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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包围在了学堂中，尤其以经济发达的珠三角地区南海、番禺和顺德三个县最为严重，几乎每个乡都出现了类似事件。
因为教育竟然引发了暴力对抗，这种滑天下之大稽的事情，一下子就惊动了上上下下各个阶层。
也吸引了大批报纸，中国报纸还算地道，他们一贯支持普及教育，是乡村文化垄断的批评者，他们将此看作是乡村文化垄断阶层的反叛举动。
外文报纸则对此大家嘲讽，香港一些洋人办的报纸，尤其是一些带有种族倾向性的，他们借此说明中国文化的低劣，拒绝教育，怎么看都是一种不文明行为。
另外也有一些乡绅的声音开始出现，一些开明士绅这几年也开始进入媒体行业，他们开始发出他们自己的声音，他们认为这并不全都是乡村士绅的错误，他们开始将官府派下去的士兵和警察在各地无恶不作的行为大肆报道。
总之没有谁是完全干净的，把一方打扮成完全纯洁的天使，把另一方打成完全的混蛋，那是搞政治运动，不是搞改革。
所以当陈芝廷将此事汇报给朱敬伦，请朱敬伦定夺的时候，朱敬伦的态度是，不能不加分辨的任何一方。
既不能强行镇压乡绅阶层，也不能打官府的板子，尤其是官府在这次事件中，出现了分裂，刑部和礼部开始对立起来，刑部和礼部的板子，朱敬伦也不打算打，可借助这次事件，对这己方进行正式的调整，不但十分有必要，而且也是一个机会。
一个规范民间自治的机会。
对于中国传统的乡村自治，朱敬伦即保持了一定程度的欣赏，又时常对此有些担忧。
这种自治传统，说起来很简单，就是老百姓自发的管理自己，这跟西方自发形成的代议制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妙，说起来都是配合政府对社会进行管理的一种方式，如果加以推动，是有可能将其推动到现代社会的。
在中国漫长的古代社会，尤其是明清时期，由于人口膨胀，远超了唐宋时期，导致传统的大一统管理制度，已经接近极限，对乡村社会的管理变得有心无力，这时候乡村自治对官府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和帮助，因此大多数时候官府不但默认，甚至积极推动这种自治。
但是乡村自治还有一种倾向，那就是对官府比较抵触，第一是出于权力对侵犯自己的那种天然反抗，第二则是古代官府确实有些混蛋，一旦下乡难免扰民，所以乡绅阶层干脆自己站出来管理自己，帮助官府征粮征税，换取官府不下乡。
到了朱敬伦这里，这种抵制依然存在，所以让他的教育改革始终很难渗透进乡村之中，这是他最为担忧的，教育都遇到这种抵制，那么之后对乡村的任何改革，恐怕都会遇到类似的反抗。
之前没有机会，现在乡村出现了非理智的反抗，已经触犯了法律，那么就是一个很好的渗透进入乡村自治结构的机会。
所以当陈芝廷带着礼部和刑部侍郎一起来求见自己的时候，朱敬伦主张是依律办理。
第五百六十六节 规范乡村自治（1）（）
暴力事件主要发生在番禺、顺德和香山三县，都算是珠三角地区经济富庶之地。
因此这三地的乡村自治组织更为活跃，乡绅有钱自然愿意捐助，各种福利性组织，什么善堂了，义学了，救火会了等等组织都能办起来。
但他们用来包围学堂的组织，则是一个将这些效仿、慈善等组织囊括在内的组织，乡村自治的中坚机构——公局！
公局本来的含义是“公同办事的机构”，在嘉庆、道光年间甚至更早，广东乡村就出现了公所、公局等士绅控制、管理的机构，也有用社学、公约等名称的，他们拥有武力，行使缉捕、稽查等权力。比如香山县，在嘉庆年间为防堵洋匪张保仔，“邑城郑敏达等七姓”捐资创设固圉公所，又名附城公所。1806年，该县小榄士绅何应魁，为防御海寇郭婆带，“捐金五百为乡里倡，设公约，分置巡船卡口，建碉台，督勇昼夜堵御”。道光年间，该县隆都士绅郑瑞芝主持隆都局，“鼓励丁壮，严密巡缉，屡擒剧盗”。该县大车乡士绅林谦，因庚子年（1840年）“英吉利以禁烟启衅，奸宄乘之”，“谦告县集众于云衢书院，立章程，严堵御，东乡赖以安”；1847～1848年，“西粤贼起，蔓延东省”，林谦“于是分东乡为六局，督乡团，察游匪，设总局于邑城之东”。不过，这类机构多因战乱而设立，由于经费及其他原因，事平后便解散或停办。
这种公局机构发展的巅峰时期，还是咸丰之后的一段时期，主要就是地方不太平，大批乡绅为了保持地方稳定，防备太平军和天地会起义泛滥，捐献大量资金，建立了大批乡勇，这时候他们才开始拥有了相对正规的武力。
“臣请裁撤团练公局！”
由于这次事件，正是那些曾经组织过乡勇的公局所为，礼部尚书龙元喜请示朱敬伦，要求裁撤地方公局。
反倒是刑部尚书罗天池在一旁眼观鼻鼻观天，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
这是有因由的，因为公局就是龙元喜极力保留下来的，早在朱敬伦扯旗造反之前，他就已经在顺德县规范了地方公局机构。
龙元喜是顺德乡绅，当时英法联军攻打广州，他在顺德编练了大批乡勇。之后咸丰皇帝担心地方势力做大，不肯给经费，他多方奔走，希望能够保留这些乡勇，一方面有这些武力，是他个人的资本，另一方面这些人还能保护地方安稳，同时裁撤的话，反而会落草为寇，大大不利于地方太平。
在龙元喜的努力下，“访各乡绅士，由县札办乡局分理捕务”，在县城设立了团练总局，建立了从县一级到乡一级的公局体系，县的团练总局接办了原本官府主要承担的捕务和捕费等。
朱敬伦能选择龙元喜当礼部尚书，并不仅仅因为是他是前朝官绅，更因为从中看到了此人处理事情的能力，尤其是这种创设制度的能力，让他格外认可。
后来朱敬伦建立大明，这种乡绅公局机构对他能够迅速稳定地方，是起到客观作用的，所以他不但在之后没有取消这种组织，反而推广了这种组织，就让龙元喜主持，在各地建立了县公局，统领各乡的公局。
这些年来，这些公局还是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的，在官府投入相对较小的情况下，这些公局负担了稳定地方，沟通官府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公局也在制约官府权力，尤其是在县城一级，在缉捕盗贼、司法管理方面，跟各个县衙常有冲突，普遍存在公局滥用死刑现象，因此之前刑部多次要求解散公局，都被龙元喜强势阻挡，认为这是刑部在为自己的无能寻找借口。
但这次反倒是龙元喜自己要求解散公局了，就是因为这次公局围攻学堂，不但摧毁了相当多的乡村学堂，而且还打死了好几个保护学堂的警察甚至是士兵。这已经形同反叛，龙元喜知道这种组织已经不可能让任何官府容的下了。当年咸丰不肯让公局继续统领乡勇，朱敬伦显然也不可能容得下这种带有武装性质的组织。
朱敬伦并不急着做决定，反而是让刑部尚书先介绍一下情况。
刑部侍郎罗天池很快详细的汇报了一遍。
爆发事件的县，主要是番禺、顺德和香山三县。
这三县中，香山县由于靠近大海，历来就是公局势力强势的地方，早在乾隆时期，甚至明代，就有地方乡绅组建乡勇对抗海盗的传统，因此他们更善于组织武力。番禺县则是在英法联军攻占广州期间，组建了大批乡勇。顺德县的，正是龙元喜组建的。
而这次砸毁学堂，打死打伤警察士兵最多的县，则是番禺县。
番禺县分捕署和各司，下属的茭塘司的南洲局、彬社局、岗尾局、石楼局、赤山局；沙湾司的仁让局、石桥局、萝西局、鳌山局、韦涌局、古坝局、龙湾局、沙亭局、沙圩等乡十三所公局，都发生了包围学堂事件，显然这不是孤立事件，而是一次有联系的集体行为，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会当成叛乱来对待。
“南海县的情况如何？”
这三县经济富庶，乡村多是桑葚鱼塘，土地肥沃，城市中也有大量缫丝、织稠等现代工业，但是最富庶的，还是拥有佛山这个不输给广州的商埠的南海县，但是南海县的情况反倒比较好。
罗天池汇报说，南海县也有包围学堂的情况，但是数量很少，而且在当地乡绅的劝告下很快就散去了，也没有出现打死人的情况。
朱敬伦点了点头，说起来这次公局包围学堂，其实并不是公局组织集体反叛，而是公局组织自身的失控，显然其中有一批乡绅对官府的教育改革已经不能容忍，但是也有一批人比较理智，不愿意跟官府对抗。
这些乡绅对教育的怨言，由来已久。几年前，就是他们的怨气，被曾国藩所激发，才兴起了自行办教育的热情。曾国藩名声扫地之后，他们很多都自暴自弃，放弃了那些学堂。但是心中的怨气不但没有消失，反而积怨更深。
这两年来，乡村教育出现了巨大的挫折。先是五年前，利用曾国藩鼓动乡下乡绅阶层修建了大量的孔庙式学堂，当时一度学童入学率超过了八成，可谓形势一片大好。
但是前年曾国藩在天津教案问题上，牺牲了他这么多年来积累的威望，一下子变得人人喊打，加上现代传播方式的推波助澜，曾国藩俨然成了儒道的叛徒，曾国藩这面旗帜的倒下，大大影响了乡绅阶层对教育的关心。
当时掀起了一波砸毁学堂的逆流，朱敬伦后来不惜动用軍队才压制下来，不但接管了这些学堂，而且派下去了受过培训的教师，彻底完善乡村教育。
朱敬伦以为，是乡绅阶层抛弃了对乡村教育的主导权，所以改革应该不会遭遇抵制。
可事实上，此举等于是将乡绅阶层，彻底的从乡村教育领域排挤了出去，而他们主持这个领域的传统已经持续了几千年，这些人的内心有多么失落，甚至会让他们感觉到被时代遗弃的感觉，那么做出什么事情来都不意外了。
朱敬伦突然发现，似乎是改革带个旧阶层的失意太多，将他们抛弃才产生的矛盾，这是任何改革都很难避免的情况，但却是朱敬伦始终尽力弥补的情况，他总是希望将旧阶层带到新时代，看来至少在教育领域，他失败了。
朱敬伦心中都不免有些失落。
但他同时又有些感慨：“闹到现在这样子，虽说滑稽了一点，但这恰恰说明了我们这个民族的骄傲，而不是耻辱。”
他自己都没想到，教育问题闹到最后，竟然出现了暴力对抗现象，在欧洲发生不了这种事，在日本也发生不了这种事，但是在中国发生了。
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大家对教育权力的争夺，这本来就说明了教育在这个国家的意义。毫不夸张的说，教育对这个民族，是带有其他国家对宗教的那种感情的。
因为重视，所以才都想按照自己的理解，自己的观念来控制教育的话语权，才产生了巨大的冲突，这不是愚昧，不是保守，而是一种信仰，当年满清动了汉人的头发和衣服，就爆发了大规模的起义，试想当时如果满清敢动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