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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敬伦没说谎，骂朱敬伦的多了去了，但大多是大明之外的读书人，对那些人来说，朱敬伦现在就是逆贼。
陈芝廷叹口气：“那我能做点什么呢？”
他真的不想挨骂了。
朱敬伦叹道：“给那些家属一些照看吧。不能让孤寡坐困，让贫弱待死啊。”
陈芝廷点点头，情况已经很清楚了，不清楚的地方报纸也早就讲清楚了，那些人真的是穷苦的烧窑工，真的是日子过不下去了，这一年来大多数人都是靠着打零工为生，明明是手艺人却不能用手艺吃饭，才做下这等错事。按现在的法律，他们流放无疑了，可他们的儿子怎么办，妻子怎么办，还有老父母怎么办。其中大半人正是生活压力最大的那批人，家庭情况也是最差的。稍微好一些的，也不至于愤怒到这种地步。
可是陈芝廷有一个顾虑：“如果犯人的家眷反而得到政府照看的话，这不是助长犯罪吗？”
这就是从政治角度出发了。按照故老相传的做法，中国法律讲株连，而不是抚慰。
朱敬伦则是从人性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
“犯人也是我们的子民，他们一时犯错，家人却是无辜的。我相信他们知错能改，流放几年后还能回来过日子。”
陈芝廷理性觉得这么做恐怕会有无穷的麻烦，但感性上他也觉得舒服很多，另外一点，如果官府这么做了，官府受到的苛责会变小。
陈芝廷点点头。
朱敬伦接着道：“你不来找我，我也要去找你的。这次的事情得让我们这些身居高位的人警醒。不要为了这一次的事情就瞻前顾后，以后类似的事情还会一次一次的发生，可能二三十年都会如此。这一次的事情可能是一个孤例，但告诉我们一件事——老百姓有怨！”
陈芝廷神色凝重起来，老百姓有怨这是大事，有怨不能平是要出大事的，历史上历朝历代的大案，不都是这样出现的吗。
“这几年很多人的日子都不太好过，日子比以前艰难了，但还没到活不下去的时候。这样的苦恐怕还得再吃几年，也许整整一代人都得吃苦。”
工业化的转型期，没有一代人是很难完成的，也必须在一代人中完成，否则有可能就完不成了，很多人讨论阿根廷为什么从一个世界级富国，突然停滞不前，有从经济学分析的，有从政治角度解读的，但很少有人从人性上来解释。
朱敬伦明白一个道理，无论如何响亮的口号，无论对么伟大的目标，最多你只能鼓动一代人牺牲奉献，从没有人能让一个民族或者国家，持续几代人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理想而牺牲。
阿根廷人没有在一代人中完成工业化，那就彻底的失去了机会，日后的一代又一代，他们只能接受享乐，受苦他们绝对不干，因为他们的父辈、祖辈干过，没有什么结果，那么还有什么理由让他们这一代再干这种蠢事呢？
一代人受苦，怎么也得二三十年，这一代人不受苦，落下的差距，日后总会要另一代人来追赶的，他们只能追赶的更辛苦，更累。
朱敬伦绝对不愿意将这种责任推给后代的，事实上现在他也可以选择民生多一些，他完全可以限制大茶园的发展，让那些小茶园在享受一二十年垄断的福利，可是之后呢，印度茶上来了，他们还是要破产，二十年之后的差距，可就真的赶不上了，这种时间成本往往是最大的机会成本，用中国人的观念来说，就是气运，你失去了那个大气运，再想遇到，没那么好的事情，除非你是上帝的私生子。
“我们很长一段时间都不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我们就不可能让他们心里没怨恨，可是我们得让他们有怨能平，得让他们有说理的地方。公堂本来就是一个说理的地方，所以我们必须坚持让公堂敢说话。谁都不能干涉公堂断案。只是现在老百姓还不太爱打官司，否则他们也不至于用刀子说话。都是一群文盲，但也要让他们知道，有一个说理的地方。我想了很久，似乎我们现在可以做点事了。官府现在把学堂都管上了，小学也教了数学，但还缺了一门课，法律！”
教育肯定是必须的，现代教育的目的，中国人长期走了弯路，新中国后一直以为国家培养最急需的人才为目的，大肆强调数理化的重要性，试图补上传统文化中对自然科学这门功课的严重缺失，但是矫枉过正，反而忽视了传统文化中浓厚的人文气息。
西方人教育的目的是给社会培养合格的公民，至于人才，是自己奋斗出来的，而不是国家的义务。结果西方人的世界观反而比较正常，没有那么多的功利。
但中国传统中缺少法律的教育，传统教育中对待法律的看法往往比较负面，爱打官司的人是不道德的，息讼的结果是让法律没有成为保证公道的最后一道屏障。加上官员的渎职，法律确实也不公道，最后更没人相信法律了。
有什么办法能比从小就教育孩子的法律意识好呢。
“这事礼部跟刑部合议吧。”
礼部管教育，刑部管司法，法律教育的问题，当然就这两部共同协议出一个方案最好。
“这是长久的事情，下一代人才能起到效果，这一代人是要吃苦的。但是让他们吃苦，也得让他们知道为什么吃苦，得让他们知道他们吃苦是有结果的。得让大家都知道，他们现在吃苦，下一代就不会在吃苦了。现在工部力推兴业大计，不就是用富民来说事吗，让工部牵头告诉大家这个道理。发告示也好，打广告也好，让大家有个盼头，不绝望是正理。”
不让人绝望，人就不会不顾一切，这是朱敬伦从那种明明大大减少了数量，反而安定了人心的移民现象，哪里领悟到的，因为他给人了最后一点希望。
陈芝廷回去后立刻遵照朱敬伦的指示，让刑部和礼部合议推广法制观念的问题，一定要让老百姓知道公堂是最后说理的地方这个道理；让工部出面宣传工业的最终目的是富民这一个理念，为此每年拨出十万两给工部作为宣传费用。
关于这次砸砖厂的问题处理，那几个激愤闹事的烧窑工依然是被判流放了，流放到了阿拉斯加，但因为他们这次事件中没有死人，因此流放期限只有三年，官府保证给予他们家人以照顾，清醒过来的烧窑工都认罪了。
当然该挨的骂还是少不了，就有一群自认为为国家考虑的精英，批评官府这种做法，是在助长暴民犯法的行为，也有骂官府不过是出事了才知道收买人心，早干什么去了。
但陈芝廷知道，官府出面照顾那些老弱，不过是出于仁道考虑，只是因为他们少了家里的顶梁柱活不下去，而不是因为其他什么政治考量，这件事他做的问心无愧，突然感觉到，那些骂声似乎根本不值得关心了。
国内的问题很麻烦，国外的问题也一团乱麻，最麻烦的是法国人。
德意志邦国联军在法国政府倒台期间，如入无人之地一般攻打到了巴黎，包围了巴黎，整个欧洲的目光都吸引到了巴黎。
第五百五十六节 两个新国家（）
法国人真的麻烦大了。
普鲁士联军在9月多，俘虏了法国皇帝一个月之内，就攻进了法国，包围了巴黎。
但是法国人并没有投降，他们选出了新的总统，组建了新的政府。
新政府是一个国防政府，或者干脆叫做军政府，总统是一个将军。
新政府不想屈辱的投降，但是他们可以接受一个体面的停战协定。
新政府希望放弃一些过去的做法，换取德国人撤离法国，比如他们不在干涉德国统一，支持普鲁士统一德国。
但此时普鲁士统一德国，已经不需要看法国的脸色了，他们根本就不接受法国的条件，他们只接受法国投降。
或者说，法国投降，站在法兰西民族的躯体上建立一个新的德国，本身就是对德国统一最好的礼物，普鲁士国王很需要这份礼物，这会让他是站在荣誉上踏上皇位，更容易赢得整个德意志民族的拥护。
于是战争继续。
在巴黎被包围的情况下，法国人不断的组建新的集团军，这次他们得到了英国的支持。
就在这种情况下，一向热情奔放的巴黎人民还革命了，假如革命本身不是一个褒义词，那么真的很难让人评价在这种情况下巴黎人革命的意义，首先这些底层的民众，他们绝对不是想要投降的，可他们的新政府也没有投降，他们不支持政府继续抗战，城外就被普鲁士的包围之下他们革个什么命啊？如果说他们就是为了抵抗，那更没有革命的道理了。
总之这是一个很没有道理的行动，当然也不像书里说的那么伟大，至少大多数巴黎人并没有支持，因此政府轻松的镇压了这次起义。
新组建的法国集团军尽管有时候战斗意志高昂，在保家卫国的情绪支持下，他们作战异常勇敢，但新的軍队，显然在组织力上差了太多，各种问题贫乏，后勤补给不足，军事纪律很差，軍队也无法完成各种战略行动，结果就是不断的失败。唯一的胜利是11月卢瓦尔集团军占领奥尔良，击败了巴伐利亚第二军，但是很快遭到反击，又撤出了这里。
之后又是一连串的战败。
12月底，德国人开始轰炸巴黎，此时他们已经调集了500多门克虏伯大炮，第二年初，巴黎人再次爆发起义，法国国防政府再次镇压了起义，然后抓紧时间跟德国人谈判，签订了非常丧权辱国的条约，割地赔款一个都不少，赔款60亿法郎，比大清国历史上的赔款加起来还要多。
因为这个条约，巴黎人继续不满，终于在3月份起义成功，建立了巴黎公社，同时法国国防政府倒台。
法国的战败，本来对东方国家没什么影响，但是时代变了，先是在越南，越南人拒绝了之前答应法国人修铁路的事情。普法战争之前，法国人终于取得在越南修建一条通往大明的铁路的权力，但是他们在勘察过程中，跟越南本地人发生了很多次冲突。普法战争爆发后，勘探任务陷于停顿，当看到法国人被揍后，越南官府表示，老百姓反对建铁路，因此他们通知法国人，这件事还需要再议，法国人很生气，但是没办法。
在上海，大明成功的取代了法国，接管了过去的法租界。至于法国政府，乱糟糟一片，李鸿章派到法国去向法国道歉的使者，竟然一时间都找不到找谁道歉，9月就到了法国，到现在为止都不知道该找谁道歉去。
历史上，他们待了一年多，第二年才见到了法国新总统。而在他们等待期间，法国经历了三任政府，国防政府、巴黎公社以及第三共和国。
其实此时大明公使也希望找到一个法国的责任政府，虽然接管了法租界，但是并没有得到法国的同意，之前已经给法国发去了照会，告诉他们，因为法国无法保证上海租界的安全和秩序，所以大明需要接管这里。
法国人还没有回复，大明则希望法国人尽快同意，尤其是现在法国正是脆弱的时候，不让他们同意的话，等他们缓过劲来，又会挑起事端。
直到5月份，大明公使才联系上了马赛的法国新政府，对他们表明了大明的态度，告诉他们大明将在法租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