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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人是既不能满又无奈。
土人的情绪也好不到哪去，他们好容易把客家人赶进了深山，朱敬伦突然派兵来帮土人把他们打跑，他们如果高兴那就是骗人的。
但他们也没有办法，朱敬伦派出了上万大军，还带有许多大炮，他们根本就打不过，还有数以万计的对他们仇深似海的客家人帮忙，他们只能心不甘情不愿的将夺占的土地又还了回去。
广府土人对朱敬伦，则是既恨又怕。
可无论是不满的客人，还是怨恨的土人，他们都接受这一点，那就是朱敬伦是讲信用的，当初立下的规约，朱敬伦是坚持遵守的，所以他们都不满朱敬伦，甚至怨恨朱敬伦，但他们都相信朱敬伦。
朱敬伦早就告诉过方山，说他吃定土客两家了，因为这两家都是笨蛋。
方山现在知道了结果，朱敬伦确实吃死了两家，而且是通过他方山吃死两家的。
这两年多来，方山坐镇新会，辐射六家土客杂居的县，他采取了让两家都痛苦和恐惧的方式来吃死两家，在一个个客家人和广府人杂居的边界乡村，驻守为数不等的军队，多数军队数量不过十人，根本就无法震慑人数都以万计的两家，但却是以一种中立的身份存在，这些军队起名保乡团。
每当小规模械斗发生，双方都想拉拢保乡团，主要目的更是希望通过拉拢保乡团而获得官府的支持。
但是没人能得到支持，保乡团只支持乡约，只支持规矩，不管是谁先发起械斗，保乡团立刻选择帮助弱势一方练兵，招募弱势一方的青壮入伍，械斗结束之后，保乡团组织两家乡绅重申乡约，并且还会追究挑起械斗一方的责任，不管是谁先挑起械斗，照着当年刻下的石碑找人不会错，有名的乡绅都在乡约石碑上留下过名字，这些人现在罪责大了，只要有死人发生，立刻拉过来挑事的一方，在乡约碑前直接枪毙。
慢慢的保乡团的规模越来越大，但土客两家却没人在打了，不管是土人还是客人，首先从乡绅这个层级就不想打，如果是他们发起的械斗，最后打败了他们肯定没命，哪怕不是他们发起的，只要是他们乡里或者族人的械斗，他们也要倍处罚，处罚相当沉重，得给损失的一方包赔损失，死人一个一百两，这足以让一般的乡绅破产。
在这种严苛的管制之下，乡绅们不但不再是械斗的鼓动者，反倒成了械斗的灭火器，每当两家人有冲突，有人呼朋唤友要去打架的似乎后，他们第一个跳出来就会阻止，眼见着大家谁都不敢在打谁的时候，方山不但不偃旗息鼓，反倒是从中挑拨起来。
不断的告诉客家人说广府人在集结乡勇，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客家人害怕了，就会送子弟进入保乡团接受训练，方便对付土人的进攻。招募到足够的客家人后，又在土人中间造谣说客家人很可能要打他们。这时候在土人村子里的保乡团也能招募到足够的青壮，这些可都不用给钱的，是当地乡绅共同出资。
土客两家零散的青壮，就这样持续不断的加入保乡团，方山为了刺激两边，还分别给不同的保乡团起名保土团和保客团，好像是专门组建来保护当地人的，那么让当地人出钱，也就合情合理了。
不但是方山，就是朱敬伦都很认同让当地乡绅出钱组建保乡团，他就是要榨干这些乡绅阶层，让他们穷的在没有能力编练团练，让他们穷的再也不会认为械斗是发财的机会，这样才是打击械斗发生的基础，至于仇恨反倒不重要了，他们就是再恨，没钱打，也就只有恨，恨是恨不死人的。
就这样方山拉起了总计两万人的军队，土客六县各县招来的青壮人数差不多，多的比如新宁有三千人，少的比如鹤山，也有一千多人，总计就达到了两万人，全都是青壮，全都是参加过械斗的青壮，没有一个老弱，都是好汉子。
可这样的好汉子，竟然上不了战场，集结到新会后，方山得知朱敬伦要送他们去广州，而不是直接去肇庆，这让方山一场懊恼，这些人是他拉起来的，这些人立功就等于他立功，可这些人上不了战场，怎么立功？
他决定找朱敬伦好好说说这个理。（。）
第三百三十九节 肇庆会战（3）（）
方山说的很委婉，给他八个胆子，他也不敢当面跟朱敬伦发火，他跟侯进不一样，侯进喜欢人前人后表现他跟朱敬伦的关系，说俩人是兄弟云云，当面有时候也跟直呼其名，但是他给自己的定位很清晰，他就是一个谋臣，他争取能做好一个军师，比如诸葛亮和刘伯温那样的谋士就很好。
朱敬伦听完方山的说法后，告诉他：“调土客团勇到广州，主要是因为广州兵力空虚，八旗兵分散在高雷阳和惠潮嘉两道，威胁还不算大。但是南韶连道的乡勇现在被打散了，溃兵已经有流散进广州府的，这是一个大麻烦。如果不能立刻将他们收拢起来，迟早不是落草为寇就是叛乱。所以你们的当务之急是尽快四处清剿这些流寇，不能让这些人打家劫舍，为祸一方。”
方山一听是有任务，心里好受了很多，但依然有些失落，好像他两年来的努力，只能用于干这种事，不能上战场他苦心招募的这些团勇有什么意义？
“可是大人，肇庆哪里才是重中之重，我听说战事不顺！”
朱敬伦摇摇头：“相比攻城略地，后方的安定才是重中之重，我们最近新招募了5千多县吏，刚刚派驻各县，他们的政务还不熟悉，依然需要进行培养和训练，我们需要时间，要是这时候地方上乱了，打再多的胜仗也没意义。所以让你回来，就是干这个的，至少在今年我不想看到广州府地方上有任何乱象，否则拿你是问！”
朱敬伦的意思很明确，这是给方山委以重任，他心里好受多了，尽管他更相信这是朱敬伦在安慰他，但能让上司安慰，不也说明上司的重用，可同时他心里有深深的危机感，两年多没在朱敬伦身边，俩人的关系可能真的疏远了，否则何至于需要安慰他，直接下命令就完了。
他觉得他毕竟不是侯进那种跟朱敬伦一起打过仗的生死兄弟，要想得到重用，怕是只能不断的立功，那么这个任务他就真的不能弄砸了，马上行动起来，召集手下的军官，要他们轮换出击，到各乡清乡，一个散兵游勇都不能放过，能招降就招降，不能招降就消灭。
说不重视攻城略地是假的，肇庆大战已经进行到了第十天，让朱敬伦意外的是，水陆两路竟然都没有取得什么实质上的进展。
湘军在龟顶山和大鼎山上假设了几百门千斤大炮，他们的大炮虽然不够先进，但是他们占据着地利，牢牢封锁了这一点江峡，控制了这一地，湘军就控制了西江上游，他们的物资补给和人员都能从广西源源不断的输送到广枺础�
朱敬伦知道湘军很强，但觉得他们不过就是冷兵器时代的军队罢了，再强还能抹平时代的差距，因此他做好了苦战的准备，但没想到会这么苦，损兵折将已经过千，湘军损失不清楚，但估计会更大。
一场战事中付出上千士兵的代价，这是朱敬伦在之前作战中还没有遇到过的，无论是剿匪还是平息土客械斗，他都没有付出这么大的损失，可现在仅仅是为了攻打湘军把守的两座要塞，短短十天就损失了上千人，让他如何不震惊。
但他忍住不去干涉前线军官的指挥，越是干涉，恐怕越起到反效果，在战场上打仗的是他们，死人的是他们，坐镇后防就不要添乱了。
但战报他是要看的。
此时大鼎峡两岸的山上，都有一座寺庙建筑，龟顶山上的是一座道观，叫做元贞观，与江对面的大鼎庙隔江相望，此时两座寺院都被湘军征集作为了军事要塞，不但假设了大炮，还在外面挖掘了许多壕沟，筑起了土寨。
新安军从北岸攻打龟顶山，五坑军从南岸攻打大鼎山，两路都受到了湘军的顽强阻击，对方的作战意志非常顽强，几乎没有逃跑的，要么战斗到最后一人，要么在军官的带领下有秩序的撤退。
光凭这一点，曾国藩组建的湘军，就能傲世中国其他军队，湘军的成功也不是侥幸。
文鸢站在龟顶山下，冲锋的士兵又一次退了回来，他带着十几个军法官站在这里，竖着他们的大旗，上书“第一”字样，他们是新安军第一旅，文鸢觉得这个编号就是给他们的排序，他们就是第一，别的旅并不认同，但他还是掏钱做了这面旗帜。
士兵们逃回来，却在大旗前停住，然后慢慢整队，再次回复组织。
看到大旗他们就踏实了，看到大旗他们也冷静了，因为过旗者斩！
后世有人描绘过湘军，说曾国藩就是这样，树立一面大旗，前面划一条线，过线者斩，所以湘军才死战不退。
这就是扯淡了，曾国藩没有这种习惯，他倒是有杀人的狠心，但他没有杀人的必要。
曾国藩的湘军也打败仗，也有逃跑的时候，曾国藩本人也不太会骑马，更没有这种武将作风，打仗的时候，他很少亲临前线，他很少给部队什么指示，因为他不怎么会打仗，曾国藩不太会用兵，但曾国藩会用将。
他用将的方法带有浓厚的中国式智慧，他不干涉军官的指挥，他最多下达一些目标。
打了败仗的军队是要处罚的，基本上是按照戚继光的军规，如果士兵跑了，军官没跑，战后砍士兵的脑袋，如果军官跑了，士兵没跑，就砍军官的脑袋，如果士兵和军官都跑了，还是砍军官的脑袋。
如果一只军队已经尽力了，营官死在战场上，士兵没有把他救下来，这支部队整体都要受到惩罚，不管这只军队的士兵训练多么有素，直接就地解散。
如果一只军队打赢了，那就给军官钱，让他在回去招兵，湘军就是这样滚雪球一样滚起来的，而且都是胜利的雪球，因为所有军官全都只有胜利经验，没有失败经验，因此这是一直习惯了胜利再胜利的军队。
这种只留胜利者的做法，充满了一种智慧，未必附和军事常识，但很有效果。
这意味着他的敌人面对的，是一只要么没有打过仗，要么就是没有打过败仗的军队。
久攻不下，战后开始开会，军官们第一次爆发了矛盾，都认为别人打仗没有尽力，互相推诿，互相责难，湘军是子弟兵，他们也是子弟兵，都是从一个县、一个乡，甚至一个村出来的，此时却吵得跟仇人一样。
参谋人员根据战斗的情况，认为兵力还是不足，他们提出增援的建议，被一个个年轻气盛的军官给否定了，他们觉得丢不起这个人，他们也是一只没有打过败仗的军队。
侯进跟黑狗也吵的不可开交，作为主将，他们当然不是因为推诿责任而争吵，他们在给各自的部队争取利益，都想争取到炮兵的绝对支持，俩人都觉得自己攻打的地方更重要，都认为他们应该得到优先支持。
官司打到了朱敬伦这里，这一次他知道，不干涉是不行了，因为他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第一是前线没有设立一个统一的主将，无法协调指挥，之前他没觉得这有什么问题，防止部下权力过重，也是很必要的，他之前让两只部队互不统属，但给他们分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