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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令们发现没能鼓动百姓，看到一个个海关人员登上了各县的码头，在附近租了房子，挂上了海关的牌子，公布海关制度，派员向各个船只收税，朱敬伦的一切目的都达到了。
文官们发现，朱敬伦无法阻止朱敬伦无理的命令，顿时有些气急败坏，士大夫的脾气来了，他们甩了袖子。
南海县令周士俊脱下了自己的官服，然后让衙役鸣锣开道，徒步从县衙走向城门，手里拎着一个包袱，在热闹的人群围观之下，走到了归德门，让衙役架梯子爬上城门洞，垂下来一条红布，他打开包袱，将一个物件挂了上去。
接着又拿出一块血书白布，贴在百姓进出的城门旁，历数了朱敬伦的罪证，好一篇檄文，将朱敬伦描绘成了万恶不赦的乱臣贼子。
然后他穿着青衣布履，昂这套高的头颅，走出了城门，在门外上了一辆老仆准备好的牛车，出归德门走进了小市街上的人群之中，慢慢消失不见了。
“挂印了？”
所有县令的一举一动都在朱敬伦的监控之中，周士俊的举动，第一时间就被汇报给了朱敬伦，朱敬伦不由感觉有些好笑，周士俊在城门洞中悬了他的大印，悬挂大印就意味着弃官，意味着对上级的不满，意味着反抗。
刘备挂过印，痛打了上级派来的督邮一顿之后，挂印弃官，现在周士俊也挂印弃官，但总感觉有些不伦不类。
“还是文人的臭毛病犯了啊！”
既不敢站出来反抗，又要表现自己的凛然正义，除了在闹市挂印之外，没什么好办法，还是那套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说起来好听，不就是盛世出来锦上添花，乱世赶紧明哲保身吗，典型的文人士大夫苟且观念，根本就没有在大夏将倾时候出来力挽狂澜的勇气和魄力。
历史上无数文人，在乱世来临的时候，躲入深山，自夸隐士，国家安定之后，然后又被当政者请出来粉饰太平，所谓乡野遗贤大多是如此。
在朱敬伦看来，周士俊这些文官的挂印，更像是被惯坏了的少爷羔子，发脾气赌气什么都不管了的一种表象，如果他们真的要为他们的皇帝尽忠，那就该不顾一切想进任何办法，跟朱敬伦斗下去，陆秀夫、文天祥那种人，才堪当大丈夫。
但是朱敬伦相信，他们的这些举动，后世一定会进入史书，歌颂他们的高风亮节，可事实上他们的做法完全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作为士大夫阶层，古代几千年的社会精英，完全没有担当的行为，却会被一代又一代的史书夸赞，因为史书就是他们编写的。
他们不肯合作，选择挂印，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他们的史书会夸赞他们做的很风雅，却不会说他们弃官等于拱手将权力交了出来，他们的史书认为他们不畏惧强权，事实上只是强权不跟他们一般见识，换一个残暴的军阀，这种消极对抗的行为，完全可以砍了他们的头。
他们不敢动刀子，说成是文雅，他们不负责人，说成了洁身自好，不同流合污，历史就这样一代一代的影响了所有人的世界观，周士俊已经是不错的官吏了，但依然这样，可想而知中国的士大夫阶层已经堕落到了何种地步。
周士俊挂印之后，第二天，朱敬伦就收到了其他情报。
广州十四县文官，集体在一天之内，闹市挂印，弃官而去，引起轰动。
看到方山担忧的样子，朱敬伦反而安慰他道：
“只是挂印而已，如果他们有种，全都吊死在县衙的门前，那倒是能给我惹点麻烦，现在吗，屁事没有。”
然后又道：“写任命书，找当地最有钱的富商，让他们出来当县令。”
方山皱眉：“商贾？”
朱敬伦点头：“是啊，该让他们站在前头了。”
十四县商人当官，前所未有的情况，第一次让商人站在了政治的风口浪尖，他们第一次集体拥有权力，他们也该承担起相应的责任。
“通告十四县，免除来年地亩钱粮！”
以商税代农税，这就是商人该担负的责任，权力与责任永远是分不开的，权责一体是社会的契约法则。（。）
第三百零五节 海关的情弊（）
找商人做官，他们竟然不敢，一个个推三阻四，不惜拿钱疏通关系，一个个真是贱骨头，明哲保身到了这种地步，给他们权力，他们竟然都不敢要，活该他们被文官集团压迫了几千年，伍秉鉴给广州各级官员磕的那些头不是没有原因的，是他们比文官更没有担当。
没人不想做官，只是不想承担风险，现在接受了朱敬伦的任命，就等于是加入了朱敬伦的派系，卷入了朱敬伦跟朝廷的斗争之中，他们怕在这这股大势之下，引火烧身，最后玉石俱焚。
但是朱敬伦的命令不会动摇，就是根据谁有钱谁做官的原则，这时候没时间一一分辨，分清谁的品行和能力，只能用这种粗暴的一刀切的方法来处理了，既然能在当地首屈一指，赚到让人惊叹的财富，他们的经营能力是毋庸置疑的，至于品行是否贪婪，朱敬伦逼迫他们写下保书，为官期间，不得贪墨一分公帑，否则抄家，相信这些本就十分有钱的家伙，也不至于为了钱财玩命。
至于他们会不会用权力给自己谋私利，基本上不用怀疑，他们肯定会这么做的，因为他们的财富积累过程中，就没少了利用权力，只不过过去的寻租，是给官员贿赂，换取权力，现在则是自己直接掌握了权力，他们怎么可能不用，在自己没权力的时候，他们都能玩转权力，现在直接享有权力，那更会用的得心应手。
这种程度的贪腐，朱敬伦暂时还能容忍，反贪不急于一时，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得一步步的化解，美国在二战前才勉强打下去了疯狂的贪腐，没必要求全责备，在一个贪腐文化盛行了上千年的国度试图一夕根除。
这些商人被强逼着上任了，既渴望权力，又害怕危险，几乎处在一种痛并快乐着的情绪中上任了。
赫德也商人了，进驻了过去恒祺执政的粤海关衙门，广州城里的百姓就不太在乎了，多一个洋人，少一个洋人而已，他们见的多了，广州八十年一口通商，从他们太爷爷时代，就没少见过洋人。所谓不让洋人入城，那是说入城居住，即便是在乾隆年间，也是允许洋人在休假那天，入城游览的，所谓休假，就是洋人的星期天，但是只有一天，不能停留，不能居住，平时洋人都是住在城外的商馆区，也就是十三行。
更不许女人进入广州，即便是城外的十三行，也不行。183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大班盼师不顾清廷禁令，携其妻子坐着轿子来到商馆。西方妇女的着装、发饰、没有裹缠的天足，身着****暴露过多的服装以及随意同男人握手的动作，被认为既伤地方风化，有损天朝礼教。甚至引发广州将军、两广总督、粤海关监督和广东巡抚联名上奏，“有违天朝体制”。
广州官府立刻下令驱逐盼师夫人，为了夫人，盼师从停泊在黄埔的英船上召集武装水手百余人，携带枪炮登陆广州商馆。广州官府则威胁要发兵驱逐，此事使中英关系剑拔弩张，要不是最后盼师把夫人送到澳门，鴉片战争弄不好提前十年就会打响。
第一次鴉片战争之后，洋人通过条约取得了进城的权力，但是老百姓不答应，洋人进城轻则扔石块，重则有生命危险，直到第二次鴉片战争英法联军占领了广州城后，广州老百姓才第一次大范围跟洋人接触。
这种文化的封闭，通过交流自然也就打破了，洋人占领广州期间，虽然依然冲突不断，但是大多数接触过洋人的老百姓，也没觉得洋人就哪里特殊了，大多数还不是和和气气，就算是士兵，买西瓜那也是给钱的。虽然也有抢掠的事情发生，可跟大清的军队也没什么两样，渐渐也就习惯了。
如今洋人进出广州城已经不稀罕了，所以赫德入城并没有引起太大的风波，也就是一些街头巷尾的非议罢了，两旁的邻居觉得身旁住上了夷人，心里很不是滋味，就好像美国白人的社区住进了黑人后，整体搬迁一样，粤海关衙门也出现了老百姓卖房子的情况。
赫德也不满，他还歧视这些十天半个月不洗一次澡的中国人呢，但更不满的是，朱敬伦动了他的权力，所以处理了新安的关务，将总海关搬到广州城后，他第一时间就要拜见朱敬伦，他要跟朱敬伦谈判。
走过归德门的时候，他还看到了悬在城门洞中的大印，以及贴在城门旁的罪状檄文，老百姓热闹看个没够，也只是指指点点，嬉笑打闹，也没人敢撕那张说朱敬伦拥兵自重，上亡故天恩，下欺凌百姓，不臣之心昭然若揭，还号召勇士，能提朱敬伦人头来见者，朝廷必不吝封赏。
赫德看到朱敬伦不但没有派人把这告示撕下来，反而派了几个士兵在旁边保护，防备有人破坏。
赫德要去广州将军府，朱敬伦现在跟广州将军住在一个府里办公，因为他不会让穆克德讷脱离他的控制。
穆克德讷这段时间表现的还算乖顺，尤其是听到北京的奕欣发动了政变，除掉了肃顺等人之后，那就更是对朱敬伦十分顺从了，他认为朱敬伦代表的奕欣一党胜利了，更让他满意的是，奕欣自己没做皇帝，而是继续拥护了咸丰的儿子做皇帝，这么看来奕欣也算不上是乱党，只是在保旗人的江山，而不是自己想做皇帝。
为奕欣稳定广东大局的朱敬伦，那自然是前途无量，在穆克德讷看来，一个广州知府是跑不了了，尽管还比不上他这个将军，可是人家将来还会再升，起码靠着奕欣这个权臣，两广总督是指日可待的。
穆克德讷认定，即便奕欣没有当皇帝，依然保着同治皇帝，但绝对跟当年多尔衮保着顺治一样，只要奕欣活着一天，朱敬伦就能放肆一天。
至于这段时间有文官不断的找穆克德讷告状，说他被朱敬伦迷惑了云云，让他赶紧起兵平叛，则被穆克德讷自动忽略了，他甚至主动找了朱敬伦一次，认为其中有些文官肯定是耆龄或者肃顺的党羽，希望朱敬伦把那些人除掉，但朱敬伦大度的表示，区区几个文人，现在大局已定，一切让皇帝裁决吧。
朱敬伦的这种大度，被穆克德讷理解成了坦坦荡荡，更说明朱敬伦没有作乱的嫌疑，至于私自任命官吏，私自跟洋人开港，他可是听说奕欣跟洋人的关系更近，都传出洋人要支持奕欣当政的说法了。
所以他想当然的认为，朱敬伦是奉了奕欣的命令，否则朱敬伦这种人怎么可能给洋人好脸色，穆克德讷依然记得，是朱敬伦绑架了洋人首领巴夏礼，是朱敬伦冒死点燃火药在波罗庙炸死了英法联军司令，是朱敬伦帮忙收复了广州城，是朱敬伦在新安连结乡勇冒死保土，至今洋人没割走九龙司，这都是朱敬伦的功劳，以穆克德讷的理解，朱敬伦针对洋人做了这么多事，应该是洋人的死敌才对，是不可能跟洋人合作的。
因此对一个个游说他的文官视而不见，他才不想跟这些迂腐的文官扯在一起呢，虽然朱敬伦表示了大度，他可不认为奕欣不会收拾这些人。而且话说回来了，就算朱敬伦真的造反了，让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