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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妥玛知道这是威胁，东方国家对商务的不重视，让西方人很费解，大明虽说开放了，但国人还是对通商没什么好感，认为洋人就是因为通商才来到大明的，他们不喜欢洋人，也就不喜欢通商。
但威妥玛不敢轻易妥协，刚刚过去的十月份，在整个经济危机期间顽强坚持的大英帝国经济，终于迎来了最沉重的一次打击，英国最大的银行之一格拉斯哥银行，因为负债1200万英镑而倒闭，终于引发了英国的深层经济危机。很快，负债500万英镑的西英格兰和南威尔士银行破产。英国铸钢生产能力为300万吨，实际产量只有100万吨。每吨苏格兰生铁的价格从1872年的102先令降至47先令。纺织工业在劫难逃，兰开夏20％的纱绽和织机停工，60％只能部分开工。
本来从1873年开始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对英国的并没有那么严重，这次危机主要是德国普法战争大发横财后的过量投机和美国华尔街推动的铁路投机引起的，危机也主要在重工业领域作用。
英国国内的投机现象并不严重，各种产业相比并没有生产过剩，影响最大的重工业中，生铁产量在1872年为685万吨，1873年降为667万吨，1874年降至609万吨；影响也主要是因为美德两国的经济危机，尤其是美国铁路投机停止后，让英国生铁出口量大幅下降，1872年为396万吨，1873年为347万吨，1874年下降至296万吨，1876年更降至259万吨。英国本国则因为已经投资饱和，铁路和造船生产自然下降，导致机器制造业生产下降。
但在英国最主要的棉纺织业中，虽然价格下跌，但产量其实还有所增长。
可谁能想到，就在美德两国相继开始走出经济危机的时候，英国经济危机却在漫长的坚持后，进一步加剧了。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威妥玛答应了大明提高关税，限制英国商品输入的通商协定，这无异于是政治自杀。
所以威妥玛坚决不让，让谈判陷入了僵局。
时刻关注谈判的朱敬伦也清楚，英国突然爆发的深层经济危机，让这场谈判不是个好时机。
但他认为，提高关税，保护相关产业，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
必须逼英国妥协，不过是古代还是后世，中国与西方国家交往的过程中，始终有一个巨大的优势，那就是中国是一个超级大国，相当于整个欧洲，而欧洲国家却诸侯林立，在这种巨大的体量差距下，中国总是能占到便宜的，因为中国是以一个欧洲级的规模，跟一个个省市，甚至县级对手谈判。
现在的大明虽然还不能代表整个中国，但实际控制区已经达到一亿人口，经济发展速度很快，消费能力增长带来的巨大市场，是欧洲国家不能忽视的。因此分而制之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说白了也就是李鸿章推崇的以夷制夷。
可李鸿章的以夷制夷失败了，因为最后所有洋人反而拧成一股绳来瓜分清朝，朱敬伦明白，以夷制夷的关键就在于分而治之，可李鸿章在操作的时候，却是一体均沾，给西方列强，无论大小都予以厚待，比利时那种小国都可以跟大英帝国享有同等的关税优惠，享有治外法权。
在这种情况下，人家不一起合起伙来才怪呢，因为只要有任何一头狼能从满清身上咬下一个口子，其他饿狼都能从这个口子里吸血，那么凭什么让他们争斗呢？
要让野狼争斗，就必须是食物不够，必须让他们认为别国多吃一口，自己就少吃一口，这样才会争斗。
所以朱敬伦要玩的以夷制夷，最关键的核心是，得先给英国人找一个抢食吃的对手。
翻遍在东方开通利益的各大强国，俄国经济实力最弱，英国不会有危机感；美国虽然经济实力强，但在卧薪尝胆从不跟大国相争；德国正在消化吸收普法战争后的成果，俾斯麦最关注的是如何把象征意义的德意志帝国通过柔软的手段凝固成一个真正的德国。
所以选来选去，就只有在普法战争中失血过多，正急于在全世界攫取营养，恢复国力的法国最为合适了。
“跟法国人谈一谈吧。谈出一些建设性的协议，不能让英国人在东方过的太舒坦了！”
在谈判陷入僵局之后，朱敬伦决定中止跟英国的谈判，转而与法国人合作起来。手机用户请浏览阅读，更优质的阅读体验。
第六百三十五节 法国的困境（）
法国是一个民族主义情绪浓郁的国家，国民高度的民族身份认同，在屈辱的刺激下，极其容易形成一种非理性的仇恨，这种仇恨当然是针对德国的，因为普法战争他们受辱了。
所以普法战争之后，法国政府到民间都充满了一种复仇主义情绪。
在这种爱国主义的刺激下，法国人筹集到了超额的赔款，1873年偿清了给德国的军费，在英国、俄国等国际力量的监督下，德国心不甘情不愿的从法国撤军。
撤出驻扎在法国的軍队之后，俾斯麦再也无法利用占领法国来限制和压制法国，于是决定采取他擅长的外交手段，试图在整个欧洲孤立法国。
1873年，德国先后拉拢奥匈帝国和俄国，签署一个三个君主国之间的同盟条约，因此称为三皇同盟。俾斯麦甚至还试图拉拢英国签订一个海陆同盟，但是被英国拒绝了，大英帝国正在掀起一场光荣孤立的新式外交热潮，只打算关起门来，主要是关起欧洲的大门，在欧洲国家不向外扩张的情况，独享大英帝国的世界殖民地蛋糕，在英国来说，与其卷入欧洲无休止的纷争这个烂泥潭中，不如让欧洲国家自己互相玩平衡，而英国则拥有世界。所以英国拒绝了俾斯麦。
尽管用尽了外交手腕，可是俾斯麦还是发现，法国似乎失控了，脱离了德意志帝国手里的缰绳，变得不可预测起来。
法国因战争刺激起来的民族情绪别说德国人了，就是法国政府自己都控制不住，德国撤军之后，依靠强烈的复仇情绪，1873年5月，力主对德复仇的极端保皇派人物麦克马洪元帅在天主教的支持下，成为了法兰西共和国总统。
这年8月，法国南锡主教发表了牧师的信，公开号召法国教徒为阿尔萨斯和洛林回归法国祈祷，一个月后巴黎主教发表了类似号召，法国民族情绪达到狂热。
教会为什么要支持法国的民族情绪呢，主要是信仰问题，通过武力促使德国统一的普鲁士，是一个新教国家，而法国是一个天主教国家，历史上就因为宗教问题而爆发过三十年战争，所以普法战争之后，德国不但吞并了阿尔萨斯和洛林两个天主教地区，连并入德国的南德地区，其实也是天主教地区，这导致天主教的势力大减，教会非常不满。
法国教会在这个历史阶段，是由一群十分狂热的宗教领袖统治的，在全世界都不断掀起各种宗教问题，包括在中国，越南等地都因此而爆发战争。
教会的鼓动，让法国民间情绪激昂，报纸天天叫嚣要开战。
法国政府在麦克马洪元帅的领导下，也拼命的重建武装力量，另一方面，法国政府其实也没什么选择，在激烈的民族情绪面前，要么选择强硬，要么他们就只能选择道台，这种共和制国家，受迫于民众舆论而普遍缺乏外交灵活和政策空间的弊端，即便到了二十一世纪，也无法避免。
面对法国的民族情绪，以及法国的重新武装，让俾斯麦压力很大。
他对此针锋相对的回应，先用德国民间力量还压制法国民间力量，通过舆论战，试图让法国妥协。在俾斯麦的推动下，德国民间情绪也很激烈，这场战争不但刺激起了法国的民族情绪，其实对德国民族情绪的刺激更大，没有这股民族情绪，俾斯麦就算有通天之能，也不可能将信仰新教的北方跟信仰天主教的南方弥合起来，因为历史上，因为宗教问题，他们自相残杀的更惨烈。
在俾斯麦的推动下，德国报纸开始威胁法国，扬言，法国既然要复仇，那么德国就应该在一场注定要爆发的战争面前采取主动，向法国发起主动攻击。
俾斯麦利用这股战争舆论，促使德国议会增加了军事拨款，通过了一个七年军事法案，持续扩张德国軍事力量，以此威胁法国。
法国外交部长利用了德国的威胁，向欧洲大国发出求助，说德国正在准备发动对法国的战争。
结果法国取得了外交胜利，各大国舆论普遍不支持德国，认为普法战争后，德国已经强大到了威胁欧洲平衡的地步，不应该允许德国继续削弱法国。
在各国舆论下，俾斯麦不得不做出了妥协，命令报纸发表安定人心的文章，慢慢平息德国的民间情绪。
可是德国的民族情绪容易压制，法国人却真的不想和平，他们处心积虑打算尽快复仇，这不仅是民间舆论的问题，也是法国政治家的诉求。没有一个政治家会承担永久放弃阿尔萨斯和洛林的责任，所以法国只能与德国为敌。而且法国看到了国际舆论是支持法国的，他们更希望尽快爆发战争，从而借助英俄等国的力量，夺回失地，甚至更进一步肢解德国，让欧洲大陆恢复到过去的德国分裂状态，法国就能获取战略安全，并且再次站在欧洲强国的位置上。
到了1875年，德国人又给了法国一个机会。
英国驻德大使罗素在大使馆举行晚宴，各国大使纷纷参加。
在宴会上，德国将军拉多维茨跟法国大使说，“如果法国处心积虑的想复仇，那就不要指望德国的政治家会等待法国积蓄力量和缔结联盟后才发起攻击”。
德国将军的不负责任之言，被法国外长德卡兹利用，将其原话印成文件，送给各国政府，以此证明德国有进攻法国的意图，试图再次引起各国对德国的警觉。
结果英国和俄国向德国发出了抗议。沙皇和英国代表各国政府，派代表去柏林，要求德国不要对法国发动战争。
俾斯麦焦头烂额，再三保证德国并没有发动战争的计划，这才慢慢平息了危机，此事让俾斯麦明白，他构筑的欧洲均势已经被打破，他的外交已经失败，跟俄国的同盟根本就是一纸空文，根本就无法保护德国，所以这次危机后，俾斯麦提出了辞职，只是德皇没有批准，俾斯麦都搞不定，让德皇找谁来收拾这个烂摊子。
但是这场危机也让法国人明白了，德国的威胁是实实在在的，而列强的干涉却是虚无缥缈的，法国人不能将自己的安全寄托在英国和俄国的保护上。
结果是法国政府的复仇声音也慢慢减弱，他们需要继续足够的力量，才能真正的复仇。而普法战争后，法国失去了阿尔萨斯和洛林两个煤铁资源中心，工业实力大大下降，他们需要从海外取得利益，从而弥补法国的不足。
在中国历史上，也有过这种战略，蒙古兴起之后，不断南下打击金国，金国的应对不是强行阻击，而是同样南下，打着失之蒙古夺之南宋的战略，最后金国灭亡了。
这种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战略，看起来有十足的道理，事实上却是一种极其低劣的战略，首先从精神上来讲，没有从哪里跌倒从哪里爬起来的狠劲，是不可能让一个帝国恢复往日的荣光的。
从事实上讲，他是一种避重就轻的手段，治标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