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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原本要靠这些陋规才能生活的广大县吏活不下去了，自然就要起来闹事，从他们上次的行动来看，他是真的打算杀了赫德的。
因此朱敬伦得想一个办法，泻一泻这股压力，那就只能让赫德的海关容纳这些人，给最底层的税吏一口饭吃，至于那些对此不满的当官的，那就只能继续委屈他们了，反正他们这些人不至于饿死。
本以为县吏问题处理之后，暂时就不再会有太大的矛盾，但让朱敬伦最担心的土地问题还是爆发了，9月底的时候，九龙地主乡绅们纠结上万青壮，一次性摧毁了怡和洋行、旗昌洋行等大洋行在九龙建造的上百间仓库，本来应该大名鼎鼎的九龙仓码头，还没有打出名头，就被当地人给摧毁了。
这些大洋行能量巨大，他们鼓动香港英军开进九龙城，跟当地乡勇爆发了激烈的冲突，朱敬伦知道消息的时候，还不知道是不是打起来，是不是死人了。
朱敬伦对此极为关切，因为土地矛盾终于爆发了，九龙半岛不是英国人的殖民地，但根据陈芝廷跟英国议会签订的宣言，允许英国人在这里经商、买地和居住，这里其实相当于一个口岸了。
一开始当地乡绅是答应的，他们也约定不许卖土地给英国人，可是利益这种东西最难平衡，尽管大多数乡绅都遵守了约定，可是还是有人心动洋人付出的价格，将自家的一些不太好的沙地卖给了洋人，洋人在这里建造码头、房屋，甚至打造港口。
洋人一多，花样杂居，这种问题就会爆发，正面看洋人在这里建立码头、仓库，雇佣了不少当地人，是创造了就业的，但只要人跟人相处，就必然会发生问题，比如薪资矛盾了，口角了，相互歧视了，负面的还有那些不满别人私自卖地，而自己没有卖地眼红又歧视别人的，你卖的多，我卖的少，觉得吃亏的，还有当地人跟当地人之间的矛盾，卖地发财的一些村子遭到其他村子的集体排斥，乡绅们互相开会要求他们收回土地。
总之各种矛盾，最后汇聚成一点，就变成了盲目排外的情绪，好像只要赶走了洋人，一切就都会恢复到从前和谐美满的时候一样。
尤其是卖地的是尖沙咀一带的村子，并不是锦田邓氏、新田文氏、上水廖氏、上水侯氏、粉岭彭氏这五大家族，而是这一代后来移居的一些贫苦客家人，而他们卖田的文契还不是用官方契纸写的红契，而是私下写的租种契约，换句话说，这些客家人是佃户，他们卖了地主的土地，但他们卖的又不是土地的产权，而是他们手里的使用权，这种使用权却是没有期限的，属于永租权。
问题极为复杂，牵扯到了土地产权和使用权之间的矛盾，利益分配不均的矛盾，中国人和洋人之间的矛盾，甚至还有土客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集中在一起，来了一次总爆发。
朱敬伦的应对是，第一时间派了三千精锐士兵，命令他们先去稳定局势，将英国軍队和乡勇分隔开来，然后他自己马上就坐船赶往九龙，同时让人带信去给香港总督罗便臣。（。）
第三百一十五节 站在哪一边（）
还好没闹出人命来，乡勇是一群色荏内厉的角色，谈不上什么纪律，打砸抢他们愿意干，但是真的冲击洋人的军队那就是另一回事了，英军毕竟是正规军，香港政府出兵的理由是保护本国公民的财产，也不愿意打仗，结果英军一来，就跟乡勇在九龙仓一带对峙，并没有发生交火呢，朱敬伦的军队也到了，强硬的挤进两边本就不算宽敞的空间，强行将两股势力分开。
这时候朱敬伦也到了，朱敬伦一到，九龙乡绅们好像找到了主心骨一样，脸上露出了放心的神态，纷纷前来拜见朱敬伦，他们以为朱敬伦一定会帮他们的。
洋人对朱敬伦也比较认同，但那是在国际规则方面，他们不敢保证朱敬伦在面对本国人跟洋人冲突的时候，也能一碗水端平。所以罗便臣也亲自赶来了，他是香港总督，朱敬伦是广东道台，身份上基本是对等的，当然要排除管理地方的大小，总之在身份上，朱敬伦还比罗便臣要高上一头。朱敬伦都来了，罗便臣出面也不算贬低身分。
朱敬伦要先处理本地人的关系，本地人也分为了两拨，一波是以五大家族为首的乡绅，一波则是尖沙咀一带的几个客家宗族。
这几个客家宗族是康熙时候搬来的，跟沿海迁界那件历史上最愚蠢的行动是分不开的，当时本地是有人的，被康熙三十里以内全给迁到内地去了，几十年后复迁的时候，有的人回来了，有的人没回来，有的人回来早，有的人回来晚，有的手里有地契，有的把地契丢了，种种问题造成九龙这一带土地官司本来就很难分清楚。
当复迁开始后，当地荒地很多，当地官员奏请招募流民来开垦，客家人就来了，但是相继有土人回来说地是他们的，客家人说他们开垦的是荒地，土人手里拿着地契说明朝时候这里就是他们的地，而客家人说是当地官府招募他们来的，官司打了很多年，有两个临近的村子，为一桩土地官司打完后，双方各自立了碑文描述，一百多年后学者发现碑文，对比研究发现说的是一件事，但双方的描述完全不同，都是自己有理。
最后官府断案，很多客家人开垦出来的土地，只能让给了有地契的土人，客家人取得土地的永久耕种权，每年交租子而且地租一百多年都没变过，而那些丢了地契的土人，却没有要回土地，他们反而成了客家人的佃户，历史上因为争地，土客两家发生过无数次冲突。
香港被割让后，英国人用现代产权也理不清这个纷争，产权登记的时候，很多土地的地契已经没有了，就按照纳税证明来登记，结果原本只有使用权，但是却是他们交租子的客家人就取得了完整的地权，导致邓氏跟香港政府打了好几次官司，而且引起整个九龙半岛上的地主对英国人的不满。
现在这个难题扔给了朱敬伦。
一大群乡绅一开始讨论，就扯到了康熙时候的事情，甚至扯到了宋代的事情，拿出家谱让朱敬伦评理，说他们家早在宋代就来这里开垦了，客家人才来了一百多年云云。历史是扯不清的，朱敬伦总不能挖开康熙的坟墓找康熙评理，马上阻止这些人扯淡，就按照他们一贯执行的方式来。
首先这种土地的分权很复杂，拥有红契的地主并不拥有完整的产权，拥有使用权的佃户也不能说完全是出卖劳动力的，事实上手持租权白契的人，甚至都不能说他们是佃户，很多人其实是二地主，他们根本不种地，而是自己再招人耕种。
这种产权和使用权分离的情况，并不仅仅局限在广东，而是分布在全中国，造成这种情况大面积发生的问题，主要还是要归结于官府的不作为，以及官员的懒政和渎职，是民间一种规避的办法。
老百姓大规模的使用白契而不是官方的红契最大的问题就是办理交割手续的麻烦，在明代的时候，官府是支持交割的，甚至有严格的规定，“不过割”这个行为本身是犯法的。大明律规定，“凡典卖田宅不契税者，笞五十，仍追契内田宅价格一半入官。不过割者，一亩至五亩，笞四十；每五亩加一等，罪止加一百。其不过割之田入官。”
明代出于收税的目的，对于田宅文契的官方要求很严格，但依然禁不住。老百姓过割田亩交点契税无所谓，关键是官府的勒索太过，没人愿意跟官方打交道。清朝基本上沿袭了明朝的制度，清朝雍正年开始，放宽了典卖制度，典就是暂时抵押的意思，因此老百姓找到了一条规避政府契税和官府勒索的办法，那就是采用白契，私下签订典卖文书，官府追究大可托庇为典而不是卖。
总之这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导致到了清朝，大量民间私契泛滥，根本不可遏止。
这种产权的问题最是麻烦，历代官府都理不清，现在让朱敬伦评理他也没有能力分清。
所以他的原则就是不分，原来什么样现在就什么样。
他只针对九龙仓的情况来论理，首先几个九龙仓一带的客家村子，他们手里持有的是租权白契，也就是使用权，每年按时给官府纳税给地主交租，从无拖欠。他们卖出去的土地，都是一些靠海最近的耗田，平时根本无法下种，也就是退潮后收收贝壳，种种生蚝的用处。甚至这些淤积的沙田，官府都是另立地册的，也是一笔理不清的产权，客家人说是他们的，地主说是他们土地上长出来是他们的。
本来就理不清，也没什么大用，所以争执虽然有，却没有动干戈，但是客家人将这里的地卖给了洋人，这才惹火了一大群地主。
说到底什么排外了，什么歧视了，什么民族问题了，最严重的还是争地，哪怕是沙地，这些人也要争个头破血流。
“官府是怎么断的？这些地的地契在谁手里？”
朱敬伦问道。
官府断了一个糊涂案，还是产权归土人名下，租权归了客家人，每年给一点点可怜的地租，不足好地的百分之一，其实也就是一点安慰。
如果没有洋人，这些地其实双方都不会在乎，可洋人给了一个天价，客家人将这些土地卖出去发了一笔财，可每年洋人还只给土人那么点可怜的地租，洋人又用这些土地做生意赚大钱，他们心里不平衡，加上本来约定大家都不卖地的。
客家人不服，说他们又不是地主，官契在地主手里，他们只是把地转租给了洋人而已，算不得卖。土人要求客家人不服就退租，他们另找人租，决不找洋人。
朱敬伦明白了，事情就是洋人取得了沙地的使用权，然后填海夯实，建造仓库和码头，每年给地租交一点可怜的租金，法理上没错，人情上不通，跟后世因拆迁闹起来的纠纷没什么区别，最多掺杂了一些排外的情绪。
“如果地租能提高一些，你们能接受吗？”
朱敬伦问道，如果他们能接受，自己可以出面找洋人谈判，了不起威胁洋人说他们买的是一块产权不明的土地，合约不算数，他们会退让的。
但是邓氏的老顽固邓文举坚决不同意：“不行，把洋人赶走一了百了，有他们在这里，迟早是个祸患。”
这才是真正排外的死硬派。
朱敬伦勃然大怒：“洋人在这里卖地、居住是都同意了的，官司都打到了英国女王跟前，白纸黑字双方都发了宣言的，你现在告诉我你要把他们赶走。当初英国人割地的时候，你是怎么说的？”
最痛恨就是这些不守约的恶习，随性而为，怎么对自己有利，就怎么来。
邓文举丝毫不让：“这是我们十八乡的绅民一致的决定，杀过鸡头发过血誓的，不把洋人赶走决不罢休。谁都不会让一步。”
朱敬伦道：“我不管你们现在怎么商量的，总之当初我是跟你们商量好，你们给我签了字，我才让陈大人拿着去英国跟英国人论理的，现在你们跟我说还是要赶走他们，你们这是想干什么？”
邓文举道：“此事全系我等乡民公议，与官府无碍。”
朱敬伦冷笑道：“你可以试试。你们想动刀子，先冲我来。看看是你们十八乡的人不要命，还是我朱敬伦的兵不怕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