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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这个人本身的行为，宗教味道太浓了，他走遍广州十四县的时候，已经不用他去派人送名帖请名儒了，当地的儒生无不是翘首以盼，聚在一起等待曾国发。
大家将跟曾国藩的会晤，看作是一种至高的荣誉。其实他们完全可以自己干的，但就是要等曾国藩来，跟他们见一面，听听曾国藩那种老夫子们讲了无数遍的大道理，然后欢快的跑到各个村子去督造孔庙。
1868年，在这一年，曾国藩在潜藏大明乡间，平日里沉默的儒教的力量，彻底激发了。
曾国藩身上的宗教味道也越发浓烈了，当他当年发出檄文的时候，开始带有卫道者味道，当他开始在广枺⒃嫉氖焙颍闪艘桓鲂勒摺�
这样的人身上是有宗教感召力的，他不收弟子，但有越来越多的人跟随他，跟在他的那头瘦驴身后，他走到哪里，那些人跟到哪里，他讲学的时候，那些人就听，他不讲的时候，那些人就等。
年轻人有，中年人有，甚至连老人都有，有人跟着他走着走着，死在路上的也有。
当曾国藩已经有当年孔子周游列国的一种味道的时候，朱敬伦更不能阻挡了，此时阻挡他，就是跟整个读书阶层为敌了。
当然这时候他还是没看出曾国藩立道的坏处，只是惊叹于曾国藩的感召力而已。
其实如果不是太平天国对儒教的破坏，不是洋教传播对儒教的冲击，曾国藩也没有这么强大的感召力。
儒道不是一个积极扩张的宗教，甚至不是一个宗教，只是一个带有宗教味道的理念而已，它从来没有严格的教规，不遵从孔子的教诲，也没人会把信徒绑在火刑架上，他也没有一个严密的组织，从来没有一个教主，凝聚它的，也从来不是庙宇中的神像，而是传承了几千年的道德文章。
儒道没有组织，于是在外来入侵之下，他没有办法组织实质性的力量来抵抗，可是天下读书人的心中不免有强烈的危机感，这时候一个人站出来了，他已经保卫过儒道一次，现在他说还要在保卫儒道一次，这次是在洋教的冲击下，包围儒道。
此时，那些对洋教传播感到忧虑的读书人，找到了心灵的寄托。可是跟随曾国藩的，却远不止这些人。还有大批对改朝换代不满的读书人，在新的国家无法获得地位的读书人，甚至只是对社会不满的读书人，他们都开始跟随曾国藩。
其实很多时候，他们只是想跟着一个英雄罢了。
朱敬伦知道自己阻止不来曾国藩，但他相信，儒道不是一个善于造反的宗教，假如它算是宗教的话。
曾国藩是在立道，但是他立的不是曾国藩的道，他是在重塑孔子的道，是在重申儒教，而不是创建新教。
本身就不担心这个已经跟政治，跟皇权合作了两千年的宗教，曾国藩也没有试图打造一个有纪律的严密组织，唯独是担心曾国藩越来越高的威望而已，犯不着阻挡曾国藩，朱敬伦也就任他去了。
这一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
兵工厂改革了，这是官办企业的转型，如果成功，不但兵工厂将成为一个市场化的巨头企业，关键是这种模式如果成功，今后万一民间推动不利，朱敬伦多了一条采用国营方式工业化的手段。
锦纶堂开办机器丝织工厂了，这是一个旧时代的商业巨头，在向新时代转型的标志，如果成功了，那意味着至少旧商人势力，打通了一条通往工业化时代的去路，而商业资本则将开始大举转变为工业资本。
再就是曾国藩立道了，才他目前的进展来看，他说的三年可成大功，不是一句吹牛的话。
要说让人失望的事情也有，日本人还是开始了明治维新的脚步，维新派成功的将权力从幕府手里夺了过来，维新三杰像历史上那样，掌握了国家的权力。
日本幕府实在是扶不起的阿斗，朱敬伦用广府银行为他们进行信用担保，汇丰银行和巴林银行分别在九龙和伦敦为他们承销了各五百万两的债券。
有一千万两银子在手，他们购买了大量的军火，英国人提供了大量的线膛步枪，大明提供了上万门各型滑膛大炮，但他们还是失败了。
伏见鸟羽一战，幕府军先后一万多人参战，倒幕派兵力不过五千，但双方都装备了大量的火炮，步枪，关键是倒幕派靠海的西南强藩的武士组成，他们早就接受了西式的军事训练，请洋人作为顾问，而幕府虽然也有洋人顾问，可是训练时间太短，最关键的是，明治天皇颁布了讨幕诏书，天皇站在讨幕派一边。
所以最后纪律性更强，士气更旺，指挥更统一的倒幕派，战胜了由数十个大名番兵组成的指挥不一的幕府军一点都不意外，幕府高价采购的那些武器装备，反而大部分落到了讨幕派手里，很多大炮甚至都还没来得及放一炮，就连带成箱的炮弹，成了讨幕派的战利品。
到最后幕府采购的海量军火，不但没能组织讨幕派进兵东京，反而成了明治政府之后镇压东北大名的强大保障。
随着幕府的失败，日本在九龙和伦敦发行的债券，突然跳水般的往下跌，为他们提供担保的广府银行不得不一次一次吃进这些债券，最终这些债券中的大部分都将变成日本欠广府银行的债务。
而日本债券的爆跌，还引起了大明债券市场的大崩溃，连带的大明政府债券都被人大肆抛售，广府银行试图救市，可是很快它自己就遇到了麻烦，在很多银行门前，都有人排队挤兑广府银行发行的纸币。
此时朱敬伦才反应过来，这不是一次普通的债务危机，而是一场专门针对大明主权信用的金融打击。
第四百三十九节 金融战（）
在债券爆跌的时刻，非常巧合的是，巴林银行和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的代表刚好都在香港。这两家银行都有打击大明货币的能力和经验，所以都很有嫌疑，朱敬伦派人分别询问。
“不是你们巴林家族的人干的？”
但是巴林银行的人矢口否认。
“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显然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代表，也绝对不会承认这一点。
但他们都有能力，都有渠道，也有方法，最最重要的是，他们都有动机。
因为大明终于开始修建铁路了。
朱敬伦去法国之前，大明政府已经掌握了大部分铁路途径区域的土地，只有几座坟地和祠堂没有谈好，朱敬伦走之前交代陈芝廷搞好这些事，陈芝廷也很认真的在做。
朱敬伦从法国回来的时候，能解决的问题大部分都解决了，几家祠堂在官府出了高家后，都愿意搬迁，而几家坟地也同意在皇帝给他们祖宗写下祭文后，愿意给官府这个面子，真正的死硬分子其实只有三家，其中一家在新安县，一家在东莞，还有一家是在番禺县，其中东莞和番禺的都是坟地，反倒是新安县的只是一块普通的菜地。
朱敬伦能猜到这两个家族会否认。
罗斯柴尔德家族跟大明的关系不多，巴林稍微密切一些，他曾经帮伍崇曜和朱敬伦进行过投机，当然朱敬伦的是保密的，全都是伍崇曜出面，将资金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交代是伍家的，另一部分则说是其他商人的，从没说过是朱敬伦本人的。
巴林家族大概也从没想过他曾经投机获利的一亿多两银子是皇帝的，事实上他始终猜测那笔钱是属于多个中国大商人的，比如十三行中的某几个行商。
因此他从没想过朱敬伦有能力一个人甩出一千万两银子，直接砸在一条铁路上。
巴林想不到的事情，罗斯柴尔德更不知道，罗家甚至不知道有过这笔钱，巴林帮人做投机，他们是轻易不会告诉别人的，尤其是伦敦金融城里的同行，倒不是投机非法，主要是因为保护他们的客户资料，其实就是在保护他们的利益，别人都不知道他们的客户是谁的话，自然也就挖不走他们的优质客户了，伍崇曜以及伍崇曜带来的其他资金，显然就是最好的客户，是巴林家族最高保密的信息。
罗斯柴尔德家族不知道中国人曾经发过一笔横财，更不知道这笔横财是大明皇帝发的，那么根据他们对大明政府的财务状况分析，他们认为大明政府根本无力修建一条铁路。
可大明政府始终不接受他们的融资服务，坚持在九龙发行国债，由广府银行负责承销，汇丰等银行团帮忙推销，渠道上完全没有问题，甚至通过这些银行的渠道，在上海也卖的不错。
但这让罗斯柴尔德家族颇为不满，他们认为这是大明政府在冒险，冒险都不肯让罗斯柴尔德家族赚这笔钱，这简直太不理性了，在市场上，不理性是要受到惩罚的。
于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出手了，借着日本幕府战败，幕府债券在市场上爆跌的时机，他们开始出手打压大明的债券，恐慌情绪下大明数千万两债券被抛售，作为主要承销商和持有者的广府银行势必救市，势必要投入大笔的资金，这时候罗斯柴尔德家族才开始打击最终的目标，那就是大明的国家货币信用，广府银行发行的法定货币：大明两。
就像英镑叫做英镑，法郎叫做法郎一样，广府银行纸币在大明建国后被定为法定货币，规定不但可以拿来纳税，可以购买政府资产。
作为法定货币的广府银行纸币，也就被称作了明两，跟英镑的磅一样，两也是一个重量单位。
能够用来交税，这本身就是注入了一笔最大的政府信用，因为交税是一项刚性需求，那么纸币总是有用的，所以在推行的过程中，相对而言比较顺利，不但在大明已经全面推广，需要定期交税的商人最先接受了纸币，商人是经济体系中的掌控着，他们接受了纸币，老百姓也就跟着接受了。
但这个时代的纸币，最根本的信用，其实还是能够跟贵金属自由兑换，西方货币如此，大明纸币也是如此，广府银行是承诺无限制兑换的，加上广府银行的巨大信用，号称一亿两银子的资本额，主要是曝光的股东中有大明皇帝。
事实上大家相信皇帝才是大明百姓对这家银行最大的信任，因为有人会想到铺子倒闭，可没人会想皇帝倒台，也根本不愿意去想，因为那意味着天下大乱，人人都要破产，皇帝不会倒台，那皇帝印的纸币，说兑换那就能兑换，皇帝金口玉言，出口成宪，说出的话在中国人的观念中那就是法律，君无戏言，谁敢怀疑广府银行不给兑换银子了。
所以说，广府银行最大的信用，不是自身的资本金，不是政府注入的信用，而是中国传统的独一无二的君权信用，这是西方人理解不了的。
因此他们才敢于用西方的规则来对大明纸币进行打击，他们认为最后迫于压力，他们的政府会妥协，至于他们的皇帝，他们向来只把国王当作政府的一部分，尤其是英国人，更是把君王当作政府和国家的象征，象征是旗子而已，只是用来装点门面的。
但只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吗，既然巴林和罗斯柴尔德都有动机，朱敬伦就倾向于认为这是两个银行巨头联合行动。
不过他们确实给广府银行惹来了一个大麻烦。
“我们发出去的钞票现在有多少？”
这么大的事情，朱敬伦直接招来银行总办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