮荒会马到成功，但令人奇怪的是市面上粮价多在每斗四钱银子，比起调控前稍稍下降一点。
这天早上召集众人商议，钱邦芑提出解决之道，那就是禁止酿酒。
这可是古代官员最喜欢采用的法子，每到粮食短缺，出现粮荒之时都全面禁止酿酒，减少社会上粮食消耗，最后达到解决粮荒的目的。
武将爱喝酒，文官爱喝茶，听到禁止酿酒武将一个个连呼受不了，就拿卜宁、姚崇烈说那样，每天练武，多次上阵杀敌，浑身上下到处都是伤，如果不喝酒根本受不了。
而钱邦芑等人则摆出历史典故，每次出现粮荒之后都厉行禁酒令，现在遭了这样大灾，巡抚衙门运送粮食的船只来往江上，三轮车马车每日充斥驿道官道，但僧多粥少，偌大CD）平原还是出现粮荒，最主要原因就是很多富户囤积粮食酿酒赚钱。
很多武将不干了，大家带兵打仗，主要通过喝酒壮胆御寒，如今禁酒，那不是要大家老命？
杨麟眼前一亮，烟酒税，好像在20世纪九十年代烟酒税就超过国税的2成，是政府主要财政来源。
相比普通农家子弟，这酒在古代勉强算得奢侈品，豪门大户每天暴饮终日，而平民百姓除了在红白喜事之外，其他的喝得不太多。
既然如此，何不推出酒赋呢？
在平行的历史时空中，法国为了解决财政问题就推出酒税，在古代向酒征税如同现代奢侈税一般。
本来以为大家会齐声赞同，但没有料到众人纷纷摇头，惊问缘由，原来酒税自古皆有。
战国时期，商鞅在秦国变法时，曾主张“贵酒肉之价，重其租，令十倍其朴”（《商君书•垦令》），以限制酒的消费，防止大臣和百姓沉湎于酒，影响治理国家和发展农业生产。可见当时秦国对酒不仅征税，而且税额极高，是酒的实际成本的10倍。
汉武帝时期，国家改变了税酒政策。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在桑弘羊主持下，决定“建酒榷以赡边”（《盐铁论•忧边》），即实行酒专卖，以所得专卖收入供应边疆用兵军费。
从此，酒的生产和销售均由官府控制，实行官酿官卖，不准私人酿造和经营。
三国时期魏、蜀多禁止酿酒，吴国则实行酒专卖。
西晋和东晋则对酒实行征税制，有时也因灾歉实行禁酿。
隋初也实行酒专卖，文帝开皇三年（公元583年），废止酒专卖，不再对酒征税。
唐初也不征酒税。建中三年（公元782年），为筹措军费，由官府置酒肆酿卖，每斛收钱3000；禁止民间酿酒。
北宋对酒仍行“榷酤”法，神宗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北宋在全国设榷酒务1800多个，东京每年榷酒收入40万贯以上，秦州、杭州30万贯以上，这一年全部酒课约1360余万贯，卖曲钱约100余万贯，高于同期的商税收入。
高宗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以米曲价高为由，规定上等酒每升增20文，下等每升增18文。
明朝酒税分为酒曲税和销售税。明太祖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规定，百姓造酒自家饮用，不征税。
英宗正统七年（公元1442年）规定，各地酒课收贮于州县，以备其用，酒税就成为地方税了。
但朝廷虽然有规定，但实际收得非常少，比如在崇祯年间江南征酒税，官为纶栗，每酒一斤，纳钱一文，改槽坊为官店，建者依私盐律治罪。
即便如此，但各地征收上来的酒税仍然非常少，究其原因主要是大明从上到下小民思想，从上到下怠政思想。
例如洪武年间山西有关税吏提前完成税收工作上奏朝廷请求封赏，但朱元璋反而认为其鱼肉百姓，而将其削职为民，如此大大损害各地税吏的积极性，到最后税吏以不征收税收、少征收税收为荣。
但现在不同，不但以集市为中心建立乡公所保证税收征收，作为穿越者更明白税收真正来源。
在那以后，颁布酒税，在粮荒期间酒税征收到太平时期一倍以上。
食盐生产与零售环节不易控制，但经销批发缓解容易受控，如此食盐是在生产零售环节施行备案制度，而在批发商环节施行特许经营制度。
而酒则不同，生产环节非常容易受控（特别对大作坊），而在零售环节不易控制，如此方式改变，那就是生产环节施行特许经营制度，而经销零售则施行备案制度。
按照北宋模式，上等酒每升（2斤，一般500毫升一斤）10文铜钱，中等就8文铜钱，下等酒5文铜钱，向作坊征收。
饥荒时节为了减少粮食消耗，酒税征收比例则可上调，如上等酒每升20文铜钱，中等酒15文铜钱，下等酒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