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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朱敬伦迟早要么造反，要么被朝廷镇压，像现在这样各据一方，是不可能持久的，而且在陈芝廷的观念中，朱敬伦从一开始就不该这么做。
他听完了完完全全新安本地乡绅、兵勇的描述，他叹息一声，他不认为朱敬伦是一开始就打算谋反的，他倾向于相信士兵们说的，朱敬伦是被耆龄逼的没办法，是为了保新安闹饷的县勇才不得不上梁山，说到底还是为了新安子弟。
他心里闪过无数念头，比如自己当知府，是为朝廷主政，而不是为朱敬伦效力，自己当广州知府，要是将来朱敬伦和朝廷决裂，他还能从中劝和等等。
为此陈芝廷纠结了好几天，才给自己找到了足够的理由，这才带着沉重的心思上任。
相比陈芝廷文人式的造作，伍崇曜就坦荡多了，他更担心的是自家的安危，他也知道朱敬伦这是造反，或者是造反前，如果把他伍家卷进去，可就不好玩了，但他的世界观是商人式的，跟土地乡绅的不同，大不了他还可以跑啊，这次他周游列国，那美国就很好。
所以他不但很快的就接受了这个身份，而且为之兴奋，甚至听儿子说朱敬伦曾经派人去借钱，他家只给了五百两，他还为此狠狠的斥责了一下儿子，转头就去找朱敬伦，表示愿意报效一百万两银子，这点钱真不算钱，他在伦敦的那些棉花，可价值千万了。
之后安心的投入工作之中，伍崇曜的工作可不轻松，因为他现在是光杆司令，手下一个人都没有，朱敬伦给他的命令是，让他着手组建外交部，这可真为难他了，他以前虽然也给官府做外交，但实际上的西方外交准则并不精通，所精通的，不过是把中国的人情世故和西方人的生活习惯结合起来，完全是自己摸索的。
但是他的心态很开放，他自己花钱，请了一个私人顾问，澳门葡萄牙政府的一个官员，剩下的人员，他在赫德的海关里挖来了两个小商人出身的香山人，外交部现在就这三个人，顾问不能算，那是他私人请的，拿着高薪，却是他自己出的，相当于县令身边的狗头师爷，另外他还要学习，学习西方的外交准则，专业术语和外交规范，这些师爷都能教，因为师爷就是干这个的，葡萄牙派到东方的代表，如果不懂外交那就是来镀金和旅游的贵族，这个塞维利亚平民出身的师爷显然不是那两种人。
学习归学习，工作也不能落下，目前的当务之急，就是跟丹麦和瑞典人的谈判。
每次都是他单独出面跟人谈判，但是回头就将情况汇总报给朱敬伦，然后请朱敬伦指示，他还没学会自己做主，而朱敬伦表现出来的关心，每天都会询问进展，也让他不敢自己做主。
“瑞典人希望能够将他们的铁矿、钢铁制品和机械制品的关税降低到5％以下？”
朱敬伦看到瑞典人提出的要求后询问。
伍崇曜觉得自己现在也算个明白人了，很有自信的回答道：“下官打听过了，西洋各国可都没这个税率，我向他们提出要加到30％。”
朱敬伦笑道：“你倒是有心，连西洋的税率都打听过，那你告诉我外交的核心是什么？”
伍崇曜真的不想回答，因为这答案太难以启齿：“利益。”
朱敬伦见他说的小声，自己大声道：“没错，利益，大大方方说出来，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他就是为了利益！但问题是，这个利益问题，很多人都看不明白。你觉得提高关税，就等于获得了利益？”
伍崇曜道：“提高关税的话，能征收更多的税银，还能保护本国产业。”
好吧，这些话都是他的师爷教给他的。
朱敬伦叹道：“可是我们广东有个屁的钢铁产业，佛山那些打铁的需要保护吗？”
伍崇曜不知道说什么了，他现在也就学到这些皮毛。
朱敬伦道：“外交自然是以利益为核心的，但得分清什么是我们的利益。目前我们的钢铁产业连有都没有，勉强算的话，军械所的炼铁炉是。不成规模，不成气候的东西，二十年内都看不到保护的需求。你不应该跟他们针对税率问题喋喋不休，你该反向他们提出我们的要求。”
“我们的要求？”
伍崇曜一愣，从来都是洋人来中国，说我要这我要那的，让中国人管洋人说我要什么，伍崇曜听这话瞬间就脸红了。
“我们的利益在哪里？就在你家的生意里头，是生丝、丝绸，是茶叶！”
朱敬伦铿锵有力的说道。
伍崇曜有些激动，他从小就跟洋人打交道，那时候还没有五口通商呢，洋人官员总说什么本国商人的利益云云，他们身为商人，都觉得洋人的官府太多管闲事，商人的事情，干官方屁事啊，这次出使了一趟列国，他发现别人根本就是商人的国家。
朱敬伦竟然也要保护他们商贾的利益了，阶层观念让他深有触动。
“您的意思是？”
但他还不敢做主，小心的询问道，怕领会错了朱敬伦的意思。
朱敬伦果断道：“既然他们很看重这个铁矿和钢铁，那就允了他们。不过别那么小家子气，也别5％的税率了，直接免税，零关税。”
伍崇曜不由惊叹：“那咱从哪里收钱啊？”
朱敬伦叹道：“这不是钱的问题，他们是我们以后外交的标杆，得通过这次立起来。”
没错朱敬伦即是要立一座很漂亮的标杆，让西方人看到广东政府也是懂外交的，懂得用严格的条约保护自己的利益，以后谈判别再蒙事了。
不过怕伍崇曜不明白，朱敬伦还是补充了一句：“记住外交是对等的，就跟做生意一样，讨价还价，公平买卖。我们免他钢铁和铁矿的关税，他们就得免我们的茶叶和丝绸的关税。”（。）
第三百一十节 引入竞争（）
瑞典和丹麦人在和伍崇曜的谈判很成功，这个时代，英国已经大张旗鼓的开始鼓吹自由贸易理论。虽然不是所有国家都接受，但是进口自己绝对劣势的产品，以及生产本国绝对优势的产品，这样的经济思想已经深入人心，纷纷被各国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
而瑞典和丹麦，甚至完全接受了英国的自由贸易理论，他们跟德国不一样，他们的市场狭小，根本就没有能力生产所有的东西，因此贸易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必须，他们已经跟英国达成了多种多样的自由贸易协议，分享了英国的繁荣市场。
现在他们更渴望能打开中国市场，所以当伍崇曜提出，给予他们部分产业免税，换取他们对中国的茶叶和丝织品的免税，他们根本就没有拒绝的理由，因为这两样产业，他们无论如何是不可能发展的，属于绝对成本劣势的产品。
最终达成的协议是，广东给予瑞典的铁矿、铁制品，和木材、木制品这两类瑞典最大的产业免税，瑞典给予广东的茶叶、丝织品免税；广东给予丹麦农业和畜牧业免税，丹麦给予广东的茶叶、丝织品免税。
这种贸易条约，对两国来说是巨大的成功，等于打开了广东两千多万人的市场，办一个舞会庆祝一下是必须的，当然还要邀请朱敬伦等广东地方官员参加。
瑞典和丹麦两个小国，位于北欧，都是相当开放的国度，国民开放的风气，比英国人尤甚，相比德国，这两个国家才是纯粹的北欧海盗的后代，两国王室那真的是可以追溯到当年的海盗首领的。
而英国文化中的开放，其实就源于海盗的殖民，源于盎格鲁撒克逊文化，而是英国本土过去的凯尔特人文化。比如英国的普通法体系，所以陪审员判定，基本上跟当年的海盗部落公开审判一样。
对比不同的文化源流，就可以发现，事实上文化越是落后的地区，就显得越是平等，马教主的著作中说，是剩余产品的出现，带来了阶级分化，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原始社会最为公平，有了剩余物资，才出现了穷富的差别。
造成这种原因的，第一是物质基础，拥有更多财富的首领，更能将手里的财富变成力量，比如北欧海盗，虽然个体之间相对平等，但是出海劫掠的时候，战船和物资都是由首领准备，最后劫掠的收获中，首领也要分最大的一份，等到他们结束了劫掠文化，开始定居的时候，拥有物质积累的首领就演化成了领主，战士要么成为依附领主的骑士，要么就是农奴；第二个原因则是这种落后的劫掠社会中，个体之间的力量差距较小，大家都是拿刀子的，谁敢欺压谁弄不好就是决斗，这在农业文明中也是一样，正统的王朝社会分化出皇权、官僚和士大夫阶层，可是梁山好汉们都是兄弟，虽然有座次之别，但终归要平等的多。
开会共同议事，也是这种社会结构比较扁平的文化的特点，蒙古人有忽里台大会，西方人演化出了议会，而东方君王则变成了朝堂，在西方议会制度平权之前，议会只是贵族们议事的地方，相比东方式的的朝堂，相当于共同议事中加了一个皇帝的决定权，避免了无谓的争吵造成的拖延不决。
议会制早期，西方人自己都看不到这种制度的好处，之所以有这种制度，是因为王权实在是压制不住贵族权力，逼不得已才让贵族们一起商议，荷兰共和国建立之后，他们的议会争吵不断，多年决定不了一道法案，最后决定请一个国王回来裁决，就是英国的伊丽莎白，可伊丽莎白收的保护费太高，导致荷兰人承受不住，最后又把她请走了，于是荷兰人建立了东印度公司，并给予东印度公司相当于国家的权力，让他们可以铸币、组建军队和对外宣战，其实就是为了规避议会体系的低效。
但是幸运的是，从英国开始，议会制走出了早期争吵不断的泥潭，不断的制度化，不断的优化，走向了现代代议制的道路，中国的朝堂却几千年如一日的运作，没有突破现代文明的那道天花板。
这种情况有专家认为是必然的，有人认为是偶然的，朱敬伦也觉得是必然的，中国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中国人长久的享受着大一统带来的稳定，也要承担大一统带来的低效，毕竟一个没有竞争对手的集团，产生改变的动机是很小的。
就好像国企在跟民营企业竞争的时候，效率极低，但是却相对稳定，民营企业动辄几年间就倒闭了，而国企却愿意投资长期的产业，当然这不包括那些贪腐的国企，以西方国营企业来论的话，一个是低效但稳定，一个是高效却动荡。
不止是企业，国家也是这样，西方国家间的竞争极其惨烈，德意志曾经有四百多个大大小小的邦国，英国也分为大大小小的贵族领地，这种分裂之下小国的竞争是十分惨烈的，不变革往往意味着死，所以当一个国度出现某种新技术或者新的管理方式的时候，马上就会被其他国家引进。
启蒙运动的时候，连俄国这种偏居欧洲最东边的封闭国家，叶卡捷琳娜二世也能不断的和伏尔泰通信，推行欧洲最流行的思想文化和制度。重商主义在意大利出现不到十年，英法等国都开始效仿，之后遍及全欧洲。
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变得强大，法国、普鲁士不断的偷盗英国的技术，最高峰的时候在法国工作的英国技术人员多达几万人，而普鲁士不断的排除商业间谍去窥视英国的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