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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敬伦在改革中，也遇到了方方面面的阻碍。从最早的开口岸，到最近的修铁路，都遇到了暴力抗拒的情况。他之前一直使用各种手段柔性化解了，现在基本上做到了能开放的口岸都开放，珠江沿线每个县都有自己的港口。甚至连广西的梧州，也开放了贸易。铁路也持续推进下去了。
但在教育问题上，跟传统势力的拉锯，则依然处于相持阶段。
早在十年以前，朱敬伦还没有公开造反，当时打算开科举的时候，就遭到了一次最大规模的抵制，当时各地的老夫子相互串联，最后甚至集体向朱敬伦进行了一次请愿。当时反对的是朱敬伦让胥吏成为正式官员身份，以及考试中加入数学内容。
除了这两件事，已经很多年没有老夫子集体请愿了，显然修铁路等事情，在他们看来，还没有搞教育这件事重要。
正是吸取了这个教训，朱敬伦这几年在教育上才格外的小心谨慎，始终避免跟保守势力正面对抗，一方面依靠科举来引导乡村教育，一方面在墟市上大批投入建造新式学校。
美国教育家詹森倒是不着急，他反而对大明教育的发展，给予了极大的肯定。肯定大明的教育，也是肯定他这些年的工作。詹森一直坚持教育，应该保持本国的传统，在这一点上他倒是能容忍那些老夫子，可那些老夫子最不喜欢他。
这大概是美国人的世界观使然，他们似乎想给任何事务都赋予自由的内涵，所以詹森对强制推广统一模式的教育非常反感，但这个时代正是强制教育大行其道的时代，连美国都引入了普鲁士式的教育模式。可詹森对这种方式大肆批评，认为这让美国孩子失去了很多，他很怀念过去的英式教育，一个家庭教师负责孩子方方面面的知识培养，从拉丁文到数学，一直到大学才结束教育，这种一对一的家庭教育之下，家庭教师不但能够针对孩子的特点，制定针对性的教学方法，而且长期在一起还能培养出感情，因此在这种教育模式下成长起来的孩子，往往更有人情味。
作为教育家，詹森有自己的理念没错，可是这种方式确实能培养高级人才，但是对于推广十分不利。英国人始终认为自己的教育是最成功的，英国的大学也是后世唯一能跟美国大学相比的名校。但英式教育归根结底是一种精英教育，精英拥有非常良好的教育条件，他们能够从小就接受哲学、音乐等等人文教育，最后考入剑桥、牛津。但是那些在普通学校里打打闹闹长大的孩子，最后基本上都成了学渣。
朱敬伦不是不认可这种精英教育，但是他觉得那是在完成基础教育之后的事情，因为现在就推广这种精英教育，那种成本不是大明能够负担的，现在的大英帝国，都承受不起，导致英国教育普及率还不如日本。
其实精英教育跟普及教育之争，就是传统的学徒制，跟现代的工厂化之争，让家庭教师以带学徒一样的方法教授学生，还是让老师以工厂生产产品的方法流水线一样传播知识，当然在教育效果上是有很大差别的。
詹森坚持的精英教育不无道理，但朱敬伦明确告诉他，大明要的是普及率，哪怕十个精英都能成才，也比不上普及教育之下一百个人中只有一个能成才最后总数来的大。
詹森知道大明优先考虑的是普及率，其次才是精英教育的问题。
所以他提出了一个折衷的建议，那就是不要打破传统的私塾教育，他认为那种一个老夫子带几个或者十几个孩子，一直教授到他们考科举的办法，正是一种精英教育，他认为老夫子们能在教授的过程中，跟学生形成深厚的感情，言传身教也更能将老师身上的行为习惯，传递给下一代。
只是这种方法对于人文教育，比如传统的基于儒教的道德教育，还比较有用，一个老夫子带几个学生好几年，能始终教导他们，确实比这个老师教一年那个老师教一年的年级制，更能给老师发挥的余地，因为老师可以根据没个学生的不同学习情况制定相应的教学办法，有的学生领悟力差，有的领悟力强，有的进步快，有的进步慢，如果统一的教材，容易让一些学生一步跟不上，步步跟不上，最终被淘汰。
可还有一个问题，过去的私塾授课，往往是大大小小的学生一块上，四五岁的蒙童有可能跟一个十几岁的少年一起读书。如果老夫子水平高，责任心也强的话，那么就会根据不同的学生制定不同的方法，蒙学的给蒙学，教他们识字；作文的给教八股文的写作技巧。因材施教，两不耽误。
但这种办法跟英式贵族教育一样，那就是效率太低，一个老师即便在用心，最多也不可能教十个孩子以上。
最后改进的方案是，一个老师依然只带一批学生，对那些学业明显跟不上同学脚步的，采取留级制。让老师教育的学生，始终保持差不多的学习水平，从而保证他们需要选择的教学方案在十个以内。这样让一个老师可以同时教育三十个以上的学生，从而大大提高效率。
朱敬伦最后拿到的方案就是这样，他越看越觉得熟悉，倒不是留级制度，而是一个老师教育一个班之后，会一直将这一批学生教到毕业，也就是一个老师在几年之中，只跟一批孩子打交道，一批孩子在小学阶段，只接触一个老师。
朱敬伦猛然想到，这不就是后世流行的跟班制吗。
第五百六十五节 教育改革（2）（）
朱敬伦认为，既然后世的学校都开始采纳这种方式，尽管有各种问题，但依然说明这种方式是未来大趋势，是有他的优势的，所以他就采纳了。
现在这种方式，在城市中，在小城镇中，都已经推广了，取得效果也算不错，一两个孩子身上或许看不出来，但是数以万计的学生平均成绩统计下来，就已经很明显了。这些采用了跟班制的学校每年的考试成绩普遍比乡村学校好一些。又因为考试成绩好，很多实际的家长，也将孩子从乡村送到城镇学校上学，目前这种公立学校的入学率非常高，一直满负荷运转，每个老师都带三十个以上，甚至四十多个学生。同时造成的结果就是，这几年下来，城镇学校，已经吸收了适龄学生数量的三成。
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依然距离朱敬伦想要的普及教育相差太远，不解决乡村教育，势必不能完成义务教育。
所以他开始力主跟班制在乡村学堂中大范围推广，遇到的困难有两个，一个是师资问题，一个是经费问题。
过去乡村学堂中，主要都是传统的乡绅当教师，尤其是曾国藩推动的孔庙学堂模式，更是鼓动了大批老夫子。
要是放在十年前，朱敬伦真的没办法替代这些老夫子，这也是为什么他当初一直苦恼于普遍教育无法推广的问题。
但现在经过十年对教育的支持，尽管普及率始终维持在百分之三十，但培养出的人才还是以十万计算的，如今考科举已经不是当初那么容易了，没有良好的数学基础和中文基础，是基本上不可能考中的。
那些考不中科举，但依然对读书寄予全部希望的读书人，就一批一批选拔进入下一级学堂，从乡村学堂中，大概有十分之一能够进入县学，县学中也有十分之一左右能够进入府学，府学中也是十分之一进入最高级别的广府学宫。
老实说，这些进入广府学宫的学生，他们依然把希望寄托在考科举上面，但是他们受到的教育，已经相当全面了，其实到了府学层面，就已经开始接触比较高深的自然科学知识教育了，化学、物理、生物学等样样齐全。所以这些学宫的学生，在自然科学领域，其实比那些早早考入低级衙门做小吏的还要清楚。
之所以这些人一次次失败在科举道路上，却一次次坚持不懈，他们心中的支撑则是，每高一个级别，他们就可以考更高的科举，比如乡村学堂，只学过数学和经典的学生，他们最多能考县衙；县学学生，则可以考取府一级的吏员；府学的可以考取道一级的吏员；到了广府学宫的学生，他们已经拥有了直接考取六部吏员的资格。
他们所考的，跟所学的内容，是高度一致的，因此这些学生学习自然科学的热情也很高，甚至他们以为这是他们的另一个机会，因为很多学生之所以屡屡考不中，主要还是有一些科目实在是不擅长，但每升一个学级，他们接触到的科目就更多，因此劣势科目的比例降低，让他们更有希望能够考中。
不过这只是一种平衡措施。他们还是无法与早就考中科举的那些学生相比，因为对于那些已经正式进入官府的学生来说，尽管最开始只能是一个吏员，三年后才能考取正式官职，但是这三年不但能让他们熟悉官场，更能让他们积累人脉。当三年后他们开始考取正式官职的时候，只要不是情商特别低的人，往往都已经有了自己的人脉网络，上有各种座师名分的官员提携，下有无数同学照应，他们的官场生涯显然更加平坦。
但对朱敬伦来说，科举的目的，并不是唯一选拔官员的方式，他更看重的是科举对广大读书人学习热情的调动。可以说，要不是他始终牢牢抓住了科举的内容，他根本就无法将自然科学这么快在读书人中间推广，更不可能有这么一只庞大的懂得自然科学的师资力量。
现在这批在官府学宫学习的学生，他们就是最好的教师人选，国学上，他们是接受过传统教育的，四书五经完全没问题，科学上，能从乡村学堂、县学和府学三级学校杀上来，每一个人都是千里挑一的人才，没有每门功课九十分以上的成绩，是不可能进入学宫的。
师资这个最重要的问题解决之后，剩下的经费问题，就算不上一个大问题了。恰好这两年政府财政控制的比较好，赤字已经削减到了三千万两，如果全部由国家来承担教育经费，也不是承担不起了。
因此在官府的运作下，突然广府学宫开始招募教师。为了调动学生们的积极性，给教师赋予官府身份，归礼部教育司直接管辖。一个最低级的乡村教师，品级为从九品，跟刚刚进入官场的吏员品级相同。同时还告诉他们，当教师三年之后，一旦官府官职有缺，他们也有资格直接考取官职。因此他们在身份上，跟考中科举的吏员完全一样。这显然大大激发了那些许久无法考中科举的学生，报名的热情高涨。
朱敬伦本以为，按照这种方式，大明政府能在一年时间之内，完成义务教育普及工作，至少在硬件上完全搭建成功，接下来只不过是鼓励学生入学，积极提高入学率的问题了。
至于困难，他原本不认为有太大的阻碍，因为这是乡绅阶层自己放弃的领域，就好像当初他们不肯配合，大批不肯给新生的大明做官，恰好让朱敬伦可以提拔一批新的官僚一样。现在由于曾国藩名誉扫地，当初大批相应曾国藩出来办教育的乡绅，突然甩手不干了，那么官府接手也就顺理成章了。
但没想到，乡绅阶层竟然强势的反弹了，在教育推进到1872年年底，突然发生了大批乡勇包围各地学堂，将县城派下去的警察甚至士兵都包围在了学堂中，尤其以经济发达的珠三角地区南海、番禺和顺德三个县最为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