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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精英建立的组织，大多数也并不打算革命，他们只是想通过谈判的方式改善工人待遇，提高工作，改善工作条件。
一旦这些理性的组织的目的不被满足，那些极端的组织就会站出来，甚至看不到希望的理性组织也开始走向极端。
朱敬伦赫然发现，在思想上，富有良知的精英，不管是新知识精英，还是传统士大夫，他们的思想竟然殊途同归。
或者真的是胡适所说的，在一切人类美好道德层面上，各国传统美德都是互通的，儒家的仁政思想，忠孝礼仪文化，并不是中国人独有的，而是全世界各民族文化中普遍存在的。
朱敬伦发现，靠说服已经很难让目前这些技术派官员跟自己站在同一阵线，即便强行通过一些政策，没有他们的主动支持，最后也很难收到良好的效果。
三思之后，他决定将陈芝廷请回来。
第八百一十七节 让城里人回农村（）
陈芝廷已经七十三岁了，他说今年是他的一个坎。
他的身体没有出现问题，远离了政治的尔虞我诈，这些年修身养性，反而更健康了。
他不是一个强硬的人，当年跟朱敬伦的政治斗争，也主要出自于执政理念的不和，而不是对权力的争斗，所以最后他被朱敬伦排挤出官场，他并不恨这个皇帝，相反，他自始至终坚信这个皇帝是一个千古名君，生在这个时代，成为这个人的臣子，是一件幸事。
试问，哪朝哪代的皇帝，敢像这个皇帝一样，将农民的赋税全都免除，哪个皇帝会为了救灾而亲自耕田。
道德上，朱敬伦是无可挑剔的，他不崇尚享乐，他的皇宫比不上洪秀全的天王宫，比不上清廷的紫禁城，甚至就是江南一些豪门的私家园林都比朱敬伦的皇宫豪奢。
心胸上，朱敬伦也是无可挑剔，他有容人之量，当年即便无法容忍陈芝廷的时候，也是主动逼他离开，没有通过任何流血的方式发动政变。平时除了个别施政之外，能将国事全部托付给文官，这在宋朝之后的中国，已经消失很久了。
能力上，朱敬伦更是无可挑剔，当年朱敬伦用一句“陈芝廷来当皇帝，我当首相”的话逼陈芝廷辞官，但这句话本身，陈芝廷甚至认为很合理。他真的认为自己的能力，根本就比不上皇帝。
所以他辞官回家之后，并不恨皇帝，但他有遗憾。他无法做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孑然一身，他看到了太多跟他观念不一样的变化，这让他很忧虑，他是一个典型的士大夫，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但陈芝廷也没有干预朝政，他是有这个影响力的，从尚书令上退下来后，他就成了乡下的名望，传统乡贤文化下，他是当地当之无愧的乡村士大夫领袖。
多次公局请他出任局总，他都拒绝了，因为他进入了公局，原本是配合地方官府的公局，很可能凌驾于当地县衙之上，他这个局总的话，恐怕比当地县令的还要好使，这是给官府惹麻烦，最后官府跟公局关系会变差，改变现在的合作局面，开始争斗。
这些潜在危险，他一个做了几十年尚书令的人还是看的出来的，所以他安安分分在乡村做一些事情，做的最多的，就是改善乡村教育，发动当地士大夫搞一些善事，他捐出了很多俸禄，给新安县修了很多条路，修缮了不少学堂，甚至还当了一年的乡村教师，但发现很多百姓将孩子想方设法转入他所在的乡村学校后，他就辞任了。
本以为自己会就此终老，可没想到皇帝又召见他，陈芝廷心中一团火焰再次燃了起来。
他有太多的问题想告诉皇帝了，他有太多的观念想要表达了，他甚至觉得，如今的国家正走在一条错误的道路上，而最大的错误，就是教育。
坐着火车到了南京后，陈芝廷顾不得鞍马劳顿，第一时间进宫拜会皇帝，将自己的担忧一股脑的道了出来。
“陛下，我们的学堂，书本它都歪了。它教人离开乡下向城里跑，它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做房子不造林；它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它教人分利不生利；它教农夫子弟变成书呆子；它教富的变穷，穷的变得格外穷；它教强的变弱，弱的变得格外弱。”
朱敬伦点点头，他赫然发现，陈芝廷所说的这些道理，跟以前又有所不同了，以前的陈芝廷是不可能关心这些的，不是没有爱民的意识，而是当时是以国为重，当时面对的是西方列强侵凌的压力，但是必须增强国力。
现在这些压力已经解除，中国自身就已经是一个列强，不但不用惧怕西方列强的侵略，还能跟西方列强一起参与瓜分世界，所以救国的危机感已经不存在了。
现在陈芝廷坚持的，不是救国，而是救民。
但陈芝廷有些偏颇了，人口往城市流动，这不是教育的问题，而是一种经济规律，工业化必然伴随城市化，如果教育有这种问题，也只是适应了工业化的需求而已。中国传统文化是基于乡村的农业文化，显然在看到人都向往城市，向往奢华和享乐的时候，士大夫阶层会变得忧虑，会觉得百姓失去了淳朴的心态。
种粮吃饭，种穿衣，这是传统的男耕女织文化，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做房子不造林这本就是工业时代专业化分工的现象，不值得大惊小怪。
但工业化的结果确实是让农村“富的变穷，穷的变得格外穷；强的变弱，弱的变得格外弱”，因为资源在往城市聚集，即便给农民免税了，城市的工商业还是可以通过贸易，将成本转嫁回农村，农业为工业提供原始积累，这本就是一种经济现象。
十多年没见，陈芝廷的观念不但没有改变，长期留在农村，反而让他变得更加保守了。
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他那颗为民请命的心没变，重要的是他士大夫的精神没有消退。
政治上用保守派并不是什么大的错误，西方国家的保守党实力强大，也没见西方衰败。
所以朱敬伦不关心陈芝廷的思想问题。
反而问道：“陈大人，身子骨可还康健？”
陈芝廷道：“谢陛下挂念，草民吃得饱，睡的足，且能活些年呢。”
在家乡的时候，他常跟他感叹说他老了，在朱敬伦面前，他却要表现出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状态。
朱敬伦笑了笑：“那就好。我还担心陈大人年事已高，不能出山了呢。”
陈芝廷挺直了腰杆，心中一颗石头落地，朱敬伦召见他，果然还是要他出来做事的。
他也不表态，就仔细听着。
接着朱敬伦将自己对社会的担忧，还有自己的想法跟陈芝廷说了一遍。
结果陈芝廷的想法把朱敬伦吓了一跳，朱敬伦打算建立福利制度，陈芝廷却表示，应该将城里容纳不下的人，都迁回农村去，他将城里的无产阶层工人看作是过去的流民。
本文中“穿衣不种”一段话，是引用叶圣陶先生的，这种文人士大夫的思想虽然反工业，但对人的关心，是值得尊重的。
第八百一十七节 士大夫的救民策（）
如果不是欣赏陈芝廷这样的士大夫身上的民本主义思想，朱敬伦甚至都会将他轰出去。
陈芝廷的说服，初听之下完全是胡说八道。
城市工人阶层，作为摆脱了农村束缚的一个群体，在传统观念中，确实跟流民无异。
王朝时代，对流民的处理，一般是择地安置，重新将他们纳入农村共同体之中，用土地束缚住他们。
但现在是工业时代，怎么看，这些工人的生产力都远高于农民，朱敬伦想要的，是给工人建立基本的保障体系，让他们在社会危机中不至于生活无着，走向伟大的革命道路，可以说朱敬伦的考虑在革命者看来，是反勭的，是打算用福利收买工人。
可陈芝廷竟然表示应该将这些工人重新迁回农村，让他们重新变成农民，这简直就是不可理喻，朱敬伦一瞬间感觉到自己竟然跟这样的人共事了几十年，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但是慢慢听陈芝廷的说法，竟然也听出了一些道理来。
“前些年城里市面不景气，很多城里人回乡，城里市面好了，就又回去了。所以城里市面不景气，官府就该让这些农民返乡，而不是给他们发救济。人都留在城里，没有活干，不管有没有救济，迟早都要出问题的。”
陈芝廷的说法让朱敬伦也不由得点点头。
这是一个事实，这些年每次经济危机，都是农村容纳了最大量的失业群体，没有完全破坏的乡村传统社会，给了第一代进入城市的工人一条后路，这种现象在后世也经常发生，农村被称作城市的劳动力蓄水池，也是城市危机的最大缓冲地。
工人在城里失业，活不下去了，回农村就能生活，原因无非那么几条：一种是可以依靠宗族和亲戚救济；一种是自家在农村还有土地，或者一两亩，种地虽然富不了，但在经济危机时期也饿不死；一种是在城市工作多少有些积蓄，在城里生活成本太高，回农村可以享受到低生活成本，更能挺过经济危机时期。
社会关系表现上，一些人是个人进城，也就是农民工形势，兄弟姐妹甚至老婆孩子都在乡下务农；一些人是自耕农家庭，但却没有变卖土地，将土地免费借给或者租给别人耕种，城里过不下去了，一家老小回农村还有后路；还有一些人，在农村的时候，种的是宗族里的公地，城里活不下去了，回农村，宗族还会给他们分地。
这样的情况十分普遍，因为自耕农本就很普遍，宗族现象也很普遍。
真正那些在农村没有地的纯粹佃农，进入城里成为产业工人，这才是纯粹的无产阶级。可即便是这样的无产人群，真的在农村连一个亲戚都没有的，其实也很少。
所以这些年农村才成了经济危机期间，城市最大的稳定器。
“所以，没几个工人真正找不到饭吃。一百个人里，在城里没有活干，在乡下没有亲戚，没有宗族的，也没几个。官府要管的，就这么几个人。”
陈芝廷说着，朱敬伦越来越觉得有道理。
但他还有疑问：“可要是城里人回乡，他们的族人、同乡不愿意分地给他们怎么办？农村的地也是不够分的吧。”
农村土地不够种，这才是农村人进城最大的动力，这种动力来自于生存的压力，而不是城里富庶生活的拉力，说不好听点，工业化初期，城里的生活并不值得羡慕。
陈芝廷说道：“确实有这些现象，有的家族不太和睦。这就得让官府出面了，找他们的族长说情，总得让人活着啊，更何况是自家亲戚。”
朱敬伦笑道：“光说情怕是不行，可以立法。宗族土地本就是公田，是他们祖先留下的，每一个族人都有权力种。平常时候不算，经济危机的时候，这些族人有权要求重新分地。”
朱敬伦暗想，这样就解决了一大半城市工人经济危机期间的生活。
可问题是：“那些不是宗族的田产怎么办？进城的佃户怎么回去？”
纯粹的地主和佃户组成的农村数量也不少。
陈芝廷道：“重新厘定田产，只要城里人回乡，土地均分耕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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