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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匪出手就直指民心，这个绝对是比任何造反者都厉害的家伙！而且大清发展到此时，几乎每年都有几起民变或抢米风潮发生，各大臣都知道民心已经不在大清一边，如果不是龙国百姓天性中有求稳当怕动荡的心理，说不定早就爆发大规模的民变了。
有人甚至分析出徐烈此收拾民心之举，纯粹是在大清土地上摘桃子啊！可是，这样的话却没人敢公开说出来。
0134章 天生我才必有用（）
有句那啥话，真理愈辩愈明，大约是说的这种情况。朝中各路人马这一改换思路，不停分析，竟然真的分析出了大清最大的麻烦。
但是，这个结论颇为诛心，所以没人敢在皇上面前直言。但好在光绪似乎已经感受到了个麻烦，所以在见诸位臣工对徐烈突然的扩张行为难以达成一致意见时，当即宰旨道：“让梁爱卿先去谈着，看徐匪的意见后朝廷再作定论！”
这也是无法中的办法。因为徐烈的突然发力，说清廷此时是“风雨飘摇”一点也不为过，还有什么实力保持高高在上的姿态呢。
梁启超到了济南，徐烈就得到了消息。
可徐烈虽然有挟大胜之势与朝廷谈判的想法，但这事儿却也无法主动，他只有等朝廷的干员达到蒙阴，并问明来意后再出面。从这种心态看，徐烈的“赎金通电”貌似属于这种谈判的过墙之梯啊。
好在梁启超在济南只呆了五天时间，又开始启程了。
当然，徐烈只是一边观察着梁启超的行程，一边做着自己的部署。
扩军很好办，只要有钱有枪；扩张地盘也很好办，大军开去抢来就是。但前文已经说了，如果仅仅是这样，徐烈可以马上打到京师，把光绪从龙椅上赶下来。
打江山容易，坐江山难，要建设好一个江山，更难！这是徐烈在综合了杨改革原时空顾问团的意见后，自己得出的结论。
原时空新龙国搞了六七十年，能说把江山建设好了？能说就实现了当初的初心？在徐烈看来，这两个问题可能没人说得清楚。如果原时空的乱世从辛亥年算起，龙国甚至经历了整整一百年，也没把自己的事情理顺。
以徐烈的观点看，原时空有两件事百分百做得不够好。
一是在打倒或摧毁旧的社会中坚力量时，并没有建立或培育起一个新的社会中坚阶层，政治词汇中所谓的“主人翁”、“同盟军”等，不过是乌托邦罢了。虽然在临近二十一世纪时民间有培育“中产阶层”的说法，但官方文件中却没什么明确定义，其个人所得税甚至收到了贫民生活水准的人身上。二是在摧毁一个旧的价值体系时并没有及时确立起新的价值体系，导致三观一直处于混乱状态，一直回避对资本的尊重，其结果就是导致十数亿人除了钱什么都不认。
而徐烈显然想在他的试验田里避免这种问题。
能避免么？徐烈当然不敢肯定，但徐烈却知道如何努力。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既然知道了方向，就一定要做。
所以，徐烈虽然心思确实系在梁启超身上，但手边的事却并不见少。
大军占领各县后，徐烈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招人。对此，徐烈其实几个月前就开始做准备了。
招人，主要是招收失地农民与流民。失地农民与流民，他们没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生活处于极端困难状态，是社会最大的不稳定因素。
但是，只要把这些人组织起来，这些人又是最容易接受新生活新约束的人，因为他们此前的生活都没了，再留恋又有什么用啊。
所以，徐烈招人，并明确招人的条件时，“徐大善人”的名号立即在沂蒙特区传颂。
招来的这些人，先进行简单的卫生检疫，简单的劳动意识教育，然后对其一分为三：
一部分青壮分流加入蒙山军，当然不是报名就可加入，而是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二部分准备作企业工人，当然前期要接受最基本的企业培训，这部分，还包括中年及部分少年及妇女等；三部分则是上两部分都不太合适的人，他们还可以去修路，去修水利，去开荒，去农场，去挖矿什么的，一句话这部分人大多脑子比较笨，学不会复杂的东西，只能从事简单而笨重的劳动。
不能说徐烈歧视他们，自从有了社会分工之后，虽然职业无贵贱之分，但确实有相对舒适与繁重之别。同样，在职业收入上，亦有高有低。不可能将每个职业的收入拉到一样的水平上，搞那样的平均主义对社会的发展并没有什么好处，同样对那些拥有聪明才智的人也是极为不公平的。
这个年代的龙国环境，虽然空气质量绝对不错，也没什么业污染，但“环境”二字整体上却不能说好，而是相当恶劣。譬如生产条件恶劣，没有水利，人们只能靠天吃饭；譬如很多土地抛荒，对社会财富是个巨大的浪费；譬如道路交通，基本处于原始状态，物流成本居高不下，这也导致了哪怕一座宝山摆在面前，也难以将其变成财富的现状，所谓抱着金饭碗去讨口要饭，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所以，只要是有心的领导人，想要解决所处时代的民生，并不是不可能。而要解决这个时代的民生，貌似成本并不高，很多百姓，甚至只要求能吃一口饱饭就行了。
而这条道路似乎特别适合徐烈，因为徐烈拥有着其他任何人都不可能拥有的巨大的物资能力。
有人或许会问，即便徐烈拥有强大的物资供应能力，但这些人未必能堪重负啊？这个说法，其实是站在原时空的过来人身份说话的。李白说，天生我才必有用！这并不是豪情，而是一种真理。任何人在任何时代都是有用的，而且是有大用的，关键在于社会组织程度，如果社会组织能力弱，组织程度底，自然有大量的人得不到恰当的任用；如果社会组织能力强，且允许人员自由流动，那么任何人都有可能找到自己的岗位。
事实上，徐烈很喜欢这个时代的人，因为他们还有着最基本的担当、忠诚，所谓受人之手托，忠人之事，在这个时代并不是说说，而是人的行为准则。龙国人的懒惰，其实是在大集体时代造成的。在那个时代，社会组织程度看起来极高，但其社会组织效能，却极度低下。
0135章 舌战（）
即便是长期被主流价值观视之如蛇蝎的人品低下、唯利是图的商人，在徐烈看来，也不能简单地一棍子打死。
龙国的商人及小商人传统，本质上是从农业、农民或手工业者分化出去的，他们还保留着劳动者的纯朴，同样也秉承着诚信精神。当然商人肯定有逐利的一面，如果商人不逐利，那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商人，但原时空把商人这种逐利的生存需求给妖魔化太多太深太久。
这种情形，有如一个吃素的人见不得别人杀生、吃肉而大呼残忍、粗鄙一样，并没什么道理的。
穿越差不多一年的徐烈，不敢说对如何治理社会有多么深刻的认识，但一个非常浅显的道理他还是明白的。那就是所谓律法、道德等规范，他们的功能不外有二，一是褒扬，二是惩罚。
褒扬与惩罚的对象，都是人的行为，或都是人性的表扬。
所要褒扬的，不外就是人性中的真善美，生活中的正能量，以引导人类社会的流向；所要惩罚的，不外就是人性中的假恶丑，生活中的违法犯罪行为，以此维护人类社会的整体稳定。
而商人的人性，或资本的属性中，有着正面的好的存在，也有着负面的坏的存在。而律法、道德不过就是褒善惩恶罢了。
但人类生活中的任何事，都不是绝对的善，也没有绝对的恶。
绝对的善，只存在于理想之中，或只存在于神国之中，可问题是神仙也需要人间的供奉、信仰啊，所以神也不是无欲无求的；如果是个人，他的行为就不可能是绝对的恶，如果一个人只剩下罪恶，那么这个人已经丧失了人格，失去了与人类对话的权利，这样的存在，只有把其归结为畜牲。
所以，那种因为某物有恶的一面，便忽略其巨大的善的功能，进而将其消灭，这就是他们自己批评的“形而上学”；同样，那种因为出身贫寒而受过欺负，就以为一定根红苗正品性优良的说法，不过是愚民与骗人的把戏罢了。
……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梁启超就来到了蒙阴。
徐烈没有第一时间出面，而是让蒙阴特区负责外联的工商局长吕祥先接待着。
但是，梁启超很急，见只是一个连秀才身份都没有的商人负责接待他，顿时就发起火来，说蒙阴不过是一群土匪，连起码的礼貌规格都不懂。
只是，今天的吕祥已经学到了徐烈从原时空带来的很多理念，所以吕祥在对面梁启超的发火时，态度非常好：“梁大人，你觉得你身份很高，但你知道我接待你这半天的损失么？”
“什么损失？”梁启超问。而梁启超只要发问，就掉进了吕祥的陷阱。
“我接待你这半天，本来可与来自江南的三家商行签订贸易合同，而我的这种工作，每天可给蒙阴特区带来一万两白银的收入；蒙阴特区拿到这一万两白银的收入后，其中有三分之一，会立即进入社会救急程序，如果按每人每月三钱银子的生活开支算，我这半天的工作，就可让一万人在一个月内不会被饿死。
梁大人，你耽搁我这半天，等于是至少有一万人会饿一个月的肚子呢，不知梁大人想没想过，你这一发火，会害死多少已经断炊的贫困人家？”
“你……胡说八道，强辞夺理！”梁启超自然不会认同吕祥的观点。
“梁大人，我强辞夺理。那我再问你，你每天吃饭么？”
“那又怎样？”梁启超的声音很小，似乎他又觉得吕祥要对他进行“说教”。
“你要吃饭就好。你知道你每天消耗的粮食、蔬菜、肉类是从哪儿来的吗？”
“我拿钱买的？”
“好，那你的钱是哪儿来的呢？”
“朝廷发的。”
“朝廷的钱又是从哪儿来的呢？”
“……”这个道理，梁启超自然懂，但他知道，这个极其浅显的常识问题，他平时想得太少。
“所以，我们的一切，都离不开民众，民众就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孟子曾说，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唐太宗也比喻过，民为水，官为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梁大人，你是做大事的，你对你的大清了解多少？它有多少人处于衣不遮体，食不裹腹的状态？它有多少人流离失所？每天有多少人卖儿卖女，受恶霸欺压？在民众受苦受难的时候，你们这些高高在上的官老爷又在哪里？”
“你们这是要造反！”梁启超突然想明白了，这些人，真的要造反啊，因为这个吕祥满口都是大逆不道之言。
“呵呵，造反？我们徐司令可说了，就大清这个样子，还有造反的必要么？即便我们不反，清廷也坚持不了几天了！”
“你胡说！”梁启超真的急了，因为他也走过一些地方，见过很多持不同/政/见者，但从来没有一个人的话，如此直白、大胆、诛心！
“当然，我们徐司令也说了，梁大人还是忧国忧民的，所以在力推光绪改革！只是，�