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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才是这个民族最伟大的地方所在，他们极为看重文化。反观全世界各国，普法战争后，都德写了一篇《最后一课》将被割让给普鲁士的阿尔萨斯和洛林两省的法国人，以后不能写法文，说法语的那种失落表达的淋漓尽致，但是这两地在之后的几十年间却没有因此而爆发起义。
日本人统治了东北和台湾之后，开始大肆推行日语教育，废除中文教育，但是大量民间力量自己办教育，甚至大批人往内地逃亡，就是为了保持子孙后代中文教育的权力。新加坡在李家时代，废除了华文教育，遭遇的批评同样不少。但依然无法阻止新加坡的华文教育，家长让孩子参加各种补习班，跟大陆的奥数热情似的。
所以几千年来，国家政体有被灭亡的时候，但是中国文化始终保存了下来，同样被蒙古帝国灭亡的许多中亚古国，后人只能在地下挖掘他们过去的印迹了。
至于公局攻击学堂的行为，主要问题不是乡绅阶层的不满，主要问题在于，他们为什么有能力攻击学堂，他们为什么要选择攻击学堂。
这才是朱敬伦更关心的，他们今天可以攻击学堂，明天就能攻打官府，后天就能够攻打京城，这是处在变革期的国家不能够承受的。
“那些乡勇是该裁撤了。”
朱敬伦叹了口气，之前这些乡勇没有裁撤，而是改组成了缉捕盗贼等维护乡村治安的力量，可只要是力量，就不光能用来维持治安，也能用来破坏治安。现在看来，乡绅阶层还没有那么理性，他们没有谨慎使用军事力量的自制力。
第五百六十七节 规范乡村自治（2）（）
“那公局呢？”
陈芝廷问道，显然他们对这个组织都很关心，因为不管是龙元喜也好，陈芝廷也好，他们都曾组建过公局，陈家就是靠着沙井练勇起家的，沙井练勇当时可是归属于沙井局。
朱敬伦说道：“总归还是有好处的。但他们还不会用乡勇，那就让刑部收编了吧。将这些乡勇收归刑部警务司统一管理。”
这等于将过去公局用来维持乡村治安的乡勇组织，变成了乡村警察。
“至于公局，暂且保留。”
朱敬伦还想试一下，看看这种乡村自治的组织，能不能慢慢进化到现代化的代议组织，而且现在保留这些组织，作为官府跟乡间沟通的一个渠道，也有利于化解文化程度比较低的农民对官府的误解和不信任情绪。
任何事没有百姓从心底的支持，总归会遇到很大的麻烦。现在的情况就很明显了，虽然警察和士兵进入乡村，保护住了那些学堂。但是学生们却不敢来上学了，从省城派下去的新教师哪怕一家家去说服，学生家长也很不愿意让孩子去学堂，因为他们看到乡下那些乡绅都不把孩子送去，他们就觉得学堂不是什么好东西。
乡绅阶层则利用他们在乡村的话语权，极力歪曲新式教育，
乡绅们认为新式学堂不好，尤其是官府接管了学堂之后，强行派下来一大批数学教师，更让他们反感，他们说学了那些东西，就忘了礼义廉耻，忘了孝悌人伦，将来不定成个什么玩意呢，可能连父母都不认了。
淳朴又愚昧的农民就害怕这个，养儿子不认老子了，这简直就是天塌了的事情，加上看到很多乡绅把自家的孩子都接回家自己教育，农民们也就熄了让儿子读官办小学的念头。
乡绅夫子退避，軍队接管学堂，还让农村的气氛变得异常紧张，村民们甚至出门都绕着学堂走，农村充满了一种压抑的气氛。
化解这种气氛，是官府张贴多少告示，是城里的报纸如何宣传，都不可能做到的，还是得让乡绅阶层主动带头示范，老百姓才能跟随。
因此现在大明的政府还真的离不开这些乡绅。
但犯罪的乡绅也不能包庇：“至于那些攻击学堂的公局，依律办理！该抓的人抓，该流放的流放。从上到下一纠到底。”
朱敬伦说完，陈芝廷他们心软了，因为很显然，这些公局背后，都是一个个乡绅，但凡对乡绅阶层动手的朝代，就没什么好名声，而且他们也都出身于这个阶层，如果真的流放了成百上千的读书人，他们有种兔死狐悲物伤其类的感觉。
于是刑部尚书罗天池开始解释起来，他表示这些公局之所以包围攻击学堂，其实并不是想要造反。主要原因还是出于警察下乡饶命所致，罗天池主动请罪。
可不止有警察，軍队也长期驻扎在农村，驻扎在宗族势力的地盘，而且因为分散，往往一个村只有两三个士兵。士兵和警察深处陌生的，异乡人的地方，其实也是很紧张的。而村民们见到警察和士兵，又有一种对方侵入了自己生活的感觉，更是紧张无比。
人跟人之间难免有矛盾，冲突不可避免，加上双方情绪都很紧张，擦枪走火在所难免，有的老百姓跟士兵起了冲突，一开始还忍让着，慢慢就开始爆发，为了个别军纪散漫的士兵偷了农民的鸡，或者农民不小心撞到了士兵，然后发生口角，都能一起乡民群起围攻士兵的现象。
士兵是有枪的，打起来他们吃不了亏，乡民人多势众，吃了亏也不会善罢甘休，引起流血事件不时发生。
今年半年时间，就发生了士兵打死人事件十多起，这种情况让城里一直批评农村乡绅文化垄断现象的报纸，都开始大声批评軍队，让政府异常头痛，刑部不断的给礼部施压，让礼部尽快解决教育问题，然后让軍队撤出乡村。
军事问题一般都是朱敬伦亲自指挥，他对这种问题也十分头痛，中国人是全世界出了名的顺从的民族，可这不是因为中国人真的胆小怕事，中国人一旦组织起来，往往变得缺乏理性而且好斗，因为那时候大家会产生一种法不责众的肆无忌惮。
之前朱敬伦也想撤兵，用軍队来维持教育，本身就是一件极具讽刺的现象，而且一旦一直将教育强加给农民身上，朱敬伦甚至担忧破坏了几千年来中国人普遍重视教育的传统，因为任何事情，一旦强加于人，最后都会遇到反弹，要是教育成为一个贬义词的时候，再想推动教育，就更不容易了。
他很想撤出軍队，缓和跟乡村社会的对立，但眼下这种情况，他一旦撤出，恐怕学堂中不但剩下那一多半学生会因为强大的乡绅压力而流失，甚至学堂都有可能被拆除，现在乡绅们已经普遍认为这些学堂是官府干涉他们的借口，拆了这些学堂，官府也就没有再派兵到他们村子的理由了。
因此驻兵的事情，朱敬伦其实也很为难，所以他才给官府施压，让他们尽快完成教育改革，将该派下去的教师都派下去，完善乡村教育机构，等平稳之后，他才敢撤出軍队。
现在罗天池请罪，只说警察的问题，却不说軍队的问题，因为他还不敢指责朱敬伦。
朱敬伦却摆摆手：“軍队的问题可能更大。这些事情我自己会处理的。警察那边你也得多费心，我看你恐怕也有难处。不用顾及赫德。”
赫德是门下省侍中地位上跟陈芝廷平级，而大明的警察部门基本上都是从海关的水警发展出来的，因此是当年赫德打下的根底，现在赫德又在门下省中成立了监察部门，归谏议大夫主管。
这样赫德对警察系统还是有监督之权，谁能想到一向给人一种不牵扯人情的洋人，竟然也沾染了人情这种风气，赫德竟然有意无意的对警察系统颇多留情，很少动警察部门，结果导致警察系统中弊政不少。
这种事朱敬伦不打算用赫德这个洋人，所以希望刑部能够自纠。
至于軍队，军中是有自己一套监察系统的，称为宪兵司，直接向朱敬伦负责，看来这个部门目前的监察力度还不够，他得考虑一下给他们施压了。
遇到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遇到问题，捂盖子，而不是借机解决问题，改善制度。
改进制度的事情，不是一朝一夕，朱敬伦向来是暴露问题立刻着手从制度上改进，因此他并不把軍队和警政中的弊政看的多么严重，眼下解决乡村自治问题才是关键。
立足依法办理这个原则，跟陈芝廷他们商量了一番，很快就定下了规则。
这些人执政到现在，即便过去不是强硬的人，现在也不缺执行力了，他们很清楚这种事情无法拖延，否则也不会马上来求见朱敬伦，这种事越早处理，越快处理越好，拖延下去才会蔓延。
他们回去后，第一时间先私下接触各地乡绅，告诉他们这件事的严重性，试图说服他们自首。很快绝大多数乡绅就妥协了，他们本就是出于一股义气，事后就已经后悔不已。他们根本就没有造反的勇气和动机。
对那少部分负隅顽抗的，軍队立刻就出动了，乡勇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在正规军的打击之下，很快就土崩瓦解，不到一周时间，三县的包围学堂事件平息下去，最终有十一个士兵和三十多个警察因此而死，而在镇压的过程中，乡勇则死了一百多人。
接下来是正规的审判，大多数负责的乡绅认罪，不打算上诉。也有一些乡绅抱着一种殉道的态度，在法庭上就叫嚷不止，大骂官府大逆不道云云，甚至都有骂皇帝的。他们的表现还赢得了一些看客的叫好声，颇有将他们当作英雄的。
只是这些英雄最后基本上就被判了绞刑，这些主要都是为首者。从犯则大多被判了流放，包括那些公局的局董和大批的乡勇。
公开透明的判决过程中，教育改革和公局改革继续进行。
果然改革是需要用血来祭奠的，强硬的打击了这些以暴力对抗的反对派之后，各项制度顺利的推行了下去。
在乡村教师、官府以及一些已经改变了观念的乡绅的努力下，学生们陆续返回学堂，到这年年底，总算恢复到了曾国藩时期的水平，入学率再次达到了八成，基本上能够方便上学的学生基本上都进入了学堂。那些上不了学的，往往都在一些偏远山区。日后想要继续提高升学率，恐怕要付出更大的成本。
公局的改革方案也出台了，公局依然存在，依然是乡绅们管理。但是归县衙管辖，由县衙发给“局戳”作为公局行使权力的凭证。而公局的权力，也进行了一定的规范和保护，基本上公局成为了乡村政府，县以下的乡村的警政、政治和建设都归他们管辖，官府不进行干涉。
只是受到这次打击，乡绅阶层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他们不再敢跟官府对抗，公局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变成了官府的一个附属组织。
这是后话了。
1872年完成了两件大改革，应该说是这些年来改革力度最大的一年，大大加强官府的权力不说，还终于完成了教育的普及，这在朱敬伦推进教育开始，已经经历了十年时间，他为此付出的经历和耐心，终于收到了回报，尽管最后还是出现了流血情况，但破坏已经局限到了最小的程度，朱敬伦不是一个吹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