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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与其被这些人抢夺，不如让大明占了。
因此天津教案的消息传到大明，大明軍队马上收到了命令，开始紧急心动起来，休假的军官取消放假，探亲的士兵立刻归营，陆军开始密集进行演习训练，海军开始往广州集结，随时准备北上。同时后勤部门开始储备军事物资，一时间市面上的粮食、布匹、纱布价格都涨了一成。
大明的动向，让相关各方更加紧张，因为他们看到在这个时刻，有余力干涉东方事务的，好像就只有大明这个国家。
但是没人想让大明介入，尤其是英国人，维持英国在长江的利益是他们在东方最大的外交准则，因为目前上海已经成为了英国在东方最大的贸易口岸，每年进出口数千两银子，无法割舍。
如果大明介入，不管是北上京津，还是再次介入长江流域，英国人都认为对他们不利，上一次大明解救太平天国，独占了天京口岸长达半年，如果大明在玩一次这种手段，独占上海利益的话，英国人的损失太过巨大。
大明北上京津的话，英国人又担心失态失控，欧洲的问题还在焦灼，法国皇帝一心想羞辱普鲁士国王，一旦普鲁士不肯屈服的话，就又是一场战争，英国一时之间无法抽调力量干涉远东事务，所以他们目前最合理的措施，是保持平衡。
世界霸主有时候也真是不好当，真是操碎了心，不但要保护自己的利益，还需要保护自己的掠夺对象，当真是不好操作。几年前，英法联军一边进兵北亰，一边还要在上海帮助清军防备太平军，这种奇葩的事情，英国人也不想在做一次了。
这次事件虽然是因为法国天主堂而起，法国又是教皇授命的保教国，整个东方，都是法国的保教区，所以法国人表现的极为强硬，他们的军舰第一时间就跟英国组成联合舰队，进逼天津用战争威胁，显然他们并不认为他们没有力量，法国人此时骄傲到了极点，根本就没把可能跟普鲁士的战争放在眼里。
美国人一向都希望能够取巧，也不会采用强硬手段，俄国人在欧洲的印象往往比较野蛮，在欧洲给人一种善于使用暴力解决问题的印象，但是在东方，从上次鴉片战争开始，他们反而表现出一种狐狸的性格，可这次他们自己人也有被杀的，显然不太容易保持中立。
面对如此复杂纷乱的局面，英国人向来喜欢寻找盟友，联合甚至依赖别人的力量解决问题，但此时他们发现，在东方，他们能借用的，就只有大明国的力量。除了这个势力之外，其他国家此时竟然都因为某种原因，无力干涉。
所以威妥玛再次向大明发照会，希望能够在天津教案上保持一致。
大英帝国的邀请，在这个时代是一种地位的象征，甲午战争钱英国跟日本签订了平等的通商条约，英国人对日本人说，这份条约对日本的意义，远胜过战胜大清国的軍队。
可问题那是要对谁，换做一个油滑的政府，此时也会非常乐意接受英国的要求，给英国人打工，从而借助英国的力量，博取自己的利益，然后借助英国在世界体系中的霸权，维护自己得到的利益，简单来说，就是给英国打工，然后分享一点辛苦钱，后来的日本就是这么干的。
但朱敬伦不是日本人，他没有日本人身上那种取巧的性格，没有给人做苦力的觉悟，他有中国老一辈人身上那种以我为主的自主意识，在这次事件中，他更想大明来主导。
所以面对这次危机，大明有自己的动作。
就在英国人找上大明的时候，大明却找上了其他人，先是跟美国公使、俄国公使磋商，希望两国能保持克制，从维护东亚稳定的大局出发，尽量保持克制。对于天津发生的教案，大明表示遗憾，并且愿意出面从中调停，给各国一个公平合理的交代。
显然大明想在这次事件中扮演更大的角色，而不是甘于做大英帝国世界体系的维护者，不愿意充当英国人的马前卒和爪牙。
俄国人的农奴制改革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问题依然很多，由于在农奴制改革中，让农奴承担了太大的成本，过于保护贵族地主的利益，导致各地暴动不断，而贵族地主作为既得利益者，很多也对改革不太满意，加上中国实在是过于遥远，所以俄国人也没有力量，没有兴趣真正介入东方的危机。
历史上，最后是李鸿章出面平息了这次事件，他解决问题的突破口，就是说服了俄国人答应不杀人，最后只是赔钱了事，几个杀人的中国暴徒，反而被清政府给轻判了。
因此这次俄国人也很乐意接受大明的调停。
美国人向来不热衷于使用武力解决问题，在中国两次鴉片战争中，他们都保持了克制，他们的外交政策，向来是以利益为主，希望跟其他国家保持友好来维持利益，在外交上，他们之前喜欢跟随英法这样的强国。
这次大明出面，并且向他们保证维护他们利益的态度后，美国人表示支持大明这个东方国家，在教案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至于法国人，他们的政府都即将在普鲁士的打击下倒台，之后是巴黎公社运动，他们自己把自己的事情搞清楚就得几年后来，现在法国看起来强硬，那不过是一只还没发现自己早就老迈的牙齿脱落的野狗最后的狂吠。
但大明还是跟法国人接触了，告诉法国，大明一贯的政策是维护贸易自由和地区和平，大明愿意保证法国的利益，对法国外交官和宗教人员的遇害表示遗憾，但是希望大家能在和平的前提下处理此次事件。
法国人对此表现了不耐烦，但他们也得顾忌大明的态度，朱敬伦称作铁甲舰去了法国一趟，不是没有收获的，除了让法国接受了一份平等的关系，比如他们放弃了之前要求跟英国一样的治外法权，另外也让法国人明白了大明是东方一个强大的国家，至少拥有强大的军事工业，尽管这是一个假象，但是在表面上就是这样，很长一段时间是不会被戳破的，就好像甲午战争之前的北洋舰队，当时全世界都以为大清是东方第一海上强国。
法国人对大明的回应是，法国愿意保持和平，但是清廷必须给法兰西帝国一个满意的交代，清廷必须为伤害法兰西帝国公民和神职人员付出代价。
他们提出了要处死负责的官员，惩办相关的官员，派专使去法国道歉，并给与经济赔偿。并且保证此类事件永远不再发生，还要求保证天主教在满清内地的传教自由。
法国人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还自以为给了大明莫大的面子，却根本就没考虑过这次事件中，法国人自己是不是也有责任，这跟西方此时惯常的思维方式有关，他们天然的认定自己是唯一的文明人，如果跟其他国家的人产生了冲突，一定是因为对方野蛮所致，所以他们直接就提出了解决的方式，与其说是尊重大明，愿意让大明调停，不如说是让大明将他们的裁决结果通知满清。
但他们似乎没有考虑过：“我们是不是应该先调查一下事情的原因呢？”
大明的使者向法国人提出这个本应该最基本的建议，法国公使颇为不耐烦的同意，他感觉这完全是走过场，事情的原因肯定是野蛮的中国人刻意伤害文明的法国人。
而且他们提出由法国人进行独立调查，大明不同意之后，他们又要求组成以法国人为主的国际调查团，大明依然不同意。
大明给出的建议是，大明将派出完全中立的调查团，任用富有道德和正义感的绅士，负责调查此事。
结果法国人还是不同意，更不同意大明提出的调查人选，而大明坚持派这个人去，因为此人是大明的皇帝选定的。
最后跟法国人没有谈拢，大明宣布将独自对此事进行调查，照会各国，在大明完成调查之前，希望各国都保持克制，否则视为对大明的不尊重行为，大明也必将不再配合各国在东亚维持自己利益视乎的行动。
大明的强势态度，让各国产生一种这个新兴的国家，试图在这个地区主导地区局势，就好像美国人在美洲所做的一样，他们尽管很不舒服，但是却不觉得奇怪，因为以他们的观点来看，这是任何国家都会做的，这是维护本国利益的合理行为。
只是各国都对大明要派出的调查人员表示了不理解的态度。
因为这个很有争议性的人物是曾国藩，这几年一直在大明推动兴复儒道的曾国藩。
没人认为这个极力维持中国传统宗教的大儒，能在调查天主教教案的过程中保持客观。
第五百四十七节 登高必跌重（）
别说西方人了，就是中国人，包括大明的读书人和满清的读书人，都不这么认为。
但是他们不认为曾国藩不能保持客观，而是认为曾国藩一定能证明洋教的邪恶。
广大读书人，除非真正了解西方宗教，甚至是信教的中国人，很少对洋教有好印象，这是目前的普遍现象，可以解释为一种文化团体对外来文化入侵的一种应激性心理反应。
历史上，当天津教案爆发之后，清廷同样是让曾国藩出面解决。曾国藩是一个把诚作为信仰的人，这是他的修养，所以他去调查的时候，追求的是客观事实，调查的结果并没有让广大读书人如愿，他经过调查认定，教堂里并没有人们谣传的洋人挖人心肝之类的情况，传闻中放小孩眼睛的陶罐里，放的不过是洋人泡的蒜头而已。
曾国藩的调查结果是事实，但是却不符合中国人的认知，结果天下人反曾，曾国藩在天下人的咒骂中，第二年悻悻离世。
研究外交史，就不可能绕过西方宗教在中国的传播史，不能绕开因为教案引发的相关历史事件。
朱敬伦太清楚曾国藩因为调查教案一事，名誉扫地，至少在当时被读书人咒骂。
明明知道曾国藩去调查这件事没有好结果，朱敬伦还是要去做，原因很简单，因为曾国藩是罪和斯的人。
历史上清廷之所以选择曾国藩去处理，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曾国藩是当时天下第一大儒，平定太平天国保卫中华礼仪人伦的巨大光环套在曾国藩头上，让曾国藩成为一个最接近圣人的人。
国家出现圣人不是坏事，可问题是这个圣人如果是一个活人的话，就会让人尴尬了，尤其是对皇权，面对这种活的圣人，你用他吧，无法控制他，不用他吧，又交代不过去，总之这样的人在任何时代出现，都会给皇权造成非常大的现实困扰。
所以满清让曾国藩去做这件事，因为这种事非常麻烦，牵扯到了群体性的不理智，谁都清楚沾上这种事就不可能全身而退，哪怕是曾国藩沾上，也得惹一身腥，一个毫无污点的曾国藩清廷不敢用又不能不用，但如果有了污点的曾国藩，那就可以放心用了，因为这样的曾国藩就不在是圣人，只是一个能力很强的人才。
朱敬伦其实也遇到了跟慈禧和奕欣一样的问题，曾国藩的威望太高了，高到了让朱敬伦不能忽视的地步。他不是一个嫉贤妒能的人，他并不担心国家出现精神感召力超越他的人，尽管那样会带来麻烦。
他之所以觉得曾国藩是一个麻烦，不是因为曾国藩的号召力太强，关键是曾国藩的号召力跟他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