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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愕的看着这瞧着与普通士子没有多少区别的青年，黄宗羲一行人无论如何也没想到，他会是江淮经略使朱明忠。
“你是朱将军？”
少不更是的万斯年惊讶道。
“朱明忠，未请教先生是？”
抱拳看着四人中年岁最长的黄宗羲，朱明忠自我介绍道。
“在下黄宗羲见过经略！”
黄宗羲连忙揖首连礼道，
黄宗羲！
惊讶的看着面前这中年人，朱明忠怎么也没想到眼前这人居然会是黄宗羲，那个写出了《明夷待访录》等书的黄宗羲。
他怎么到了清河？
随即朱明忠便笑道。
“可是梨洲先生，原本朱某听师傅说请梨洲先生与书院任教，未曾想先生来的却是这么快，未曾亲迎梨洲先生，实是朱某失礼。”
当然，这不过只是客气之言，毕竟现在朱明忠身为江淮经略，主持江北数府，治下百姓数百万。而相比之下，尽管黄宗羲于士林中有一定的名气，但还不至于需要朱明忠亲自迎接。
不过尽管只是客气之言，但仍让黄宗羲有种受宠若惊的感觉，更何况是当着他的儿子、学生面前，这样的客气，更是他颇为受用，顿时便对朱明忠生出了几分亲近，待到到了朱之瑜的住处时，两人的关系倒也显得亲近许多，完全不见丝毫生疏。
其实对于朱明忠来说，他一直希望可在清河书院掀起一场“儒学革命”或者说是以儒学改良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自我革新。当然除了他个人这方面的想法外，整体环境也有利于他掀起这场自我革新。
17世纪中叶的明清之际，中国社会处在一个“天崩地解”“新旧鼎革”的大动荡时代，有明末剧烈的土地兼并导致的全国性农民起义，有江南各地新兴市民阶层掀起的一系列反税监斗争，有满清民族入关引发的明清民族战争，等等。所有这些矛盾交作的最终结果，便是朱明王朝不可挽回的灭亡。
随着明朝的灭亡，许多著名的明朝“遗民”思想家在痛楚地围绕着“明朝何以亡”这一中心间题反省思索着。他们从沉痛历史反思中省悟到，明朝覆灭的重要原
因在理学末流特别是王学末流空谈心性。于是一股“默虚崇实”的实学思潮轰然展开于当时思想学界。
而其中有两个著名的代表人物，就是黄宗羲和朱舜水，梁启超曾评论这些代表人物：“他们对于明朝之亡，认为是学者社会的大耻辱大罪责，于是抛弃明心见性的空谈，专讲经世致用的实务。他们不是为学问而做学问，而是为政治而做学问……黄梨洲、顾亭林、王船山、朱舜水便是这时候的代表人物。”
而他们都继续为反清复明做过斗争。在明王朝最终灭亡后，朱舜水流亡日本，而黄宗羲匿居故乡。自此，他们便开始了从理论上总结明亡的教训。他们把予头指向了晚明空谈心性的理学流弊，认为那是明亡的主要原因，并进而呼吁以经世致用的实学纠偏之。他们一方面激烈抨击宋明理学末流“说玄道妙，言高言远、徒尚空谈、坐而论道以致颓风随俗、乱世亡国的流弊。
而现在，朱舜水并没有东渡流亡日本，而是成为朱明忠的老师，并成为清河书院的山长，于清河教授弟子，而他的学术思想的核心就是“践履论”，就是强调实践。细解起来：一是认为儒家的“道”，存在于实际生活之中。求“道”的要靠实践中的学习领悟。而且任何一种“道”，更有实际的应用性。二是人的品格形成，也来自于实际生活行动，获得崇高的道德，需要人后天勤奋的努力。
“……不止要求皇帝勤政爱民，更讲究“利民”，而何谓利民，正如之前成仁所言，促进商品经济繁荣，进而富国强民。而成仁于江北所推行的，正是利民之策。”
在朱之瑜家中书房内，兴致勃勃的他立即与黄宗羲一同谈起了学问来。不过他并没忘记在黄宗羲的面前夸上几句他的得意门生。
“楚屿先生所言极是！”
对此黄宗羲自然表示赞同，
“自宗羲抵扬州一路北行，江北百姓皆言经略施政诸法之善，观之以清河，其繁荣更胜以往，自是经略之功！”
这并不是刻意夸奖，在抵达江北之后，原本黄宗羲以为盐商被尽数抄没之后，扬州必定不比昨日繁华，可谁曾想，非但扬州的繁华远胜于以往，就连这江北各地似乎也日益趋繁华。
“梨洲谬赞！”
被人当面这么夸，朱明忠多少总要表示些许谦虚。
“今日江北初定，百业复苏，虽有明忠些许寸功，但全凭老师与衙署诸人从中协助，想当初，初定江北之时，我曾请教老师如何抚治江北各府，当时老师只言两字。一为“礼”二为“法”，“礼法并重”自然大治！”
对于来自21世纪的朱明忠来说，他自然知道一个成熟的国家，道德教育和法制约束，是俩条腿走路，法律的进步与执行，更要以保护道德为根本目标。如此主张，即使放在数百年后的社会，也是振聋发聩。更何况是这个时代？
其实让朱明忠最得意的，恐怕就是来到明朝之后，认的这个师傅，尽管做为一个后来者，在施政问题上，他也会受到朱之瑜的影响，因为的很多建议，在朱明忠看来，都是直指中国古代施政的弊端。
““礼法并重”，天下自然大治！”
黄宗羲点头赞同道，
“圣门子弟大抵皆言“礼”，而不言法，却不知，若无律法申张，这世人又怎么可皆守之以礼，礼法并举，天下自可得治！”
对于黄宗羲会赞朱之瑜的观点，朱明忠并不觉得的意外，毕竟在后世有专门的文章对两人的学术思想加以分析对比，尽管两人的思想有一定的分歧，但是大抵上两人都是主张实学，尽管其主张的实学却又有一定区别，可也正是这种区别，才让朱明忠相信黄宗羲的到来，可以进一步加强清河书院的实学力量，进而以清河书院为中心形成“清河学派”。
甚至相比于招其府为官，朱明忠更看重的是传播“实学”的“清河学派”，这才是未来国家大治的根本，当一大批以“实学”为信仰学子成为官员之后，这场中国传统文化的变革，也就自然而然的随之兴起。
所以即便是对顾炎武等人，朱明忠也会特意要求他们在书院兼职作讲师，以传播实学。进而巩固清河书院的实学学术基础，现在随着黄宗羲的到来，有了这三位明末实学大师级人物于书院做镇，这实学又焉能不再次兴盛？
第171章 税赋（第一更，求月票）（）
融化的雪水顺着屋檐不时的滴落地上，即便是身在屋中，也能听到那清脆而悦耳的水滴声，这书房中偶尔总是会传出一阵畅快的笑声，这笑声总会让黄百家看着笑得很是畅快的父亲，似乎在他的记忆中，从未曾见过父亲笑的如此开心。
“许是因为这里是大明的天下吧！”
黄百家显然并没有理解黄宗羲的想法，他之所以会在收到朱之瑜信后，立即赶到清河，并不仅仅只是因为两人曾是故友，都曾效命于鲁王，而是因为朱之瑜在信中提及的一些江北的事情，引起了他的兴趣，甚至在来到江北之后，他曾特意在沿途诸县查看一番。然后发现这江北现在已经截然不同于江南。
一番畅谈之后，黄宗羲取出了一枚银币，然后笑道。
“其实，鄙人更感兴趣的是这银币，经略于江北推行银币，并籍此免除火耗费，江北数百万百姓皆从中受益无穷！”
第一次接触到这种银币的时候，黄宗羲初时并不知道为何推行银币，后来在江北的探访中，才知道这种制作精美的银币，最大的用处就是缴税时不需要额外交火耗。
“发行银币……”
看着黄宗羲手中那枚银元，那并不是用水力锻锤，用的是螺旋挤压机挤压而成，与欧洲各国采用的人力螺旋挤压机不同，在江北采用的是水力，而相比于水力锻锤，螺旋挤压机挤压出来的银币更为精美。
“是为了额定重量、成色，如此即可优惠便利商民，待到他日大明天下恢复之时，即可推行此法行之天下，到时候，天下百姓皆可受银币之利，到时候百姓负担自然可以减少两成左右。”
朱明忠当然没有说什么“铸币税”，也没有谈及未来的银圆券，而只谈百姓如何从中获利，对此他自然是轻车熟路，毕竟他本身就不排斥这一点。
“如此大善！”
在黄宗羲的称赞声中，朱明忠又继续说道，
“不过这只是减轻百姓负担的一项，现在衙署已经开始制定的名册，准备重新推行“一条鞭法”！”
重新推行“一条鞭法”！
惊讶的看着朱明忠，黄宗羲更是急忙反对道。
“经略此事万万不可！”
见经略似有不解，他又急忙解释：
“有明两税丁口而外，有力差，有银差……一条鞭法，……是银力两差并入于两税也。未几，而里甲之值年者，仍复纷然，其后又安之。谓：‘一条鞭，两税也，杂役，值年之差也。’……故条鞭之利于一时者少，而害于后世者大矣。”
先出言反对重新推行“一条鞭法”，黄宗羲又继续说道。
“观之史书上的赋税制度有“三害”：“有积累莫返之害”，即税制每经过一次改革，都导致赋税的进一步加重；“所税非所出之害”，田赋征银，银非田间所出，百姓因折银而加重负担；“田土无等第之害”，指不分土地的肥瘠程度按一个标准征税，造成负担不均。”
在黄宗羲提出的“有积累莫返之害”这个观点的时候，朱明忠只是略微点点头，对于“黄宗羲定律”他并不陌生，其主要观点是，历代税赋改革，每改革一次，税就加重一次，而且一次比一次重；农民种粮食却要等生产的产品卖了之后用货币交税，中间受商人的一层剥削；不分土地好坏都统一征税。
即便是直到二十一世纪，税制改革仍然没有走出“黄宗羲定律”的这个怪圈。更何况是现在，而重新“一条鞭法”有朱明忠自己的想法。
“……如若经略有意重定江北税赋，定税的标准应“以下下为则”；第二，征收田赋“必任土所宣，出百谷者赋百谷，出桑麻者赋布帛，以至杂物皆赋其所出”，生产什么缴纳什么，不强求一致；第三，重新丈量土地，按土质优劣计算亩积……”
黄宗羲的话声刚落，那边朱之瑜立即反对道。
“梨洲所言诧异，若是生产什么缴纳什么，那官府又岂有银钱用以充饷？难道皆以百谷桑麻充饷？”
直接点出对方的建议中的不足之后，朱之瑜又说道。
“土地据等征税，消除因土地质量不同而带来的赋税负担不均，理应如此。但缴纳实物万万不可！”
“可现在田赋征银，银非田间所出，百姓因折银而加重负担，谷价皆由奸商操纵，奸商坑农早已人神共愤，若经略有意减轻百姓负担，何不田赋征实？”
面对黄宗羲的建议，朱明忠笑摇着头说道。
“田赋征实，虽然利民，却不利于官府，若推行此法，每年官府征收实物中损耗恐不下数十万，官员为弥补损耗，必定额外征收，正如漕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