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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跟卢梭的前辈们，伏尔泰等人把中国描绘成圣人王治理的国度，把中国人描绘成不信仰基督但一举一动都符合基督教义的上等人一样，两个政治哲学家的这些描绘，都不是真实的，而是带有各自的目的。
伏尔泰时代，欧洲最先进的还是君主****制度，他在推行他的君主****思想，因此可以把中国树立成为一个典型，需要用中国去刺激欧洲各国改变；到了卢梭时代，他在推行他的英国式民主思想，中国就一下子变成了反面教材，自然要把中国的美好形象打到在地。
这些从来没来过中国的大学者的能量实在是太大，以至于能够改变欧洲人的思想观念，这就是强大的文化话语权的力量。所以伏尔泰时代欧洲兴起了中国热，而卢梭时代欧洲人开始鄙视中国人。
朱敬伦看重亚历山德拉多过看重克里斯蒂安的原因就在于，亚历山德拉将来的文化话语权肯定比她父亲更强大。
但克里斯蒂安显然更关心外交，因此才以一个王子的身份，主动要求作为代表团团长到中国来。
简单的迎接仪式后，朱敬伦就邀请他们到了新安简陋的县衙，之后又安排他们坐船去广州。
简短的沟通了一番，朱敬伦向他们提交了一份通告，告诉他们，对于他们已经从清王朝政府手里取得的商业利益，朱敬伦保持默许，但是从现在之后他们跟中央王朝签订的任何协议，在广东都必须经过广东地方政府的同意，否则绝对不会执行。
接受这个通告，他们才能跟广东进行正式的外交活动，否则他们大可以去北京，但朱敬伦保证，他们从北京得到的任何利益，广东都不会接受，至少在广东境内得不到保证。
对于这份通告，丹麦和瑞典两国外交代表是有些茫然的，他们有些不理解其中的意思，到香港的时候，他们已经听本国的公使跟他们汇报过，说广东可能发生了政变，但是他们没有接收到任何官方通知和外交要求，因此在法理上，他们必须继续承认清王朝才是这个国家的合法政府。
可现在广东地方政府向他们提交了这样一份通告，让他们觉得很难处理，首先这不是一份独立声明，也不谋取丹麦和瑞典承认他们的独立国家地位，只是在商业外交方面，表达了他们的态度。
虽然无法对照西方的外交程序，但是所有的外交程序，不也是从实际中探索出来的吗，而且基本的外交准则，都是英国人对外政策的方法，所以西方人认定的是，现代外交制度，就是英国人的对外关系准则。
但中国人显然打破了这些准则。
可是他们只能接受，不然就不谈了，他们来这里还有什么意义，两国之所以共同组建一个代表团，就是因为出使费用太过昂贵，那种大轮船来一趟好几万英镑的消耗，再加上两国都自知自己只是小国，联合起来谈判，也许能取得更大的利益。
1850年代，这两国几乎同时启动了工业革命，国内工厂不断建立，生产力飞速发展，对外部市场也更为依赖，如果中国这么一个大国对他们开放了商业，会让他们这样的小国不再为市场而发愁。
于是两国经过短暂的协商，共同回复了朱敬伦的通告，表示他们接受这个条款，他们今后跟清王朝签订的协议，都会跟广东地方进行协商，经过广东地方政府同意之后才会生效。
这样，他们才被请到了广州去。
“你们大概很疑惑我为什么会先要你们同意跟朝廷签订的条约，必须得到我们的同意，你们可以这么理解，拿破仑时代之前的德意志帝国的情况，那时候的德意志帝国也是帝国，可是跟帝国皇帝签订的外交条约，你觉得可以在其他邦国运行吗？”
瓦伦堡和克里斯蒂安摇摇头，那时候的德意志的名称是神圣罗马帝国，被西方人成为既不神圣，也不罗马，更不帝国，就是一个松散的联邦，帝国皇帝由各个拥有选举资格的选帝侯投票决定。
如果那时候奥地利邦国的国王做了帝国的皇帝，然后跟英国签订一个外交条约，普鲁士公国是不可能接受的，巴伐利亚王国也是不可能接受的，黑森、汉诺威、符腾堡这样的小邦国也不会接受，甚至连汉堡这样的帝国自由城市都不可能接受，最后连皇帝本人的奥地利都不会接受，他必须以奥地利国王的身份签订的条约他们才会接受。
但他们还是不理解：“可是中国是一个上下一致的完整国家，而不是神圣罗马帝国那样的松散邦联啊。”
朱敬伦摆手：“目前还是这样。我们的皇帝依然对各省拥有统治的权力。但是在广东发生了一点小小的变化，这种变化你们可能不理解。但是我用你们理解的方式告诉你们，那就是至少在外交领域，我们今后独立了。”
这是主权范畴的问题，外交权也属于主权的一部分，最重要的一部分。
在西方人看来，取得外交权的独立，已经意味着一个地区的独立，和一个国家的建立。
他们根本不理解中国王朝并不是最在乎这种外交权利，当然地方政府独自对外交流，也是犯忌讳的，那叫做私结外邦，但却不是西方政治意义上的外交，在中国是带着政治意义，因为这往往意味着叛乱，可如果朱敬伦只在外交上自行其是，不打出公开造反的旗帜，清王朝除非有能力镇压，否则他们是不会干涉的，只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作不知道。
朱敬伦看他们茫然继续解释：“好吧，你们可以这么理解，你们今后跟清王朝签订的条约，需要我们的认可，才可以在广东地区执行。因为我们将执行自己独立的外交政策，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瓦伦堡和克里斯蒂安对视一眼，懂了，或者说不需要去懂，只需要知道结果就行，结果就是广东可以自主的跟外界进行外交了，也就是说，朱敬伦愿意的话，可以单独跟他们签订外贸条约。
这让俩人有些惊叹，他们更愿意跟朱敬伦交往，因为情况已经很明了了，这是一个非常乐意跟西方沟通的中国官员，而现在他取得了广东的地方政权。
本来其实并没有政治方面外交活动的俩人，心中开始盘算，是不是在这次纯粹的商业外交活动中，加上一点政治味道呢？
没错，他们来广东，并不是跟广东政府进行政治外交谈判的，那是他们去北京的目的，他们来广东，是为了纯粹的商业利益，丹麦有些羡慕瑞典跟广东的合作，通过帮助朱敬伦建立兵工厂，这两年瑞典人卖了十万吨铁矿给朱敬伦。
而瑞典人来此，则是希望进行更深入的合作，他们听说朱敬伦正在自己仿制轮船，他们觉得这方面，他们也可以帮得上忙，如果朱敬伦愿意购买他们的钢铁的话，他们不介意出技术，帮朱敬伦在修建一个造船厂，当然朱敬伦得出这笔钱，承建一座大型造船厂本身，也是一笔大生意。
可既然广东力求自主的话，那么是不是可以提一提商务条约呢，跟广东地方签订一个优厚的商业条约，哪怕就是一个地方政府，他们所控制的国土和人口，也远超一个欧洲国家，也是一个庞大的市场。
于是瓦伦堡第一个提出了要求：“如果我们可以帮您进行造船方面的支持，不知道您是否愿意在钢铁出口方面，给我国一个优惠的税率呢？”
朱敬伦指了指面前的厚厚的谈判内容：“你们提交的谈判条款中，没有这方面的内容。”（。）
第三百零九节 一个标杆（）
朱敬伦并不是真的以为这两国只是来谈商业合作的，起码他不会这么操作，否则他也就不用亲自出面，更不会提前给他们那份通告了。
他就是有意引导两国，跟他进行外交谈判。
不先找英国人，不先找法国人，甚至连美国人、俄国人都不先找，而找两个小国。
就是因为软柿子好捏，从小国身上下手，更容易签订一份有利的，或者说更公平的外交条约，这是广东以自主的身份跟洋人签订的第一份外交条约，具有很强大的示范意义，所以才找这两个小国，也是他们第一个跳了出来，在最合适的时间，向中国派来了外交使团。
“我们之前的工作有些疏忽，我们建议暂时休会，我们需要进行一下协商。”
瓦伦堡说道。
朱敬伦耸耸肩：“我觉得你们的态度非常不诚恳，但我同意休会，可我并不是很有时间，之后的联络你可以找我们的外交部长伍崇曜先生。”
说着，朱敬伦拍了拍一直发呆的伍崇曜，跟陈芝廷一样，他也没想到，他一回来，就被朱敬伦安上了一个外交部长的职衔，职衔不重要，他爹当年还带着三品顶戴呢，还不是照样让林则徐拖了裤子当众打板子，顶戴也是说摘就给摘了。
重要的是，朱敬伦给他的任命书上写着，位比正四品，这可就是实实在在的实职大员，要知道广州知府也才从四品，也就是说在品级上，他比陈芝廷担任的那个知府还要高半级。
至于他爹当年那个三品的顶戴，那就是一个笑话，用来在小民面前充充数的，最大的好处是让伍秉鉴可以坐轿子，至于真正的地位，别说在从四品的知府面前显摆了，就是一个县令伍家都得好生伺候着，东印度公司的记载中，伍秉鉴见到清政府的小吏都会浑身颤抖。
而这个外交部长，显然不是他爹那种虚衔，委任状上明明白白写着，负责一切对外国交往事务，直接向广肇罗道台负责，也就是向朱敬伦负责。
所以刚刚得到这个委任状后，伍崇曜整个人都是发虚的，跟做梦一样。
但朱敬伦已经起身离开，伍崇曜反应过来的时候，朱敬伦已经走了出去，他有些冒失的追了出去，却被朱敬伦挡了回来，这又回来向瓦伦堡和克里斯蒂安拱手赔礼，显然他刚才失礼了。
跟伍崇曜不一样，陈芝廷的世界观是传统士大夫的世界观，自觉高人一等，士农工商，士族是第一。驸马房那种门第就不用说了，都是宋朝事儿了，但他哥哥陈桂籍可是实实在在的户部主事，是京官，他陈家也因此名正言顺的成了本地望族，乡绅领袖。
因此尽管一开始被朱敬伦举荐担任广州知府，他也是兴奋异常，可回家后才知道，朱敬伦这段时间在广东做的事情，在他一个读书人看来，简直就是大逆不道，简直就是乱臣贼子才做的出来的事情，可现在他要接受这个乱臣贼子举荐的官职吗？
一想到朱敬伦做出了此等恶事，他就不由扼腕叹息，他觉得朱敬伦是一个难得的好官，在新安主政一方，做了不少的好事，就凭一个力阻洋人，得保国土不失，那也该永载史册，至少新安县志中会他的一片传文。
可现在朱敬伦竟然反叛了，虽然还没有打出造反的旗号来，可谁都明白，他反是迟早的事情，现在不过相当于一个枭雄，相当于唐代的地方节度使，本朝的三藩。唐朝之后，中央王朝就已经不在允许地方势力割据了，哪怕是本朝，康熙不也平了三藩吗。
所以朱敬伦迟早要么造反，要么被朝廷镇压，像现在这样各据一方，是不可能持久的，而且在陈芝廷的观念中，朱敬伦从一开始就不该这么做。
他听完了完完全全新安本地乡绅、兵勇的描述，他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