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窥视英国的工厂制度和生产技术，克虏伯之所以能够生产优质的大炮，跟克虏伯亲自跑去英国偷取炼钢技术是分不开的。
这种和平时期的激烈竞争，促使西方国家飞速发展，就好像中国战国时期，面对生死存亡的激烈竞争，各国先后不断的变法，引入各种流派试图让国家强大，诸子百家先后涌现，鼎鼎大名的商鞅变法，也是在秦国被率先变法强大的魏国打的几乎灭国的情况下才发生的，不变就死，你变不变？
欧洲诸国林立，始终没有形成统一的民族和文化是他们的不幸，也是他们的幸运，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的竞争，促使他们不断的改变，不断的进步，最终远远的超过了稳定安逸的东方世界。
后世中西方文化界都有一个疑问，为什么中国古代不缺技术，不缺市场，也不缺资本，可是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发生，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竞争，中国是一个严重缺乏竞争的国度。
西方不但有英国、法国、西班牙这种民族国家之间的争霸，还有普鲁士、黑森、奥地利这样的邦国之间的冲突，也有汉堡、吕贝克这样的自由城市之间的竞争，各种不同的文化和体系放在一个巨大的熔炉中锤炼，最终在英国开启了工业文明，可以说是一种偶然，也是一种必然。
中国其实也不是没有机会，如果周边的国家能够给中国带来压力的话，中国也是有进步的动力的，可是朝鲜、日本和越南等这些国家，还不如中国的，他们始终不断的在中国汲取营养，而没有诞生出他们自己的文化和制度，尤其是日本最为可惜，明明是一个海洋国家，愣是通过学习中国的大陆文化，将自己的世界观转变为农耕文化了。
假如日本能够早早的通过消化中国文化，诞生出属于自己的文化，然后开始向大陆冲击的话，恐怕中国早就变了，就好像英国向欧洲大陆的文化冲击，最终造成了欧洲大陆的变革一样。
但日本没有成功，中国几千年来始终在担任东亚文明中心的角色，只有中国向他们输出的份，没有他们反向冲击的份，中国不进步，东亚就不进步。
指望东亚邻国给中国压力，这已经不可能了，所以朱敬伦现在要从外部汲取生存压力，增强中国社会的竞争。
不过贸然引入英法这样的巨头，那就不是引入压力，而是带来海啸了，丹麦和瑞典这样的小国就很好，引入他们的竞争，不可能给中国带来生死存亡的冲击力，却能适度的给这个太过于稳定的社会带来一些刺激，逼迫他们开始竞争。
这是文化方面的考量，外交方面的考量则是用他们来给欧洲国家树立一个标杆，以后英国人和法国人来了也可以这么办。
所以朱敬伦很愿意给这两个小国极其优厚的待遇，但提一提利益之外的附加条件，朱敬伦觉得很有必要。
所以在酒会上，他跟瑞典人瓦伦堡提出来：“我想在经济往来之外，我们双方还可以进行一些文化上的交流。准确的来说，我希望在人才交流上，双方应该加强联系。”
瓦伦堡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利益，他已经在思考自己家族产业造船业将能取得的利益了。
对朱敬伦的提议，他觉得有必要积极回应：“您认为我们该如何加强联系呢？”
朱敬伦笑道：“我跟贵国的技术顾问的合作协议即将到期了，但我很满意他们这几年提供的服务，希望他们能够继续留在广东，不知道我们的协议能够延长。”
1859年第一批瑞典顾问来到广东，包括军事顾问和技术顾问，现在军事上朱敬伦的部队已经在技术上不差了，但还不够完善，军事是一门大学问，可不仅仅是拿刀子杀人这么简单，他还包括一整套军事管理体系，这些现在还不够完善。
技术上，兵工厂这几年始终在进行建设，上个月最后一批工程才收尾，赤湾半岛的南山上已经出现了一座占地两百多亩的大型工厂，本地技术人员也培养出来了一千人，但还不够理想，朱敬伦还打算扩大，他的目的是让这座兵工厂能够供应至少五万人的消耗，但现在只能做到最多供应一万人的武器装备。
但合同即将到期了，他们是1859年2月后陆续到来的，现在已经是1862年2月了，已经陆续有人的合同到期，这些人大多数都学会了广东话，这是用三年时间学习到的知识，这时候让他们走，不但是朱敬伦的损失，也是对他们才能的极大浪费。
可是瓦伦堡却抱歉的摇摇头：“这些顾问是我们以私人身份雇佣的，他们如果无意留在广东，我们并不能强迫他们留下，这一点希望您能原谅。不过如果您还需要军事和技术方面的顾问的话，我们非常乐意继续帮您聘用一些人来。”
朱敬伦叹道：“好吧。他们的事情我们自己解决。不过我希望在教育问题上，能够得到他们的帮助。我希望贵国能帮助我们聘请一些高素质的自然科学方面的教师，人数在一千人为宜。”
瑞典虽然是一个小国，但从教育上来讲，瑞典是欧洲，甚至是世界上第一批消除了文盲的国家，早在1842年，他们就立法通过教育法规，要求每一个基督教区都要保留一所永久性学校，为每一个适龄儿童提供免费教育，而瑞典是一个基督教信仰超过95％的国家，因此等于是在1842年就成功完成了95％人口的义务教育立法，通过十多年的努力，瑞典人已经完成了义务教育普及，这比英国完成义务教育更早。
瑞典之所以在50年代开始快速的工业化，跟40年代教育的普及不无关系，教育为他们的工业发展做好了智力上的准备。
后来在1917年，瑞典和俄国几乎同时由工人政党开始执政，但是后来走上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瑞典的工人党派始终坚持在宪政的基础上进行改革，而俄国的则变成了大肆破坏法制的执政，这跟两国执政者文化程度高低不无关系。
但是一千个教师，对于瑞典这样的小国来说，依然还是很有压力的。
瓦伦堡觉得，努努力还是能做到的，但他还想提点额外的要求：“一千人很难，不过如果您愿意在航运方面给我国提供——”
朱敬伦很不礼貌的打断他：“商业归商业，我想贵国已经通过商业谈判，得到了远超贵国付出的利益，我们双方加起来是三千万人的市场，可这三千万人中，我们广东占了两千五百多万人，而贵国只有四百多万人。教育是文化上的合作，我不希望掺杂任何经济目的，如果贵国需要的话，我十分乐意向贵国派遣一定人数的学者进行交流。事实上，我们也向其他国家，比如美国提出了同样的建议，他们十分乐意合作。”
朱敬伦又道：“只是我个人比较肯定瑞典的教育水平。我向如果我国的官员，和管理人员都能从贵国获得知识上的帮助的话，对两国未来的合作，应该是有极大帮助的。”
通过教育能影响中国的官员，这点瓦伦堡非常清楚，又听到朱敬伦还向其他国家提出过同样的要求，他顿时就有点危机感。
也不提额外的要求了，有些尴尬的表态：“您说的对，我个人非常乐意效劳！”
大国跟小国的商业谈判中，一般都要附加额外的政治要求，小国可就没有这个权力了。
所以朱敬伦可以向瓦伦堡提教育上的帮助，而瓦伦堡却不能向朱敬伦提经济上的要求。
朱敬伦满意的举杯：“那就祝我们合作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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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兴之所至写了大段的论述，所以后面的内容多写了一些，算是弥补吧。（。）
第三百一十一节 教育体系（）
跟瑞典人在教育合作方面的具体协议是朱敬伦亲自抓的，他向瑞典人提出了几个要求：
第一，他希望瑞典人能派出真正的教育人才，而不是一些没有任何经验的冒险家。这些真正的教育人才，必须是在瑞典有教育经验，而且必须有投身教育的热情和理想的实践家，愿意奉献于一个遥远的国度的教育事业。
通俗点来说就是，朱敬伦希望能从瑞典招募一些真正有使命感的教育家，真正帮自己完善目前的教育体系，私塾教育为主的古典教育时代已经跟不上工业化发展对人才的需求了。
第二，朱敬伦需要的是一整套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体系，他希望瑞典派来的人是方方面面的，从政府层次的教育管理官员，到小学教师、中学教师和大学教师不等。
朱敬伦手里的人才，可以说是一穷二白，暂时就没有拿得出手的。尤其是对西方的了解极为陌生，即便能从乡村中找到一群有教育热心的老夫子，可是他们根本就不具备打造一套完整教育体系的经验和知识储备；就算有这种能力的，满清朝廷的府学官员，他也不敢用，教育出一群热衷于科举做官的文人，只能让他哭笑不得。
第三，朱敬伦提出，瑞典派来的所有人员，广东不会干涉他们的信仰自由，但是希望他们不要将传教作为他们的工作。
不是朱敬伦对宗教有偏见，而是中国是一个传统儒家社会，他不介意文化交融，但是他担心短期内爆炸性的文化冲击，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如果这些老师不断的传教，估计没几个家庭愿意将孩子送入学堂。而且地方势力肯定反对，爆发太平天国那样的文化杂交的怪物倒不至于，但是捣毁学堂这样的事情，朱敬伦相信愚昧的乡间农民是干的出来的。
另外有一点，朱敬伦不愿意支付高薪，不是他掏不起钱，而是他看到给洋人格外的高薪之后，造成的中国职员心理上的不平衡，长久下去是对文化自信心的一种打击。后来詹天佑雇佣中国工程师，就一定会按照跟洋人工程师同等的薪资标准，就是出于这种考虑。
现在朱敬伦已经发现了，在赫德主持的海关之中，就出现了华人员工低人一等的状态，所以他才让赫德进行了改变。吸取这个经验，当然要防微杜渐，从一开始就不能让洋人拿到比中国人高得多的多的工资。
至于这样会不会请不来人，朱敬伦并不着急，他知道西方有一大批富有使命感的家伙，他们乐于献身于各种事业，反而是金钱未必能打动他们。瑞典这种人也不少，朱敬伦知道一个例子，有一个瑞典探险家海尔达尔与五位朋友一起从南美秘鲁出发，乘坐木筏历时101天到达近8000公里外的南太平洋波利尼西亚群岛，就为了证明南美人是从太平洋中部迁移过去的。
这种人显然不可能是为了金钱，金钱的动机也无法打动他们这么玩命。
当然少了高薪，肯定不可能很快就招募到足够的人才，反正朱敬伦也不着急，就算一下子来一套教育体系，他也拿不出合格的学生去读书，在治国理政这方面，他的观念是保守一些更好。
朱敬伦没有骗瓦伦堡，他确实也跟美国人谈过，即便美国现在依然处在战争之中，美国人依然很感兴趣，历史上，在中国发展西方教育一事上，美国人始终走在了各国的前头，在中国办学校的美国人，比其他国家加起来还多。
在输出美国教育方面，美国这个国家拥有强大的心理动机，美国是一个新生的国家，急于向全世界展示他们的文明。
后世当韩国人蜕变成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