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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主持天津机器局的道员沈保靖，帮助李鸿章在烟台创办轮船招商局的盛宣怀这样的以主持企业出身的另类官员，并推举沈葆桢为赈灾大使，全权钦差，赶赴灾区，监督赈灾。
历史上，李鸿章就负责过赈灾，而且也是大胆启用这些洋务派新人，利用这些人主持企业过程中学习到的科学管理办法，严格监督赈灾事宜，查遗补缺，效率比拖沓的地方官要高了不知一筹，同时还用雷霆手段，对那些贪赃枉法的家伙下杀手，很是杀了一批官员。
不过李鸿章自己去不了灾区，沈葆桢比李鸿章更狠，因为李鸿章多少是这个时代一个正常的官员，李鸿章是事也做，钱也挣，沈葆桢却是一个只知道做事，不知道贪财的人。
沈葆桢跟李鸿章一样，是得到曾国藩的举荐才开始发迹的，但是他被曾国藩举荐到江西任巡抚之后，却切断了江西供应湘军的军饷，被人骂作忘恩负义，可这些钱他一分都没贪，全都用作恢复江西地方了。
所以这是清末少有的铁面无私的廉洁官员。
沈葆桢眼里揉不得沙子，因此杀的人就更多，所到之处一片鸡飞狗跳，甚至出现了他还没到地方，就有地方官悬梁自尽的情况发生。
在沈葆桢这样不容妥协的官员加上洋务派官员的科学管理，赈灾的效果确实大大提高，能发到灾民手里的物资比过去多多了，救的人自然也就多了。
但依然是杯水车薪，因为清廷能用来赈灾的资源实在是太少了，失去了上海和江南财赋重地的清廷，财政状况急剧恶化，这几年支撑清廷财政的，一个是不断的借款，一个就是在内地广种鴉片，贩卖获利。
因此清廷的赈灾努力，没有得到洋人的承认，大家一致认定，清廷自己根本就没有处理大灾的能力，希望清廷许可洋人救灾团进入灾区。
反倒是大明此时突然找到了李鸿章，对李鸿章救灾的努力做出了认可，并且表示，愿意借给清廷一笔三千万两的巨款，让清廷用于救灾，不需要抵押，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必须专款专用，一分钱都不能挪作他用，大明会派出会计进行审计。
李鸿章没有拒绝的理由，朝廷根本拿不出钱来，连江南的军费现在都得自筹，拖欠了一大把，还能从哪里抠出钱来赈灾呢。现在朝廷已经开始大肆变卖官职，河南等灾区，一次性就获准卖出三千个候补道员以下的官衔，山西的晋商，有的甚至给上下五代人都买了官衔，娘胎里的奶娃就是知府、知县的怪现象屡见不鲜，真的是礼崩乐坏了，此时大明来送钱，为什么不要？
其实借给李鸿章这笔银子，也是看到他能合理利用的情况下大明才做出的，但是这笔钱也解决不了大问题，因为钱进入了灾区，也只能让当地政府和乡绅采购粮食，然后施粥，给饥民一口吃的。
灾区之所以是灾区，并不是因为没钱买粮，最大的问题是有钱也买不到粮食，是因为当地歉收，外地的粮食运不进去，还有邻省也不想让本省粮食流失，造成本省动乱的情况。
因此这笔钱进入灾区，不过是高价从一些囤积居奇的地主大户和豪强甚至官绅手里把一些存粮撬出来，是救急之策，治标不治本。根本问题，还是得从外面买粮食，然后运送到灾区。
所以大明一面借钱给李鸿章，一面抓紧时间抢修铁路，在这种情况下修铁路，显然不能够采用正规方式，而是采用了类似后世军事铁路的紧急修建办法，在大多数地方，只是简单的将土地平整，然后就假设枕木，铺设铁轨。过河的桥梁，普遍采用木头架设。
这样的铁路肯定不可能常用，载重量也不够高，但是修的快。
在大批只需要一顿饭就愿意干活的无限制的饥民的无偿劳动下，劳动力大大丰富，铁路在以每天超过一公里的平均速度向前推进。
德国人修胶济铁路的时候，用了五年时间，现在大明修建的铁路，从青岛通到济南的时候，只用了五个月，就这样朱敬伦还是觉得慢。
铁路经过之地，灾荒情况马上就得到了改观，尤其是经过青州这个山东饥荒的重灾区，更是大大降低的死人的数量。
可是朱敬伦明白，这次饥荒最严重的，并不是山东，而是河南和山西，所以从青岛出发的铁路最终目的是河南，甚至有可能的话，要一路延伸到陕西。而河南饥荒最严重的时候，是明年，因此时间不多了。
秦皇岛的铁路修建，为了尽可能多的靠近灾民，没有像后世的大秦铁路偏向北方修建，而是尽可能的偏南修建，从秦皇岛出发后，就一路往南，经过人口稠密的昌黎、滦县、进入唐山，从唐山往西经蓟县、怀柔到昌平，几乎是从北亰城外绕过，然后经怀来、涿鹿，经阳泉然后到大同，进入山西。
进入山西还不算完，这是一条救灾铁路，于是还计划从大同往南，纵观整个山西，最后进入河南，在洛阳跟青岛过来的铁路连接上。
这么修铁路，肯定就没打算长远，反正很清楚这就是一次性的临时铁路，那么朱敬伦就不需要追求质量，全力追求速度了。
为此他不得不多次亲自责令负责前线施工的胡大坚加快速度。
胡大坚是目前大明铁路第一人，他家里本是石匠世家，他是兵工厂最早招收的一批土木作业人员，甚至都不能说是兵工厂第一批的，他被朱敬伦招募，甚至比兵工厂开业还要早，早在当时雇佣瑞典人修炮台的时候，他就作为石匠，跟他爹一起帮忙修炮台了，当时就在洋人身边当学徒，兵工厂成立之后，就被招收到了兵工厂中，成为了第一批土木工程学徒。
后来修铁路的时候，他已经是兵工厂里的土木作业中坚技术力量了，自然而然的被调到了铁路上学习铁路施工。
胡大坚觉得自己修建速度已经很快了，但是皇帝的催促还是让他有些自责，因为皇帝说没拖延一天，就有千百人在饿死，他感觉自己身上背上了无数的人命债。
所以他每天几乎都只睡两个小时，大多数时间都在审理施工方案、路线上，甚至亲自去第一线跟勘查人员进行勘探作业，手里的技术力量还是太薄弱了，广九铁路和广江铁路，两条铁路的修建和运营，培养出了三千个各个专业的技术人员，可一旦洒在两条规模这么大的铁路线上，就马上感觉到捉襟见肘了。
累归累，可一看到不断涌向铁路沿线的灾民，看到他们终于喝上了一碗热气腾腾的稠粥后喜极而泣，仿佛重获生命的神态，他就觉得一切都值了。
灾民们不但来到铁路沿线，在这里活命，而且在这里被组织起来，他们还要干活。
尽最大的可能让灾民家人团聚，让丈夫知道妻子就在铁路旁边的简易帐篷里，知道他在铁路上抬枕木的时候，妻子跟同村的一群妇人正在给他们做午饭，这样灾民的心就安定了。
只管饭，不给钱，就能让这些重获新生的灾民满足了。
灾民不但负责修建铁路的实际工作，他们也被分成了各个不同的专业，铺枕木架铁轨，只能用到极少一部分人，大部分分散在港口到前线的各个据点，铁路并不是连通的，因此不但港口需要装卸货，在遇到大江大河的地方，他们还需要将货物卸到小船上，送到对岸再装上火车，继续运往灾区。
从青岛到郑州，一千多里路，能让上百万灾民忙碌起来，忙碌是抢手活，因为只有做最忙的工作，才有可能吃一口饱饭，普通人只能喝点稀粥把命吊住，现在是救命，不是享受，大明政府可没有那么理想化，对待灾民还要讲究什么舒适度，粮食运输不易，不但粒粒皆辛苦，粒粒都是命啊。
可即便这样有活干的吃干，没活干的喝稀，却依然供应不上，因为灾民汇聚的速度太快了，在大明的压力下，各县的官府都张贴了告示，给当地灾民指明了方向，告诉那个方向可以走到铁路线上，可以找到吃的。
大明也派人，以铁路为轴线，沿着跟铁路交汇的一条条官道，每隔几里路就设一个粥棚，让路过的饥民吃一口热粥，然后继续赶路，这一串串粥棚，就将人群串成了一条川流不息的河流，流向铁路沿线。
如果整个山东、河南的饥民都汇聚到铁路线上，这条临时铁路根本就无法承担这么多人的粮食供应，必须将人疏导出去，送到可以就食的地方，环节铁路线的压力，让铁路线宝贵的输送能力，救更多的人。
听取多方建议之后，朱敬伦决定不顾清廷的反对，冒着有可能在灾荒时期跟清廷翻脸的危险，向东北大规模移民！手机用户请浏览阅读，更优质的阅读体验。
第六百零四节 唯一责任政府（）
铁路机车往灾区运送完物资之后，总是要赶回的，虽然目前铁路线还是单线铁路，但在必要的地方都设置了转换站，让来回的火车可以在这里周转，掉头，所以单线铁路依然是双行道。
赶在年底前，胡大坚将铁路延伸到了郑州，经过一整年的旱灾，河南的夏收几乎绝收，饥荒虽然还没有普遍爆发，但在各地都零零散散的发生了饥荒，如同一团团火苗，只要在这些地方存粮吃完之前，没有得到补给，整个饥荒就会瞬间蔓延全省，到时候饥民连往哪里跑都不知道，因为举目四望几乎找不到任何一个方向可以让他们在饿死之前找到粮食。
官府公告给他们指明了两条路，一条是往铁路线跑，另一条是往黄河边跑。
铁路不是唯一的对外通道，河流也是，哪怕是黄河这样脾气不好的母亲河，也拥有一定程度的航运功能，从济南到郑州的大小帆船都能航行，只可惜因为是旱灾，水位降到了最低位置，所以几百吨的轮船无法通行，不然灾或许不至于这么难救。
铁路延伸到一个个水运条件更好的河边和渡口附近的时候，就会在这里设立码头，作为一个个中转码头，让当地招募来的水帮能沿着河将物资送到一个个救济站去。
这样的救济站跟临时粥棚不一样，在这些救济站中，除了更多的粥棚外，还招募了一些医生，他们照顾医治病人，目的是有效的防止疫病流行。
这些医生中，除了绝大多数是在本地招募的外，也有一些来自大明的，甚至还有相当数量的洋人，尤其是女人中，相当大的比例是洋人志愿者，他们大多都是来自教会的秀女。
朱敬伦并不反宗教，他对宗教没有偏见，之所以在大明执行严格的限制宗教政策，只允许西方宗教在口岸城市传播，主要目的不是打压洋教，而是担心洋教突然间猛烈的入侵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和信仰，会跟传统思想文化激烈碰撞，产生不可预知的社会问题，说白了，限制宗教，只是求稳而已。
对洋教没有偏见，对洋教愿意主动救灾的行为就不会排斥，清廷的严防死守，让传教士和秀女等救灾人员很难深入灾区，但是他们发现跟大明铁路施工队伍通行，能够很好的避过当地官府的围堵。
于是越来越多的教会开始跟大明联系，希望通过大明的渠道，让他们深入灾区救灾，大明政府对此是不拒绝的，但提出他们单独出行太危险，不如留在大明救灾部门设置的救灾安置点帮忙。
除了个别真的不是以救人为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