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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股东大会上，跟斯坦福以个人大股东身份出现不同，劳务公司并不是以公司名义出面的，而是由一个个代理人出面，这些代理人大多都是来自纽约的银行家，通过他们的手完成了对太平洋铁路的收购，同时也让他们代理那些股份的权力，英国人就是这么玩的。
跟英国人不一样的是，英国人是因为这样做放心，他们被铁路投机搞怕了，只肯相信那些有名誉的贵族银行家能够维护他们的利益，比如摩根这样信誉卓著的银行家，他们让这些银行家作为他们的代理人，进入他们持有大量股份的铁路公司，然后才敢放心的投资这些公司。
劳务公司这么做，只是担心因为由一家中国公司出面收购一条对美国意义重大的铁路，引起美国国内的种族主义情绪，已经被排华搞的精疲力尽的劳务公司，现在在美国的行为开始小心谨慎起来。
这些劳务公司的代理人，当然支持斯坦福成为公司的总裁，加上斯坦福本身的股份，他们就能取得话语权。
于是在3月份的股东大会上，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管理层经历了一场政变，来自加州的大亨，过去的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总裁，在大量银行家的支持下完成了复辟，成为铁路公司新的总裁。
之后他撤换了大部分铁路公司贪婪的管理层人员，换上了他过去在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时代的旧部，同时将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更名，重新换成了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至此才完成了他对太平洋铁路的复辟。
之后斯坦福在一个月内，完成了招工工作，成功雇佣了两万名刚刚从矿山上失业的中国劳工。
4月底，斯坦福以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的名义宣布，重启已经停滞了三年的铁路建设，并几乎在两年内打通隧道，完成对接。
可即便如此重大的消息，也没能让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股票有所反弹，因为大家实在厌烦了这种大公司爆出来的虚假消息，在这个萧条时代，有多少铁路公司是修修停停，最后不都是毫无进展吗。
与此同时，在中国境内，也有两条铁路，突然宣布开工。
而这两条铁路，被宣传为救命路，因为中国北方地区，突然在这个春季爆发了饥荒，饥荒波及了北方大部分地区，从山东、河北一直延伸到陕西、甘肃，最严重的是山西和河南，而这两条铁路，正是从饥荒地区的河北和山东，分别修到饥荒最严重的山西和河南，不但能给无数饥民提供一个糊口的机会，而且将会给灾区带去救命的粮食。
这两条铁路，正是大明早在十年前就取得的秦皇岛到大同铁路，和青岛到郑州的铁路。手机用户请浏览阅读，更优质的阅读体验。
第五百九十九节 丁戌奇荒（）
中国历史上的饥荒有无数次，而且往往越是王朝末期，就越容易遇到这种超级大灾荒。
气候不是人能控制的，但总是在末代王朝爆发大灾难，可就不能用巧合来解释了。
古人不明白这些道理，统统怪到上苍降罪之类的迷信上。用科学的态度来解释，其实不是末代王朝总是遇到大灾荒，而是末代王朝对社会的控制力最弱，因此没有力量对抗天灾，导致灾难的破坏尤其严重罢了，至于那些发生在盛世的灾难，往往造成的破坏不大，官府通过各种方式对抗过去，反而不为人所重视。
秦末、汉末、唐末、元末、明末，这些王朝无不是倒在这种灾害引起的动乱面前。
清末也不例外的爆发了一场饥荒，从1876年开始，直到1879年才结束，历经四年，灾区覆盖了山西、河南、陕西、直隶、山东五省，波及到了苏北、皖北、陇东、川北地区，这场灾荒历史上称之为丁戌奇荒，因为1877到1878两年最为严重，77年为丁丑年，78年为戌寅年，因此得名。
这次灾荒之所以被称为奇荒，除了因为他波及范围广，上亿人遭灾，死亡数量大，千万人罹难，奇就奇在，这么大的灾荒发生，竟然没有爆发历史上经久不衰的农民起义，没有一场波及整个北方，甚至连一场能够在灾区造成巨大震动的起义都没有，除了一些吃大户的农民自发行为，没有有组织的叛乱，这才是这场灾荒最让人称奇的地方。
这么特殊的情况，研究者自然大有人在，有人认为，之所以在这场旷世大灾难面前，灾区没有爆发震动天下的大起义，最重要的原因是已经抬头的民族主义。
有学者例举了相当多的例证，比如苏北的乡绅组织起来，专门去山东收救儿童，而领头人是一个叫做谢家福的苏州乡绅，他刚刚帮助官府将逃荒到他们家乡灾民送回原籍，结果在路上看到有洋人在赈灾。
谢家福大受触动，不是什么感激，或者感慨，而是一种危机感和内疚，他在日记中写道：得知洋人赈灾的消息，深惧敌国沽恩，异端借肆，不能无动于衷。顾以才微力薄，莫可挽回，耿耿之怀，言难自己。
显然洋人的行为触动了这个乡绅心中的家国情怀，他不是从个人的角度出发，而是从国家的角度出发，外国人很难理解中国读书人这种明明只是一个小民，却总愿意为国家操心的心理，因为他们不懂得范仲淹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士大夫精神。
谢家福担心的不是有人饿死，这种事情在中国历史上太常见了，受灾哪能不死人呢，他担心的是有人因此作祟，掀起滔天的暴乱，如果是中国人自己的起义，那就成王败寇吧，可他看到了洋人，他不由担心洋人想通过赈灾收买人心，图谋中国江山。
之后谢家福开始给自己熟识的一些苏北士绅写信，告诉他们必须对洋人在中国的赈灾行为采取措施。不然后患无穷：“西人在山东赈灾，打的是救灾恤邻的幌子，暗地里干的是收拾人心的阴谋。若不采取措施，恐怕会导致民心流失，异教横行，终为中国之大患。”
在谢家福的推动下，苏北一带的乡绅，发动了起来，发起了一场“跟踪济赈”的行动，洋人到哪里赈济，他们就跟到哪里，跟洋人争夺赈灾的主动权，要以赈灾对抗赈灾。
但是这些乡绅的力量有限，哪怕他们的呼吁，得到了苏北地区的乡绅的支持，上海的富商也乡绅也积极捐款捐物，可民间的力量毕竟有限，谢家福时常感觉财力不济，座师感叹：大兵之后又凶年，国计民生孰见怜？安得赈钱三十万，管教压倒慕惟连（一个传教士）！
在财力不济的情况下，谢家福等乡绅根本无法跟实力雄厚的洋人教会相比，但他们不肯放弃，发现无法全面争夺灾民民心之后，他开始转向救治儿童，他们认为儿童心智不成熟，容易受到洋人蛊惑，杜绝洋教蛊惑人心，如果不能标本兼治，你就要以治标为主，声称“急则治标”，而儿童显然就是这个标。
谢家福开始号召乡绅收救儿童，得到了江南一带广大士大夫的支持，有人给他回信说：“西人想要领养饥荒孤儿，那是万万不可。我们若能多收养一名，则少一人入教，功德尤其大。”还有人说，“小孩饿死尚是小事，为天主教诱去，则大不可，能否引之出堂，亦宜酌量，事却甚好”，他们不但主动收救孤儿，还希望能把那些被洋人救走的儿童也解救出来。谢家福本人也多次告诉朋友，他发动赈灾，并不是为了赈灾本身，“弟之此行为敌夷，不为赈济。赈济则以仁存心，当念亲亲仁民之意，敌夷则惟知大义，虽捐麋踵顶，有所不辞”。
他认为他的行为是“敌夷”，也就是在对抗洋人，是一种比推行仁道，存仁心更重要的大义。
除了谢家福，还有无数像他一样的乡绅。
灾情最严重的河南士绅也发动了起来，他们号召百姓不要接受洋人的救济，做各种宣传画册告诉百姓洋人赈灾是在收买人心，结果还真的有大批百姓宁可饿死也不肯接受洋人的赈济。
上海的申报对此极为感慨，他们报道说“河南地方饥民大不解事，于教士所分给之银，不肯领取，意谓西教士意在买服人心，诱人入教，故特给我等银钱，慎勿堕其术中。彼此相戒，竟无一人肯领。”
当开封居民听说传教士花国香等人要来赈灾，提前遍贴告白，号召“宁可食夷肉，不可食夷粟”，某些书院摆课宣称“要与西人打仗”，这仗当然不是白刃交锋，而是文化对抗，河南士绅群体抵制洋人传教的文化入侵行为，最后让传教士们不得不放弃在河南赈灾。
这些证据足以证明，这些读书人组织起来的目的不是救人，只是为了对抗洋人，把这当成一场精神领域的战争，儒家不是一个组织严密的宗教，但是深根在读书人心中的信念，一旦激发出来，丝毫不输给任何宗教，曾国藩当年在大明打着建学堂挡洋教的大旗，能鼓动那么多乡绅就是一个例子。
谢家福没有曾国藩的名气大，没有曾国藩的号召力强，竟然也能推动这么大的保卫人文的热情出来，只能说儒道在中国传播了几千年而没有消亡，乃是因为它拥有极其强大的生命力。
但要说丁戌奇荒只是因为读书人的民族主义爆发，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了对抗洋人身上，而没有去参与到农民起义中，将一个个自发的吃大户行为组织起来，变成大规模的起义，这也不是实情。
至少在最著名的参与救灾的传教士李提摩太看来，这完全不是真相，至少不是全部的真相。
已经到了6月，去年整年没下过什么雨，结果今年继续干旱，春夏之交，正是旧粮吃尽，新粮未熟，青黄不接的时候，所以从5月开始，山东青州就开始爆发了饥荒。
“昨天，我看到一群妇女蜂拥进一位富人家里，占领了它，在那儿生火做饭，然后又拥到另一家吃下一顿。男人们看到这种办法很不错，便组成五百余人的群体。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劫掠取食。”
李提摩太已经救灾一个月时间，他给朋友写信描述灾区吃大户的情形。
李提摩太刚刚放下笔，突然有人求见，是两个读书人打扮的中国人。
他们一到李提摩太面前，就跪了下来，希望李提摩太收他们为弟子。
李提摩太询问了他们半天，才明白这俩人希望自己带他们造反，他们俩人是一大群人推举出来请李提摩太出山的。
客气的送走了这俩人，李提摩太十分震惊。
他马上将这些情况也记在了日记中：
“今天，有两位学者来拜访我，他们都是秀才，年龄在三十到四十岁之间，一个来自寿光，另一个来自益都。他们一进门就跪下了，请求做我的弟子。交谈后，我弄明白了，他们两人是一大群人派出的代表，大家希望我能做他们的首领，举行暴动，因为当局不能提供食物，他们活不下去了。他们已经安排好了房子，并且有数不清的人准备接受我的命令。我告诉那两位民众代表说，我从来没想到要干这种事情，因为那只会加重民众所遭受的苦难。暴动一旦开始了，没有人知道会如何收场，但毫无疑问会造成大规模流血。我建议他们采取建设性的方式，而不是通过破坏来改善人们的处境。”
李提摩太的所见所闻似乎证明，并不是每一个读书人都对洋教那么痛恨，似乎还是有那么一些读书人，是想在这个乱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