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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在这场战争中，始终保持了中立态势，没有向双方提供任何帮助，别说武器了，连一粒米都没有卖给双方，粮食全都送到了北方，去赈济灾民去了。
但灾民的日子依然不那么好过，因为进入6月之后，山西的灾荒变得空前严重，遍地都爆发了严重的灾情。
传教士李提摩太在7月份进入了山西，他在东北待了一个多月，看到哪里的情况相对较好，于是就从秦皇岛，乘坐大明的火车进入了山西境内。
李提摩太一路上看到很多饿的看不到生机的百姓，成群结队的前行，有些人走着走着就跌倒在地，再也起不来了，看到有的母亲背着孩子，而孩子早就死去，母亲其实是孩子的抬棺人，在找地方安葬他的孩子，他还看到明明自己已经快要死了，还有一些男人始终背着疲弱不堪的母亲在盲目的求生。
野狗和狐狸跟在人群附近，这些野兽看起来很肥硕，乌鸦成群的在天上盘旋，沿途近乎地狱一般的景象，让人心中感到阴森发凉。
饿死人的情况已经开始普遍，有的村子整村整村的饿死，但是李提摩太惊讶的发现，山西竟然没有出现他在山东见到的那种吃大户的现象。
他跟着大明的救灾队进入一个遭灾的村子，发现村子里已经少有人烟，要么饿死了，要么就是被大明救灾队给救走了，只是在村子里看到了不少官府张贴的告示，宣布巡抚有令，任何人胆敢行凶抢劫，各村镇首脑有权对抢劫者就地正法，李提摩太认为是这个原因导致犯罪现象出奇地少。
李提摩太不知道的是，其实根源并不止于此，主要是地主家也没有余粮，才让老百姓犯不着去抢大户了。一切的根源还是鴉片，这个英国人强行带进中国的魔鬼，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抹不过去的噩梦。
无法阻挡英国人贩卖鴉片的清政府，从1859年颁布了征收土药税厘条例，国内鸦片种植由此合法化。短短十余年间，山西农民“弃田之半以种罂粟”，而且因为种罂粟比种粮食挣钱，“往往以膏腴水田遍种罂粟，而五谷反置诸硗瘠之区”，灾荒之前，山西已成为本土鸦片的重要产区。满清御史刘恩溥说山西的状况是“数十万顷膏腴之田，几无树艺五谷之土”；当地人估计：“自罂粟盛行，每县之田种罂粟者不下十之三、四，合全省土田计之，应占十五万顷”。山西巡抚张之洞发现：山西遍地种植鸦片，“几于无县无之”。
大半土地，而且是最肥沃的土地，都用来种植鴉片烟土了，粮食产量本就不够，遇到灾荒，尤其是周边省份都遭灾的情况下，山西人不饿死才怪了。
尤其是邻省出于恐慌，当地政府严禁粮食进入山西，更加重了山西的饥荒。灾荒跟山西一样严重的河南，同样也跟山西一样是鴉片的重要产区，河北和山东种植鴉片的数量也为数不少，可以说种植鴉片越多的地方，这次灾荒就越严重。
整个山西省，真正还能找出粮食的，就剩下那些富豪之家，比如富甲天下的晋商群体。但他们此时自保有余，救济不足，根本无力救灾。
比如日升昌、大盛魁之类的晋商家族，他们都躲在自家的大院的高墙之后，他们坚固的大院如同堡垒，饥饿的，没有组织的民众，根本就攻不破。
这些富商在过往行商之中，本就一直跟草原上的各种匪帮打交道，拥有很强的应急经验，灾荒一起，他们就雇佣了武装，跟他们合作经商的有大批的镖局，此时都进入他们的院子，保护他们，同族也都武装起来，地方上的乡亲也都组织起来，进入他们的碉堡，保护他们，也保护他们的家乡不被往来的流民破坏。
当然他们也不是完全没有作为，大多数晋商家族，此时都在自家大院之外，开设粥棚，救济灾民，这也算是山西富商的传统了，每遇到大灾之年，他们总会救济灾民，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饥民对他们的憎恨，保护了他们自身。
造成的结果就是，大批饥民习惯性的往当地有名的晋商大院处聚集，大家都知道在这里能吃到一点食物。
于是一座座晋商大院，就变成了一处处救济站，反倒让救济站的工作条件得到了大大的改善。
山西巡抚是张之洞，此人虽然看大明也不顺眼，可是一来朝廷有命，二来救人总是好的，所以相对其他地方，他配合大明的救灾行动还算积极，不但派人张贴告示，引导灾民往铁路附近流动，还通知各个晋商家族，让他们跟铁路公司救灾队通力合作，尽力多活三晋之民。
在当地官府，晋商和豪族，以及铁路公司的通力合作下，三个月后，饥荒的势头被遏制住了，死人现象开始变少。
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大明的铁路线从北延伸到了南边，贯通了山西全省，即便是腹地也能得到物资补给了。
让李提摩太惋惜的是，尽管铁路已经在这次救灾中奇迹般的发挥了主力作用，但当地官府依然对铁路充满了抵触。
最近反对的声音更是甚嚣尘上，因为大明开始修建第二条铁路，这是一条平行于救灾铁路的线路，尽管依旧打着救灾的旗号，可是这是一条永久铁路，大明开始采用正规的方式，建筑路基，架设桥梁。
这种情况，让一些多少了解铁路的知识分子警觉，他们认为大明将通过铁路，控制大清江山。
这样的说法甚嚣尘上，不但乡野盛传，就是满清朝堂上，也一片声讨。手机用户请浏览阅读，更优质的阅读体验。
第六百一十三节 反铁路运动（）
大明在灾区修建的前两条铁路，都是直接在平地上铺设的建议铁路，直接在地面上铺设，或者只进行简单的平整，这种铁路，往往只在修建铁路的时候，用于给铁路线上输送物资，现在是用来救灾，但接通之后，依然可以用来支持新路的修建。
当然，目前这条路还是以运输救灾物资为主，准确的说就是粮食，粮食，粮食，除此之外，其他物资能少送就少送，能不送就不送。
这样，需要使用这条救灾铁路运送的建筑物资，基本山也就是铁轨和钢梁之类的，连枕木都尽可能的从灾区生产，组织灾民进入荒山伐木，距离远近都不用考虑了，此时的人力成本为零，使用这些人力，本身就是一种慈善行为。
铺设路基的材料，就更是就地取材了，河里的泥沙，山上的岩石，都在灾民简单的工具下变成了铺设路基的材料。
施工本身，也完全没用什么机械设备，绝大多数工作，就是灾民使用简单工具进行的，甚至连普通的石碾子都不够，大多数打夯工作，就是灾民用木头、石头自制的工具，大石头和原木，抬起来砸下去，就是打夯设备。
即便如此简单的工具，可铁路修建的速度并不慢，主要是因为人太多了，铁路公司组织了一百多万人在施工，这还是因为工程铺排不开，否则他们会用更多的人。另一个原因是，铁路公司几乎是全面开花，沿着救灾铁路，在长达一千多公里的路段上，不知道分了多少段同时施工，后来发现很多地段都修错了，造成了重大的浪费，但是速度上却一点都没耽搁。
铁路公司估计，这种方式，在一年之内，就能完成平地路段的铺轨工作，但隧道、桥梁等技术工作，却至少要三年时间才能完工，但只要能够修通平地路段，到时候灾荒就不是问题了。前提是有足够的钱，而大明确实借到了足够的钱，为此不惜任何代价，让大明在国际社会的形象非常好。
至于满清朝野同时掀起的反铁路的声浪，反倒没溅起什么水花，已经从铁路救灾中尝到甜头的地方政府，根本就不愿意此时反对铁路，要是这时候拆了铁路，不管大明态度如何，灾民就要第一个站出来摧毁官府了。
因此这次反铁路声浪，也就只是简单的打打嘴仗罢了，完全没有实质性行动配合。
西方人的舆论中到也出现了对大明通过铁路渗透满清领土的担忧，认为假以时日，大明必将控制整个满清，像中国历史中那样，这个地区将再次统一成一个超级国家，到时候这个已经从西方引进了现代化技术和管理方式，但却没有完全接受西方道德文明的国家，将会对西方世界造成巨大的威胁。
这种论调第一时间就被一些富于道德感的精英驳斥，尤其是在中国救灾的传教士群体，他们不断的传回第一手资料，证明大明真的是在以救灾为主，并没有进行政治上和领土上的扩张。而且他们认为，即便大明统一了这个地区，那也是好事，中国地区在一个负责任的政府的管理下，才是这个地区的幸运。至于会不会对西方造成威胁，只要西方不对中国造成威胁，这个热爱和平的国度也愿意跟西方保持和平。到时候高效管理下，带来的贸易便捷，才是西方最大的幸运。
但有一种比较中立的声音，则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这种声音说，大明修建这两条铁路，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他们在满清领土内影响力的扩大，都会成为一个事实，西方国家如果想要保持在中国北方，尤其是北方内陆的影响力，要么跟大明合作利用这两条铁路，要么只能自行建造相同的铁路线，通往中国内陆地区。
这种中肯的态度，往往也就是政府的态度，没事在北京闲扯皮的各国公使团队，先后都向清廷提出了各自修铁路的意愿，尽管都是通过利诱，告诉他们修铁路有多大的好处，他们会给予多大的支持云云，可不但没有让清廷接受，反而产生了一种极大的恐慌，纷纷认为，列国想用铁路来瓜分大清。
顽固派极力驳斥，不但表示不能允许列强修铁路，连大明已经修建的那些铁路也应该拆掉。
这时候李鸿章站了出来，利用这种舆论的恐慌，他告诉朝廷，要拆除大明的铁路，除非跟大明开战，在不能开战的情况下，又被洋人威逼利诱，既然大明可以在大清修建铁路，洋人们迟早也要以利益均沾为理由强索。
与其被洋人逼迫不得已让他们修路，不如我大清自己修路，还能保住路权，不至于受制于人。
在顽固派的恐慌情绪下，李鸿章的建议破天荒的竟然得到了通过，慈禧太后让李鸿章负责主持此事。
俄国人希望修建的从从天津经过北亰往南连通汉口的京汉铁路、法国人希望得到的从云南通过四川的成昆铁路，以及英国人希望修建的从上海到北京的京沪铁路，都让李鸿章筹备修建。
没想到一场反铁路的声浪，反而帮助李鸿章取得了大修铁路的许可。
而此时，李鸿章的地位也隐隐超越了曾国藩，成为洋务派新一代领袖人物。
至于曾国藩，跟奕欣一样，成为洋务派在朝廷和地方上的两面旗帜，象征性越来越强，洋务运动的实际推动势力，已经转移到了李鸿章一派。
权力就是金钱，权力就是地位，连洋人都开始将李鸿章奉若上宾。
马上从向清政府要求修铁路，变成讨好李鸿章，纷纷登门拜访，表示愿意为李中堂大人修铁路提供资金支持，技术支持等等，完全是一副国际友人的形象。
并且承诺，只要李鸿章接受他们的贷款，他们之前承诺的援助，马上就可以到位，对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