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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尽管有人跟踪着他，但是并没有任何其它的举动，似乎只是在那里观察着，似乎是在那里学习着什么。
“虽说日本只允许中国和荷兰商人前往日经商进行贸易，但早从十六年前，也就是日本的正保六年，实际统治日本的德川幕府就规定荷兰商船来日必须向幕府提供荷兰及西方世界最新情况的报告，由幕府的外语翻译译成日文，在幕府之中被称之为“荷兰风说书”。而我国商人来日后也必须向幕府提供所在我国各个省份的最新情况报告，被其称之为“唐人风说书”，更值得关注的是幕府专门在长崎设立“风说役”一职，任务是当满清或者郑氏的商船进港时，专门听取那些商人的日常谈话，如有奇异消息，就记录下来立刻报告长崎地方政府，以便能够随时时获取海外情况。甚至，梁天佑之所以能够顺利进港，也与在其到达长崎之前，幕府就已经通过满清或者郑氏商人了解到了我们击败清军主力一事，从而才会顺水推舟，给予我们与郑氏等同的贸易许可……”
作为军正司的负责人，石磊表现上从事着军法事务，但是军正司的军正却因其职责分为两种，一种是维持军法，一种是收集情报，前者类似的军法官和军法队，而后者则类似于锦衣卫，当然锦衣卫按其职责也分为皇家的近卫以及情报收集。
因为本身在锦衣卫中就是从事情报工作，所以对此有专长的石磊自然注重这一工作，也正因如此，他才会在商会第一次派出商船时，就在商船上安插有一名军正，正因如此，他才会发现，相比江北，看似封闭的日本更注重情报的收集。
“虽说其看似闭关锁国，但是他们通过编写“风说书”以及设立“风说役”收集，分析来看，在情报收集上，日人确实有一定专长，而在日本幕府派出那些“朱印”海商，同样也肩负着情报收集的职责，当然，这是因为幕府的要求，而相比之下，对此，我们并没有类似的要求，以至于想要了解某地，只得派出军正前往该地设立情报站，然后收集情报，如此一来，自然导致了情报工作的滞后，而通过我们的了解，日本人通过对“风说书”的分析、研究，他们对西洋以及我国的形势了解，甚至不逊于我们。”
石磊的报告，让朱明忠整个人都处于从未曾有过的震惊之中。
“你是说，日本人通过我们的商人收集情报？”
几乎是某种本能，朱明忠的脑海中就浮现出了“汉奸”两字，但随即又否认了这个字眼，因为那些商人甚至都没有意识到，他们随意的报告，实际上是在向闭关锁国的日本人提供本国的情报，至于日本的商人所肩负的情报收集使命，看来是有传统的，毕竟在19世纪至二十世纪，甚至二十一世纪，日本商人都注重收集情报，在二战前，日本的商人更是主动的收集情报，供军队使用，二战后，日本的各个商社更是把曾经的军方情报人员、分析人员，纳入会社中成立专门的情报收集，分析机构，分析种种政治、商业情报，并从中获得大量的情报。
过去，只以为日本人重视情报收集，是近代维新以后的事情，可谁曾想到，他们居然是有“情报传统”的，而相比于日本，直至鸦片战争前清朝仍然对西方情况了解的非常有限，不知“英吉利至回疆各部有无旱路可通”，认为英人“浑身裹缠，腰腿僵硬，一仆不能复起”，因而无法下跪。如果在“十三行”也有“风说书”、“风说役”又岂会如此荒唐？
“是的，即便是清河商会的商船靠岸之后，也需要接受专门官员的询问，而其正是通过这种询问，获得与我们有关的情报，虽说这些情报大抵上都是道听途说，可如果对这些道听途说的内容，加以研判的话，仍然可以获得大量有用的信息。这是军正司派遣军正凭回忆，记录的其询问问题。”
接过石磊递来的纸，在那薄薄的几张纸上，书写着一系列看似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
“江准经略使是何许人？性格如何？”
“江淮经略与南京郑成功关系如何？”
“忠义军是如何击败清虏精锐？”
……
看着纸上的问题，朱明忠的神情变得越发的凝重，以至于就连同呼吸都变得沉重起来，通过这些看似简单的问题，日本已经对江北有了一定的了解，而自己对此时的日本又有什么了解呢？
似乎根本没有任何了解！除了知道日本出产铜、白银，通过出口生丝等物资可以在日本获得丰厚的利润之外，似乎就再也没有了其它的任何了解。
来自21世纪的朱明忠，立即意识到了危险，因为这种情报上的无知。而且日本不仅仅只是通过向中国或者荷兰的商人去了解这些情报，他们还会派遣自己的商人，在海外贸易的时候，直接收集当地的情报。
“朱印船……”
朱印船，是指持有“异国渡海朱印状”，被许可前往安南、暹罗、吕宋、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进行贸易活动的船只。不过，早在二十几年前，德川幕府便彻底禁止一切日本船和日本人出国。
抬起头看着石磊，朱明忠反问道。
“四石，你知道，日本过去是如何通过朱印船收集情报的吗？”
朱明忠之所以会这么问，是因为他很想了解日本人的这种情报运行的模式，进而向他们进行学习，以便借用另一个非官方的渠道，去了解收集海外的情报信息。
之所以会生出这样的念头，是因为在后世，日本人重视情报而是擅长情报分析可以说是久负盛名的，尤其是擅长从碎片化的细节情报中，分析获得战略情报信息的能力，更是其最为擅长的事情。
就像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日本企业的情报人员仅仅只是通过对几张照片的分析，就判断出了大庆油田的位置，并推测出中国需要进口大量石油加工、冶炼等经济情报，凭借着领先优势成功获得大量商业定单的同时，也进一步掌握了中国的能源工业情报。
他们在情报上的敏锐嗅觉，甚至远非一些专业情报机构所能相比，向他们学习无疑是建立新渠道掌握海外情报的一种最简单、最便捷的方式。
“如果可以的话，咱们是不是可以向他们借鉴一下？”
看着石磊，朱明忠反问道。
“比如借鉴朱印船的情报收集方法？”
第261章 不同（求月票，求支持）（）
“简单的来说，就是朱印船商人在外贸易时，在贸易的过程中，通过当地的商人、官员以及其它的渠道了解当地的情报，然后再将其编写成册带回国内……”
在回答经略的问题时，石磊斟酌着他的用词，语气显得极为谨慎。毕竟对于那些他也并不太了解，只是略为知道一些。
“不过，最关键的并不是那些朱印船商人对信息的收集，而是他们以及港口处将风闻编写成册的信息交给“风说役”之后，而“风说役”则会对册中的内容加以研判，而且因为那些信息并非一名商人收集，所以通过大量信息的互相印证，最终从众多的真真假假的信息中获得他们所需要的情报……”
作为江北的情报主管，石磊自然深知情报工作的核心是什么，收集固然重要，但是如何从众多凌乱的情报中，获得有用的情报更为重要。相比于其他这才是他最为感兴趣的地方。他最想知道的就是那些日本人是怎么样从众多纷乱的信息中得到他们所需要的情报。
“在日本“风说役”是由“风说定役”这一专门机枫负责统一收集、翻译、整理并且交给长崎奉行转呈江户幕府的，风说役的最高长官即风说闻役，又称长崎闻番役，由幕府的关西十四藩轮流流担任，并接受长崎奉行的领导，而长崎奉行由关西四大藩轮流担当……”
从最初获得“风说役”的资料时，石磊就特意派人加以研判，对这一机构可以说是同样兴趣十足。
到现在觉得这些人肯定有他们所擅长的一些绝活儿，而这些绝活，直接关系到他们对于信息的判断。
也正是因为对这件事的关注，才会使得他特意派人对此加以了解。试图弄清楚这一日本特色的情报机构。到底是如何运作的。
““风说役”中最多的官员就是通词，包括大、小通词与稽古通词等职务。人数因时而异。通词是作为世袭职业而存在的，大的通词家族有四十多个，其中吉雄、
小西、马田、本木四家人才辈出，被誉为四大名门。幕府的风说役在收集海外情报方面效率很高。在大多数时候，一部风说书从商船人港开始制作，到出现在江户幕府高级幕僚手中，一般只需28天左右。从形式上看，“风说书”的标题多采取“进港顺序＋出发港名＋船人口述”的形式，以赴口船只的进港时间为序，以船只的出发港为名编写。从内容上来看，一般分为欧洲风说书、东印度风说书、中国风说书三大类。分别以介绍欧洲、东印度与中国地区事务为主……”
听着石磊的解释，朱明忠同样产生了兴趣，甚至还因为石磊的话儿诧异不已。
居然是世袭制，而且还有什么四大名门？
如果说一开始只是对这“风说役”有一定兴趣的朱明忠，现在可是真的兴趣十足了，当然也更想了解他们。
毕竟在他的潜意识之中，这个时代的日本或许不是中国的敌人，但是至少是中国潜在的对手。也许有一天，两个国家很有可能会发生冲突。甚至战争。
那么在这一切爆发之前，必须要尽可能的去了解对方。当然也包括他们的情报机构。而这个时代，日本就存在着这样的情报机构完全出乎他的意料。
在闭关锁国的情况之下。日本仍然通过自己的方式去了解世界，了解世界的变化。看来日本人确实有他们的过人之处。
“根据我们掌握的信息来看，锁国后应幕府要求，新任荷兰商馆长和荷兰商船在长崎人港时，都必须向长崎奉行递交讲述荷兰见闻的书信及有关海外形势的最新情报，其内容涵盖荷兰欧洲本土事务与荷性商船访口航程中所途经的非洲与东印度一线的所见所闻，并由长崎奉行交风说役翻译、雄理后呈报江户幕府。而相比荷兰人集中，我们在日本商人并不集中，所以目前长崎奉行依据华商特点，每当有我国商船入港的时候，他们就会派唐通事与风说役官员仆船查问，且往往预先拟定有查问要点，包括此次航程经过、船员及海客构成；近期中国国内及周边态势与海员的家乡风土等情况。最后山风说役员将询问情况汇总成册，递交长崎奉行转呈幕府，从而达到了解外界，收集情报的目的……”
听着石磊的讲述，朱明忠的神情显得很是凝重，或许对于这“风说役”他并不怎么了解，但是却由不得他不去深思，思想家的认识深度标志着一个时代认识的深度，政治家的认识则直接影响一个国家与民族前进的方向。
日本尽管推行“闭关锁国”，甚至于他们的闭关锁国，比起满清更为严厉几分。但是风说书的传播及风说书制度的确立，在日本认识世界、走向世界的近代化历程中发挥了重人作用。而风说书这一主动看世界，了解外部讯息的制度性、正规性、经常性渠道，使得日本才没有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