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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仍然坚持己见的姚湘，朱明忠笑着说道。
“古往今来，每每朝廷用度不足的时候，往往想到的不外四个字“开源节流”，这开源节流，最关键的莫过于开源，仅仅只是节流也能节出多少钱？既然目下，用度不足，那自然就需要考虑“开源”，当然这个源如何开，这才是最关键的！”
对于如何开源，朱明忠早就已经是成腹在胸，终有超越这个时代说百年经验的他，自然知道应该如何开源。看着眼前有些疑惑的姚湘，他直接说道。
“关键还是“关市之征”！”
朱明忠口中的“关市之征”实际上就就是后世所谓的商税。所谓关指贩运商品通过之关卡。市指商品贸易之市集。以钞关为例，在天启年间更是高达40余万两。
与很多人臆想着的的明朝不征商税不同，或者对商人持之以宽截然不同，相比于满清，有明一代反倒是以商税作为重农抑商的根本大法，限制商人牟取暴利，甚至就连明成祖也多次言道“商税，国家以抑追逐末之民。”也正因如此，有明一代，随着商业的发展，商税负担逐日加重。而不是日益减轻，甚至会不断加税屡次导致民变。
“关市之征？”
几乎是在朱明忠话声刚落，顾炎武急忙出言说道。
“经略万万不可再加关市之征，前朝自隆庆以来，凡桥梁、道路、关津私擅抽税，罔利病民，虽困诏察某，不能却也，迨两宫三殿灾，营建费不赀，如开矿增税，而天津店租，广州珠榷，两淮余盐，京口供用，浙江市舶，成都盐茶，重庆名木，湖口长江船税，荆州店税，宝坻鱼苇及门摊商税，油布杂税……”
在过去的十数年间，每日反思大明利弊得失的顾炎武，自然知道这屡加“关市之征”带来的弊端，所以才会出言反对。
“崇祯13年，河西务、临清、扬州、苏州、杭州以及九江七地钞关加之崇文门商税征银约80万两（1），全国其它钞关四十余处虽不及七关，年入不过只是稍逊……”
看着经略，顾炎武又继续说道。
“而崇祯元年，七地钞关加之崇文门商税征银约55万两（2），不过短短十三年，税额增加近倍……自加税之令下，而市价日高一日，小民日穷一日，至于挑担背负，零星琐屑无得免者……”
对于顾炎武的反对，朱明忠只是笑而不语，在商品经济并不发达的这个时代。征收商税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即便是在未来，在90年代税务改革的时候，考虑到税收征收的难度，政府仍然选择了以生产环节征收为主，因为政府无法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在消费环节征收税金，所以选择了相对简单的生产环节征收。
但是在这个时代，在这个时代并没有后世的工厂。只有那种小农经济，顶多也就是有一些作坊。如此一来，商业税的征收自然不是那样，一张嘴就能收来的。毕竟，即便是在21世纪，零售以及消费环节征税，依然是一个困扰政府难题。
21世纪都没有解决的问题，在17世纪想要加以解决。根本就是痴心妄想！
也正是因为对于时代的比过去更为了解。他不仅了解到这个时代的商税征收是以税关征收为主，市税为辅，而城市中对商铺收的零散多达数十种杂税，到底上相当于后世的“费”，大都用于地方官府开支。因为了解这一切，现在他自然不会像过去一样，之所以想当然的以为明朝加三饷时“专加西北不加东南”，那根本就是无知者的臆想，自蒙元以来，南方的田土农业经济价值便优于北方，所以平均每亩的田税也较北方重。身为江淮经略使的他自然知道，现在常州府每亩税银是一钱五分六厘，而江北的税收相应较轻，有一亩五六分者，也有一亩一分五六厘者，平均不过五分。而对应的常州府平均早就倍于江北。
至于所谓的“阉党收商税”、“东林党反对收商税”，同样也只是网络段子。甚至与此相反的是被吹捧上天的“阉党”才是真正反对收商税的一群人，甚至在崇祯朝“免榷潼关咸阳商税，市恩商贾”，还是那些个“有才有德”的“阉党”的罪名之一。
至于被指责为反对收商税的东林党，反倒是商税的主张者。如何士晋在两广任上时就曾改革辽饷征收，试图用增加商税的方法，来抵免田亩加派，可以说看起来何士晋是最像所谓的“阉党”的人，然而让一些后世的“阉党粉”失望的是，他恰恰是位东林党人。甚至何士晋免除加派，试图用商税补充辽饷的改革方案，后来也是阉党的攻击他贪污腐败一项劣迹。
当然，对于朱明忠来说，他非常清楚，所谓的“东林党”也好，“阉党”也罢，他们都主张从来都是为了打击对手。而不是为了国家，当然，他们的嘴上永远都是一副大义凛然的模样。
笑而不语的朱明忠，想到这半年多在朱之瑜的教导下看过的书籍中所了解到的，在后世网络上模糊不清的明朝，尽管还不知道其本貌，但是朱明忠却很清楚，顾炎武反对加商税，有他的的顾忌——作为满清“德政”，满清入关后，即减免了大量商税。以争取民心。
“清虏入关之初，以京师初定，特免各关征税一年，并豁免明季税课亏欠和加增税额，免征关税溢额及各州县零星落地税……令各关差刊示定例，设柜收税，不得勒扣火耗，清虏尚是如此恤商，以促市场繁荣。若是经略再加征税额，岂不令天下商人心倾清虏？”
这或许正是顾炎武与其它人的不同之外，他的眼里大明从来不是完美的，他可以看到大明不足，同样也能看到满清一些“善举”。且不说其它，即是清虏数年前关口商税不交火耗，就等于给了商人某种特权。相比与大明对商人的“以税抑末”，满清反倒是对商人极尽“偏爱”，那八大皇商在某程度上也是他们这种“偏爱”的表现。
当然顾炎武并不知道，朱明忠口中的“关市之征”，并不是他心中的“加税”。
“加税……”
面对顾炎武的反对，朱明忠沉吟道。
“加税无疑于饮鸩止渴，先帝时，虽屡加商税，仍国用不足，你倒是导致商业凋零，商人纷纷逃出京城。如加三饷者，只令百姓苦楚，徒生民变，以“加税”为开源，不过只是饮鸩止渴之行，朱某又岂曾不知！”
摇遥头朱明忠看着顾炎武与姚湘两人，说道。
“本官口中所言“关市之征”，在于拓以关市之繁荣，如此方才能多得税款，再者说是，这“关市之征”无论是钞关或是市集落地，所征毕竟有限，若想征以商税，非得征以厂税不可！”
“厂税”才是朱明忠的口中“关市之征”。相比于市集上征收的“落地银”等杂乱商税，工厂税收才是真正的大户。这也是从200年后的经验，或者说一个半世纪之后英国的经验。英国的商业崛起就是建立在工厂上，而国家税收的膨胀，同样也是因为工厂的建立。毕竟，在生产环节征税是最简单最容易的。而相比之下，其他各国仍然在那里绞尽脑汁地通过土地，税卡环节征税。
“厂税？”
顾炎武先是一愣，随后反问道。
“何是厂税？”
“经略可是指从兵器厂、船厂等处抽税？”
作为户房主事的姚湘自然知道，兵器厂、船厂等官营工厂一直都是清河的“纳税大户”。
“经略，虽说这兵器厂、船厂、硝磺等厂所缴税收远超过清河全城商税，但是，这些工厂，不过只是官办工厂，如此所征之税，不过只是左手转于右手，于国用何解？”
姚湘的反问，让朱明忠微微一笑，然后看姚湘说道。
“既然，可以官办工厂，为何不能鼓励民间办厂？”
（1）《续文献通考》卷十八《征榷》所计
（2）《崇祯长编》卷三毕自严所奏
第150章 工厂（第一更，求月票）（）
鼓励民间办厂？
相比于发明，民间的工业生产由作坊向工厂的变化，是工业革命发展的根本，没有由坊至厂的变化，就不会有工厂。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非常困难，作为一个工科的学生，朱明忠曾看过一篇关于中国古代水转大纺车无法引爆工业革命的原因分析的论，在论中，除了指出其技术上的落后，不适用于棉纺之外，最重要的原因是棉纺从其开始取代麻时，就一直作为农村的副业而存在，正是因为这种家庭手工生产制度，使得其不可能演变成为手工工场。
“……以松江布为例，弘光之前，松江布行销万里，而其所用纱、布大都来自乡间，邻县数十万户为其纺纱，再则纱商交予织户织布，再由染商染色，虽城间乡间亦有工场少则雇有织女数十人多则雇有织女数百，日夜织布，但其布匹大都来自乡间千家万户……”
作为苏州昆山人的顾炎武对于松江并不陌生，尽管在清虏治下松江已经不见昨日织布之盛，但他自然曾目睹过当年松江兴盛时的模样。
“工坊所用之纱、布大都来自乡间，而按大明律，百姓自纺布纱皆不得课税，清律亦是如此，若是意欲课税，恐只能按织机台数、按布匹数额课税，如此，势必激起民变，从万历直至先皇，苏州、松江民变徒起，大都因为织户抗税，如万历二十九年六月，苏州织造太监孙隆掌税事，而其参随黄建节等，擅加征税，甚至及于织户小民，“妄议每机一张，税银三钱”，并趁机要机匠按匹纳税后才可发卖，以致“百物腾贵，民不堪命。又机户牙行，广派税额，相率改业，佣工无所趁食。”，如此激起“织佣之变”。”
在顾炎武提及万历年间的苏州“织佣之变”时，朱明忠只略点下头，对此，他自然有所了解，甚至在扩大兵器厂、船厂的时候，也曾有人提醒过他，甚至建议他仿满清，将工人“圈”于坊巷，令其十人具保作结，一人犯法，十人皆罪，从而避免“佣工罢事”。
对于清代于苏州织造推行的所谓的“圈坊”——就是将织造工人困于街坊中，除年节、事假外皆不得外出，并且要十人具保作结等禁锢人身自由的方式，朱明忠当然不会采用，甚至在他看来，这正是打断的中国工坊演变成工厂的关键所在，尽管有清一代，所谓的“工坊”有织工、染工成千上万，却从未曾演变成工厂的关键正在于此，这种奴隶式的生产从源头上制约了其成为工厂的可能，甚至就连十人具保作结，也导致了普通农民无法进入作工——因为其需要保人，这一弊病甚至直到世纪，仍然影响着中国的许多工厂用工，无保人担保不得雇佣。
正因为了解其弊病，所以朱明忠才会借鉴后世的用工模式——自由用工，当然工人大都聚居于工厂附近，在工厂附近形成了新的市集。
“宁人，还记得前几天我说过的话吗？”
顾炎武的提醒让朱明忠笑道。
“首先要先繁荣关市，如此才能多缴税，就像百姓每亩收成只有一百余斤，所卖不过一两多银子，收起一钱田赋已令百姓不堪重负，或是再加五厘，百姓焉能不反？可若是先将百姓每亩所出增加至斤，再加五厘田斌，百姓又岂会拒绝？”
举着这个再简单不过的例子，朱明忠继续说道。
“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