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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朱敬伦干脆让各家回去，死人的官府给丧葬费，伤者官府出钱给治病，又许诺了免除一年两税，才算勉强把聚集在一起分作两边打群架的上千人劝了回去，只要回了乡下，那就好办多了。
朱敬伦在香山根基不深，暂时不打算招募香山兵勇，所以他只是派了些人到这里，负责在各个墟集盯着附近村落，并不打算招人。
用了十天时间解决了香山县的问题，在县城乡勇还没有完全撤光，县令两次三番希望他留下的情况下，朱敬伦还是去了东莞。
东莞的情况更容易一些，这里的械斗是零散的，还没有分成两派，加上东莞跟新安6地相接，这里的乡族更是一家，新安本来就是从东莞划分出去的，明朝时候才分离，而这里的宗族却繁衍了几百年上千年，因此两地宗族层面上始终没有分开，这种关系是不会随着政区分割而分割的，因为他们的纽带在血脉里，在情感和文化中。
所以只用了三天时间，就把各个乡绅、宗族聚集到一起开会，签订公约，然后开始顺利的分编遣散，第五天的时候，朱敬伦就可以离开了。
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就因为两个县令担心担责任，而始终拖延，导致生械斗。
对朱敬伦来说，却是举手之劳，他这两次倒是没有签名，可是强逼两个两个县令具名，但毫无疑问，主持整个立约过程的朱敬伦，在两县乡绅面前，留下了深刻和良好的印象。
这件事过后，至少在珠江口这三个县中，朱敬伦是无人不知无人不识了。
本以为能闲下来，然后安心应付英法联军即将到来的攻击，谁知道新会那边又出事了，新会的抵抗割地运动本来就不怎么强烈，甚至柏贵都没有让自己去处理，当地知县就遣散了事。
但问题是乡下彻底动员了一次，就如同沸腾过的开水，跟过去的生水已经完全不同了。
这时候的乡下年轻人，确实还没有什么纪律，但却已经有了一个粗糙的组织。
就好像新安和东莞曾经是一个县，两地乡绅关系复杂，姻亲不断，同宗同族，新会和鹤山也是，鹤山的一半土地，还是清朝雍正时期才从新会分出去的，比如客家聚集的古劳都，就是从新会分离出去的。
因此鹤山土客械斗之后，就有大量的土人跑到了l县的新会，穷人确实是最凄惨的，人离乡贱无依无靠，但是地主们就好了很多，他们甚至很多都在新会也有土地，依然可以过日子，但是无论是地主还是佃户，在失去土地这个问题上，他们是同仇敌忾的，乡绅、地主阶层组织编练团练，生活无着的穷人，第一是混口饭吃，第二也很想打回家乡去，起码自家还有几间破屋子给妻儿老小遮风挡雨。
因此在客家人周边的各县，包括新会在内，还有阳江，甚至佛山等周边各县，土人都在聚集力量，故事中的佛山黄飞鸿编练团练打洋人，现实中可能有无数红飞鸿，蓝飞鸿们在编练团练，随时准备着杀向客家人。
到今年初，土人的力量本就积攒的差不多了，接着新会知县勒令乡勇回乡，好几只乡勇联络之下，突然就杀向了鹤山，土客械斗土人反攻阶段开始了。
大规模的械斗突然爆，引起新会和鹤山两县县令的关注，他们的文书雪片一样的到广州，柏贵这时候刚刚收到朱敬伦送来的平稳遣返香山和东莞两地抵抗割地而聚集的乡勇的报告。
柏贵不由感叹，这些县令一个个都是酒囊饭袋，同时对朱敬伦的办事能力极其信任，甚至相信朱敬伦能轻松解决已经打了四五年的土客两家，一封让朱敬伦去新会、鹤山两县协办两地平息土客械斗的命令就送了过来。
第一百四十六节 谁不服我打谁（）
朱敬伦可比柏贵看的透彻，柏贵对自己手下的县官很失望，觉得如果是自己当年做县令的时候，绝对不会把局面弄成现在这样，事实上，如果换成他也一样。
这根本就不是个人能力问题，而是一个资源多寡的问题，如果说东莞和香山两县县令，一开始还有机会自己平复乡勇聚众的话，新会和鹤山两县县令是根本没有机会制止械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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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叶名琛没有兵力顾及鹤山，而鹤山当地也爆了洪兵起义，恰好第一个起来抵抗的就是客家乡绅。
咸丰四年，一支洪兵领冯滚带兵攻破鹤山苍城，驻扎在开平北部靠近鹤山的古儒都，向附近的云乡打单，云乡一带山高林密，也是一个客家人聚居区，征粮队被客家乡绅高三拒绝，前去征粮的人员被杀。冯滚立刻联合附近的洪兵配合攻打云乡，又被客家团勇击败。洪兵派人潜入云乡，将高三的小儿子杀害。高三誓要报复，倾家荡产组织客家武装与土人对抗。
这就是客家人开始组织乡勇的起因。
可以说一开始只是洪兵武装跟客家地主个人恩怨，可是不久之后，鹤山县令手下一个客家武举人，名叫马从龙的家伙趁乱而起。
马从龙先是陈请两广总督叶名琛允许他组织客家练勇助剿，叶名琛当时兵力不足，加上绿营的战斗力在洪兵面前总是一触即溃，叶名琛同意了马从龙的建议。
马从龙拿着两广总督的手谕，串联鹤山、高明、新兴、恩平、开平、阳春等六个县的客家乡绅会盟，制定六县客家人同心剿匪章约，以云乡、大田为大本营，积极组织客家武装。
到这里本也不是坏事，至少对官府和想要获得安全的百姓来说都是如此。
但是马从龙组织起了悍勇的客家山民后，很快就攻占了靠近云乡的几条土人村庄，但他的行为令人指，他放火烧屋杀人无度，直接导致客家练勇的性质变化。
广府人跟客家人本来就有些恩怨，比如因为田地问题，学额问题，争斗了几百年，但大多集中在通过正常的关系，比如培养各自的子弟读书做官，从而利用政治理论压制对方，这算是一种比较良性的竞争，因为这种竞争是能提高双方文化水平的。
但是有竞争就有不满，尤其是广府人一直占据优势，比较歧视客家人。
广府人称客人的语言是南蛮结舌，直接否认客家人同为汉人的身份。客家人的一些习俗也让广府人不容易接受，比如客家人的‘洗骨检葬’，先要把死人埋葬，等肌肉腐化后，在把骨头挖出来用水洗干净，置于瓮或木匣内再行安葬，这种丧葬方式跟传统的入土为安观念格格不入，因此也被认为是蛮夷习性。甚至像新会这种土人占优势的县的县志中都要给“客”字旁加“犬”来称呼客家人，就如同汉人曾经给其他民族起的犬儒、鬼方之类的名字一样。
因为语言风俗的不同，广府人一直坚持客家人不是汉种，是蛮夷民族。但是客家人却更坚定的坚持自己的汉家身份，找出多种证据予以反驳。比如他们的语言跟当地人不同，他们就说他们的话是中原正音，他们的语言读古诗更押韵，反倒是广府人语言粗鲁，坚持自己是根在河洛，情系中原，是地地道道的中原汉人，甚至血脉上比北方人还要纯。
对于这种文化之争，朱敬伦知道纯粹是闲扯淡，谁纯不纯鬼知道，肯定都是汉人无疑，从相貌上根本分不出来，服饰上稍有诧异，但是都重视教育，都兴办学堂，读的都是中国古典，这些才是最重要的标志，至于口音轻重，丧葬习俗不同，都是旁枝末节。
后世客家人遍及四海，开放之后，海外客家人返乡投资，一时间客家人的声音大起来，族群自信心也膨胀起来，敢把自己是最纯粹的汉人的大旗打起来，新中国开国元勋中多有客家人，也大大提高了内地客家人的地位，这才没人再歧视客家人。
但是这个时代，客家人确实是一个备受歧视的族群，但朱敬伦坚持他们肯定是汉人。
至于跟广府人相互之间的冲突，根源上并不在什么文化，而在于经济，在于生存空间，大家同在一块贫瘠的土地上生存，你儿子多吃一口，我儿子可能饿死的时候，难免有冲突，这种冲突是全方位的，主要以土地和学额为焦点。
在土地上，本不该有什么矛盾，一个在平地上居住了上千人，一个则善于开辟荒山，应该是两不相干的，事实上，客家人搬到鹤山等地两百多年，一直都跟土人没有太大的冲突，即便有观念上的诧异，也不可能爆成内战规模的械斗啊，为什么会在这时期爆。
唯一的原因就是人地矛盾，经过两百年的繁衍生息，广府人和客家人人口都膨胀起来，因此原有的土地不够耕种了，广府人来得早，因此占了平地，客家人把山里能开的地开完了，迫不得已就租种土人的地，甚至有的客家人开的山地，山都是本地人的。
中国人几千年来重农抑商，经济主要就是集中在土地上，因此把土地经济玩出了花来，一块田地都分成田骨和田皮，田骨就是所有权，以官府颁的盖红章的地契为依据，称为红契，田皮则是民间私下的租种协议，没有盖印，成为白契。所有权和使用权就此分开了，形成了中国独有的永租制度。
因此很多时候，土人持有红契，客家人持有白契，可是土人自家的田地自家子弟都不够种了怎么办，总有人想要借助官府的势力，从自家土地上赶走租佃的客家人；或者眼馋客家人开出的荒山，认为荒山是自己的，觉得当初签订的契约以荒山的租金租出去不划算，要求更改契约，或者赶走客家人。
这就是争地的最大原因，另外还有土地相邻，几百年过去后，地界模糊，双方争执的。
还有争水的，干旱时节，河流上游的村子总想霸占水权，不过这种现象是普遍的，不是土客独有的。
另一个主要矛盾是争学额，所谓学额就是考取功名的份额，主要是在秀才这个基础功名阶段，因为各县的名额都是有限的，土人占的多了，客家人占的多了，都能引起双方不满，进而向官府施压。
争学额主要反应的是两个族群对官府话语权的争夺，因为谁家子弟当官的多了，在官府中的势力大了，自然就可以压制另一个族群。
这些矛盾形成依旧，争斗不休，但多数时候只是个例，比如争水、争地爆的械斗，往往局限在邻村之间，这在土人跟土人，客家人客家人之间同样爆，所以没有什么特别，可是这一次的械斗，直接引起了两个族群之间的冲突，规模之大，比西方国家间的战争都大，就另有原因了。
根本原因肯定是不同族群之间的生存空间之争。
直接原因则是马从龙这个枭雄一般的人物横空出世所致。
因为马从龙联络了六县客家人，组建了团练，开始剿灭洪兵。实际上，洪兵中是有本地人也有客家人的，算不上是广府人的武装，但是广府人人数本来就多，因此洪兵中的广府人数量更多，一开始洪兵也确实跟客家人起了冲突。
马从龙利用了这种冲突，将这种冲突描画成广府人对客家人的残杀，马从龙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