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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好英国的普通法体系，是一种包容性极强的司法制度，它不是成文法，不是由那些专业知识极强的法官一次性系统性的制定出来，而是按照习惯法不断的积累判例形成，可以说这种司法制度可以套用任何国家的法律条文。
这种司法制度，对法官的专业素质要求可谓最低，而且相对来说公正，公正并不意味着正确，公正是一种感觉，老百姓觉得公正那就是公正，哪怕你打了他五十板子他也觉得公正，不公正了，哪怕你给他万两黄金他也觉得不公正。
中国后来的司法体系是照搬的大陆法系，由最专业的人士制定最专业的法律条文，但问题是，这些条文未必跟老百姓的认知相符，老百姓认为严重的罪行，西方的法律观念并不认为严重，老百姓认为无所谓的事情，西方人认为很重要，那就是重罪。
比如盗坟掘墓这种事，老百姓认为是最为严重的罪行之一，但是西方法律制度中并不认为这是什么重大的罪行，因为西方人没有厚葬的传统，不管是国王还是普通百姓，一死都埋在教堂的公墓中，顶多埋一些过去用过的用品随葬，骑士最多也就埋一把剑，盗墓贼根本就没有盗墓的动机。
而中国讲究厚葬，所以盗墓贼出现的很早，很普遍，文化中慢慢就认定这是一种比较严重的罪行，严重程度甚至远在打伤人之上，甚至在大多数人的道德观念中，挖人家祖坟比杀人还严重，说句不好听的，如果满清制定一条谁贪腐挖谁家祖坟的律条，恐怕这比流放给披甲人为奴的威慑力更大。
中国古代的法律，以法家最先制定，后来又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在宋代中国司法已经完善，执行宋刑统的包拯等人名垂千古，至少说明一点，这套法律在合理的人手里，能让老百姓认同，之后历代相互参考沿袭，明代时候的法律条文完善的程度，让清朝统治者几乎无法删改只能照搬，大清律跟大明律相比，基本上只是在个别律条上进行了处罚轻重的调整，而整条律文基本上照搬了。
可以说经过数千年的发展，中国法律体系在法律条文上，是非常符合中国文化的，最值得称道的是，儒家希望事事强调人情，法律中的主旨思想是从情感出发的，以中国的孝道伦常为纲领。
朱敬伦觉得，一个法律是不是公平，不是让法律专家来看的，而是让老百姓感受到的，如果老百姓感受到不公平，即便法官判的在符合法律精神，那也是白搭。
比如儒家出于保护人伦考虑，有亲亲相隐的原则，父亲如果犯了法，儿子是可以不举证的，而且不会被法律追责，这显然是出于照顾人情，很适合中国社会的习惯。真到了让父子反目，夫妻相互告发的时代，那就真的是一种人伦的悲剧了。
英国的普通法和大陆的罗马法谁更先进，这一点朱敬伦不是法律专家他不懂，他知道中国法律体系，跟这两种法律体系都不一样，但又兼而有之，历朝历代都制定本朝的法律条文，但同时又带有附例。
英国普通法以不断的积累案例为完善的方法，可以说法律条文就是这么一次次由老百姓组成的陪审员制定出来的，即便遇到从未遇到的案件，也是由老百姓根据自己的观念来判定，灵活性很高，而且出自普通百姓的观念，基本上是能得到大众认可的，那么他不管严不严格，先不先进，他能得到老百姓的认可就好。
管子曰：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为政之道在顺民心，管子的话，朱敬伦还是很认同的。
另一个原因则是，中国古代法律，都是律例结合，案例也是在不断的累积，比如大清律例，雍正三年时就有八百十五条﹐到同治时更增至一千八百九十二条，例的数量大大多於律条。
不同的是中国律法中的案例，不是陪审员裁定，而是县令裁定的，不管是谁来裁定，总之在形式上，都是尊重案例的。
这一点跟英国法律体系更为接近一些，这也许是英国司法在香港执行很良好的原因，根据正式记录，香港完全废除大清律例是在1971年，整整沿用了一百多年，如果能达到香港的20世纪70年代法治水平，应该说还算是成功的。当然那时候的香港贪腐成风，那又是执法层面的问题了，跟司法关系不大。
总之朱敬伦认为英国法系跟中国法系融合性更高一些，都是包容性很强的判例法，要更改的可能只是程序上的一些问题，比如原来用县官定案的，现在交给陪审员，陪审员就可以让富有名望的乡绅来担当，相信那些闲着没事就喜欢主持正义的乡间老夫子会十分乐意为民做主的，而且他们的威望也容易让老百姓认可，那么司法在人心里就是公正的。
等到积攒了足够的案例，到时候改不改革再说，弄不好是一百年后的事情了，瞎操什么心。（。）
第三百一十八节 荒山茶园（）
丹麦和瑞典人的北京之行极为顺利，他们没用几天就跟清政府签订了优厚的条约，因为几乎是照搬英法等国的条约，在出让利益方面，清政府向来是一律平等来着有份的，不管你国大国小，只要来了，就给，关起门来说这是恩赏。
这让派出了庞大使团，带着一大群国家法和经济专家的两国一拳打在了空气中，根本就没用得上。
条约签订了，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回去了，因为还牵扯到一个换约问题，英法两国换约引发了一场战争，两国也都不敢大意，团长都还留在中国，摆出一副慎重的态度。
丹麦代表团的王子和公主也都没走，不过都留在官方态度较为友好的广东。
张柔带着亚历山德拉公主逛遍了高家的茶园，结果这丹麦人还很挑剔，认为风景不够美丽，但又不想放弃一座茶园，在中国弄一座茶园，这在西方贵族中可是没有过的事情。
更何况还有一个难以启齿的原因，亚历山德拉一家可是很穷的。
丹麦王室在后世是世界出名的穷王室，但亚历山德拉一家的穷，那是真穷。
克里斯蒂安被选为丹麦王子，可以出入王宫，住在宫廷，可问题是没有经济来源，他被选为王位继承人，老家格吕克斯堡公爵家族当然没理由给他们提供金钱上的帮助，而他又不是丹麦国王的亲生儿子，国王也不愿意让他花销王室财富，事实上要不是贵族们不愿意让老国王的女儿继承王位，也轮不到克里斯蒂安，为此老国王跟克里斯蒂安的关系一直都不好，因此他一家过的日子十分紧张。
一家人仅靠克里斯蒂安在军队中的职务津贴为生，而这笔津贴，一年只有400英镑，400英镑够干什么？李鸿章后来出访英国的时候，伦敦银行家招待他的招待费就有6000英镑，英国王子去乡下贵族的庄园做一次客，主人的花销就不会低于4000英镑。
为此这一家子人在丹麦甚至很少出息社交活动，不知道的以为他们低调，知道的才明白他们的心酸，亚历山德拉甚至不得不跟妹妹挤在一个小房间，而她的妹妹，后来成为了俄国的皇后，谁能想到一个英国皇后，一个俄国皇后，出嫁前穷到连自己单独的房间都没有。
仅冲这一点，聪慧的亚历山德拉就不想放弃一座有可能给他们家带来不菲财富的茶园，可是作为贵族，她又真的很想要一座风景秀丽的茶园打造成王室庄园，她提出希望能在更大范围内挑选一座茶园。
朱敬伦考虑之后，满足了她这个要求，不过不认为他能找到这样一片茶园，即便是客家人善于开山，那也不可能什么山都开，至少也得容易开一点的，那种绝壁是不可能开发的，而那种地方才是风景最好的，可哪里有茶园吗？连人可能都没有！
张柔带着亚历山德拉转变了鹤山的茶区，黄茅壁给跑了一个遍，真的就没找到一座让亚历山德拉满意的，但是她还真的找到了一处地方，自己特别喜欢的。
邀请朱敬伦一起去参观。
鹤山县西部，宅梧镇和双合镇之间，有一座大山，名叫云宿山。
在宅梧和双合两个镇子之间，山下最近的村子是泗合村，也是一个客家村庄，这一带是鹤山客家人聚集区之一，可以说土客械斗的爆发点就在这里，那一年在双桥都洪兵起事时，双桥司巡检罗瀛先就是逃到泗合村躲避，然后纠集客家练勇反扑宅梧，从而开始了客家人和洪兵的大规模厮杀。
这座山的东侧地属宅梧，从山脚下算起，距宅梧圩三公里，西侧地属双合，距双合圩两公里，但如果从山顶算起，周边十二公里内都是杳无人烟。
云宿山山高六百米，算不得什么名山大川，但在这一带确实比较高，比较险峻的山峰，县志记在“登高（山顶）眺远，北望端州（肇庆），东瞻佗城（广州），南见厓海（大海），西睇高凉（恩平～茂名一带），历历在目。”
平时除了一些喜欢爬山的文人墨客外，连客家人都不到这山上开荒。
但离奇的是，张柔和亚历山德拉带人在这里发现了一座古城，当然主要是当地向导带领他们上去的，否则别说古城了，她们连路都摸不清。
这座古城在当地也是有名的，文人都知道“云宿山中玉垒（女）城”，也常有文人墨客登高怀古为这座残破的古城写过不少诗篇。
朱敬伦爬上去的时候，举目四野一片荒凉，全都是原始的森林草木，在后世这里也是一片荒凉，是驴友们爬山的好地方，很多人慕名而来，在古城探险，也是由于太偏太险，让爱财的当地政府也无力开发，始终保持了荒野的姿态。
在这样的野地里，可是却有一座城，规模上也不算小，残存的城墙有数百米，而且都是用巨石砌筑，当地山里并没有石头，显然还是从外地搬来，一座山头削的平平整整，古城四四方方，大多已经毁弃，只留地基，只有东南寨墙长约500米，高3。5米，宽2米，西北寨墙长约400米，高2。5米，根据地基推算，面积有48平方公里，堪称一座巨城了。
动辄数百斤上千斤的巨石垒砌，不是一年两年能建成的，后世的专家推算营建这样规模的高山城寨得两百年时间。
可是谁花了两百年时间营建了这样的城墙，人最后又消失了，没人说的清楚。当地陪同朱敬伦的一些熟读县志的乡绅和官员也说不清，有的说这是当年的瑶民修建的，后来蒙古人南下，瑶民跟蒙古人爆发了战争，整族都被灭了。
还有的说，这是明末的抵抗军建立的，用来跟满洲八旗对抗，还找到了一首诗：“绝顶有石城，基址生绿芜。不知何人构，野传明士夫”。
众说纷纭，朱敬伦也搞不清楚是那个年代的，倒是有人从里面建到不同年代的碎瓷片，有明清时期的，但没有发现任何文字，朱敬伦推测是瑶民修建的居多，因为瑶民没有文字，如果是汉人抵抗军的，恐怕早就在石头上刻满了各种励志的豪迈诗词。
朱敬伦实在想不明白一座隐没在荒山之间的古城寨，为什么能吸引到亚历山德拉，难道古代金戈铁马的蒙古人对搏击风浪的海盗后代的跨时空召唤？
而且朱敬伦已经看过，山上没有水源，连溪流都没有，所以客家人都懒得来开山，这地方开发起来难度极大。
“亚历山德拉公主，请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